华杉版资治通鉴【1529】礼乐治国论。2022-04-14

14、

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梁和南陈的音乐太多吴、楚之音，北周、北齐的音乐又夹杂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再参考以古代的音乐，制作《唐雅乐》，一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皇帝下诏，命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六月十一日，祖孝孙等上奏新乐。皇上说：“礼乐，是圣人顺应人性以推行教育的一种手段，国家兴隆和衰败，跟这有什么关系吗？”御史大夫杜淹说：“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路上的人听到都悲泣，怎么能说治国的兴衰不在音乐呢！”皇上说：“不对。音乐能感染人，所以快乐的人听到就高兴，忧虑的人听到就悲伤，悲喜在人心，并非是由于音乐。国家将亡之时，人民必定愁苦，所以闻乐而悲。如今这两首曲子都还在，朕为你们演奏一次，你们听一听，看看自己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里孔子的话：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这些礼器吗？乐啊！乐啊！难道就是钟鼓这些乐器吗？）音乐确实是在于人和，不在声音。”

司马光曰：

臣听说，垂（古代工匠的名字）能仅靠目视，就能制定方圆，心中测度，就能知道曲直，但是，这心法不能教会别人，能教人的，必须是靠规矩，靠一定的标准、方法和工具。圣人能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但是也不能教会别人，要教人，必须是靠礼乐而已。礼，是圣人所践行的；乐，是圣人所喜悦的。圣人践行中正之道，而喜爱和平，又想要与四海之人共享，百世传承，于是制作礼乐。所以，工人遵照垂之规矩法则，用工具是实施，这也是垂的功劳；王者执五帝、三王的礼乐而施之于世，这也是五帝、三王之治。五帝、三王，已经离开人世很久了，后人看见他们制定的礼，就知道他们所践行的道；听到他们的音乐，就知道他们的喜悦，这就好像他们还活在人间一样，这不就是礼乐之功吗？

礼乐有本（根本）、有文（形式），中和是本；声容是末；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扩散到乡里比邻，远达于诸侯，流传于四海，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无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教化风行，凤凰来仪。如果没有其本，而徒有其末，遵守一天，而荒废百日，要想移风易俗，那也就难了。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颂祥瑞，并非音乐不美，但仍然免不了要下《轮台罪己诏》。王莽设置“羲和”为乐官，考证音律，并非音乐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司马光）制造横笛，调节钟、罄，音乐并非不详，也不能消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并非音阶不准，不能免台城之辱。所以，就算舜的韶乐、大禹的夏乐、商汤的濩约、周武王的武乐，都还留存于世，如果他的德不足以与之相称，那就连一个匹夫都不能感化，更何况四海之人呢！就像拿着垂制定的规矩，但没有工具和木材，坐等着大功告成，终将不可得。何况北齐、南陈那样的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宫庭，怎能改变一世之哀乐呢！而唐太宗唐突的说治国之兴衰隆和音乐没有关系，他说话怎么如此轻率，而且如此非议圣人！

礼并不只是威仪，但是，没有威仪，礼就无法推行。乐并不只是声音，但是，没有声音，乐就无法演奏。比如那山，握起一把土，一块石头，说它是“山”，那当然不可以，但如果把所有的土和石都拿走，山就不在了！所以说：“无本不立，无文不行。”为什么说现在演奏齐、陈之音也不会悲伤，就说音乐无益于治乱，那跟看见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就轻视泰山，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像他说的那样，那五帝、三王之乐都是妄作了。”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孔子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闭口不言。”太宗不懂得闭嘴）可惜啊！

华杉曰：

李世民不懂音乐和治国的关系，杜淹答非所问，魏徵又附和李世民，把司马光惹急了，资治通鉴，可不能让他们的话误导现在的皇帝啊！所以司马光长篇大论，因为实在也是对李世民的轻率言论痛心疾首。

