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祖弘忍把佛祖的心法和代表禅宗祖位的袈裟，传给了六祖惠能；这在中国禅宗史上，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惠能于此后，开创了南派禅宗；后世有人诗咏这件大事:
“五百僧中选一人，本来无物便相亲。
夜传衣钵曹溪去，铁树开花二月春。”
“黄梅席上数如麻，句里呈机事可嗟。
直是本来无一物，青天白日被云遮。”
第一首诗，说弘忍选了一位并未正式出家的文盲作继承人，就象铁树开花一样稀奇；第二首诗说，尽管弘忍座下禅僧众多，却只有惠能作的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含有禅机，其余的人都是碌碌无为，令人嗟叹。
宗宝编辑的《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上，有这样的记述: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缘，流布将来，无令断绝。’”
“祖(指弘忍)复曰:‘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知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弘忍可以传法给惠能，却无力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不得不让他于得法之后，连夜逃走。
若不即刻逃走，就有被谋害的危险，则当时佛教内部，也包括了禅宗，那种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程度上是何等激烈；面对不肖子孙的这种争斗局面，弘忍即便是作为祖师，竟也会无可奈何！
弘忍亲送惠能于夜色中逃走以后，自此不再上堂；众人很觉奇怪，又发现不见惠能，便相互询问、推测。
弘忍对大家说:
“我已传法衣，你们别打探了。”
众人问:
“究竟是谁得了法衣？”
五祖弘忍答:
“能者得。”
于是，一批人便相约追踪；经过两个多月的搜索，终于在大庾岭上，追近了惠能。
众僧中有个叫惠明的，做过将军；他身强足捷，最先追上来。
惠能躲藏到树林里；惠明大声喊话:
“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
惠能便走了出来，对他说:
“你既然是为法而来，现在屏息诸缘，不生一念，我为你说。”
达摩祖师的禅法就是，“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本来惠能讲究顿悟，无须渐渐息心而再进入悟境，但因惠明是武人出身，杀夺心强，杂念难以平息，故而先要让他自净其意。
良久，惠能又说:
“不思善，不思恶；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本来无一物”的本心，亦即是能够超越现象界的本心。
善与恶，代表相对的认知；它可以指任何东西，例如黑与白、是与非、真与伪、美与丑等，却都是现象界里的事儿。
惠能教他“不思善，不思恶”，即是要断除对于“为衣钵”、“为佛法”，以及一切相对的思考分别的心境，这样一来，“本来面目”就会呈现；禅宗的“见性”，就是以“不思善、不思恶”作为起点。
“本来面目”就是“自性”、“佛性”；认识或回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与否，只有自己才能知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听罢惠能的话，惠明当下便大悟了；他下山来，说山上不见一个人影，而且崎岖难行，而使得众人散去。
惠明，在敦煌本坛经里，也写作惠顺，江西鄱阳人；日人柳田圣山著《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认为“惠明求法”这一段，是惠能的弟子神会所杜撰，但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又列举详细的文献，否定了柳氏的主张。
无论事实究竟如何，象惠明这样的禅僧，才算是个明白人；因为衣钵只是传法的信物，出家人的目的，应当在于求取佛法。
惠能最初见到五祖弘忍之时，他就这样说的:
“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余物”也包括了达摩传下来的这件袈裟；关于这件袈裟，还有种种的传闻。
武则天曾派遣宦官薜简前往曹溪，去迎请六祖惠能到京城，但他婉辞不去，说自己“久处山林，年迈风疾”；于是，武则天向六祖要达磨的衣钵，以便瞻仰和供养，六祖只好把它交了出来。
据北宋赞宁所撰《宋唐僧传》卷八的记述，武则天也赐还了袈裟一件、食钵一口、编珠织成经巾、绿质红晕花锦巾、绢500匹等，以充供养；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又敕令韶州整修惠能所居寺院的佛殿和方丈室。
武则天召惠能进京，据说是由于他的同门师兄神秀禅师的极力推荐；那么，六祖为什么不肯应诏呢？其实，这是大智慧的一个表现。
神秀大师当时在朝庭官员的眼目中，威望很高，是“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无论学问、相貌、口辩，他都比六祖强得多，虽说神秀大师对这个师弟，评价也是很高。
他这样说惠能，得到了“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他还讲到:
“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
但神秀的许多徒弟，还是瞧不起不识字的惠能；他们总是自夸门户，抬高老师也就是抬高自己。
假如惠能到了洛阳，“徒侣竞起爱憎”，那可是不能避免的，他们早就剑拔弩张了；六祖尚在广东之时，北宗弟子就敢多次来找他麻烦，甚至于还派人行刺呢。
对于禅法高下的一些争端，惠能说得好:
“法本一宗，人有南北。”
惠能本人反对“南顿北渐”的说法；他认为，都是一个法，也都是五祖的传人。
但“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人的根性有利有钝，“故名顿渐”；钝根人宜于渐修之道，而利根人却能顿悟顿修、直入佛地。
至于那件标志得法的袈裟，据说后来落到了智诜的手里。
有一次，武则天向五祖的几大弟子问一件事，“你们还有没有欲念”。
神秀、老安等都说没有，只有智诜答道，“生则有欲，死则无欲”；武则天认为他很老实，便把袈裟赐给了他。
依据敦煌发现的《历代法宝记》上说，达摩的衣钵，在四川智诜一系中传了许多代，现今或许还在四川呢；智诜原是在四川资州德纯寺里、教授禅法的。
但也有史料记载，达摩的袈裟并没有被武则天送人，而是留在宫内；后来，唐德宗梦见六祖向他索回袈裟，就送回曹溪了。
宗宝本《坛经》，也没有谈到袈裟被武则天要去；却是说，六祖把它送给了塑像大师方辩。
真相到底如何？其实也不必认真的；因为达摩用以证明传法的袈裟，毕竟只是一件袈裟而已，并不内含禅宗心法。
况且，六祖惠能对于这件架裟、带给接法者的祸患，是深有感触的；他一直牢记弘忍的嘱咐，决定此后只传法，不传衣钵。
据《五灯会元·青原行思》记载，惠能告诉行思，前代祖师，衣法同时传付，以法来印心，以衣表信；但“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竞心多”。
故而，他又说:
“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
——嘱咐行思，以后只可将心法传付弟子，令其弘化一方。
“吾今得人，何患不信？”
——只要能够得到真正的传人，用不着担心被人信服与否。
衣钵相传，作为禅宗传法的标志，在禅宗史上流传了很多年；而从六祖惠能以后