音乐的问题，我们在“秦王破阵乐”时有所讨论，这里再补充一下，儒家思想，是礼乐治国，礼，是规矩，是次序，是理性，是硬的；乐，是调和，是情绪，是软的。礼乐治国，就是软硬兼施。理性制定规矩，情绪让行为自发到位。军队需要军歌，行军唱着歌走，就不累；国家需要国歌，凝聚一国之精神；时代还有时代之歌，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超越政治的，是民族的。建国之后的乐，是《东方红》；改革开放的乐，是《春天的故事》。乐的价值，古今中外，全世界都懂得。所以，李世民的话就太轻率了。

司马光说圣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这是引用《中庸》的话，不用勉强自己，不用思考，就能事事都处置恰当。这里的“中”和“得”，主要是指应事接物待人，因为心中至诚，无私无碍，所以能中能得。至于垂能靠目测心算就把握方圆曲直，但是要制定出规矩方法才能教人，这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思想：

人通过感觉产生记忆并积累经验，经验通过总结推广形成技术，经验是个别的具体的知识，而技术是更抽象普遍的知识，技术由经验得来并高于经验。经验高于感知，技术高于经验，无为的技术高于有为的技术，抽象理论高于实际技术。智慧是关于抽象、普遍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有智慧的人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垂的目测心算能力，来源于他的感觉和经验的积累，但只有变成技术，才能传授和传承。

15、

六月十三日，皇上对侍臣说：“朕观看《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也知道肯定尧、舜，而否定桀、纣，但是他的行事为何相反呢！”魏徵回答：“人君虽然是圣哲，但还是应当虚心无我，以接受别人，所以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隋炀帝仗恃自己的才能，骄矜自用，所以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还不自知，以至覆亡。”皇上说：“前事不远，后事之师！”

16、

京畿内有蝗虫。六月十六日，皇上到御花园，看见蝗虫，抓了几只，祈祷说：“民以谷为命，而你却把粮食吃掉，我宁愿你吃我的肺肠。”举手要吞吃蝗虫，左右进谏说：“这恶物吃下去怕生病。”皇上说：“朕为民受灾，不怕生病！”于是吞下。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

17、

皇上说：“朕每次临朝，要说一句话，未尝不三思。恐怕给人民带来祸害，所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臣的职责在记录皇上的言论，陛下的话如果说错了，臣记录下来，岂只是有害于今世，恐怕也被后人讥笑。”皇上喜悦，赏赐给他绸缎二百段。

华杉曰：

李世民能有这份心，真是仁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而领导人有两种，一种是愿意克制自己的偏好的，一种是事事都要满足自己偏好的。皇帝每句话都是圣旨，如果事事都发表意见，则一切都按你的偏好来了。偏好必有偏颇，所以，不是非要你管不可的事情，能不发表意见，就不发表意见，让臣下自己去做，不必事事都自己满意。

杜正伦说，皇帝说错的话，不仅有害于今世，也让后人讥笑。前面李世民论音乐的话就是了。

18、

皇上说：“梁武帝君臣，成天谈论苦空（佛教修行，苦行空寂），侯景之乱，百官连马都不会骑。梁元帝（萧绎）被北周军队包围，他还在给大家讲《老子》，百官穿着军服听课。这都深足以为戒。朕所喜好的，唯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他们的思想对于我来说，就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一刻也不能离开。”

19、

皇帝认为，辰州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故人，特别受隋炀帝宠任，却亲自做弑逆之事，虽然时移事变，又已经颁布过几次大赦令，侥幸逃脱灭族惩罚，但不能让他再做官治理百姓，于是下诏将他除名，流放驩（huan）州。裴虔通常说自己“亲手铲除隋室，开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怨望之色。等到被贬，怨愤而死。

20、

秋，七月，皇帝下诏，宇文化及的党羽，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前隋朝武牙郎将元礼全部除名，流放边疆。

21、

皇上对侍臣说：“古话说：‘赦令，是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年两次大赦，好人都不敢开口说话了。’养杂草，就害了庄稼，赦免有罪的人，就害了良民，所以朕即位以来，不愿意经常搞大赦，就是怕小人仗恃会有赦令而犯率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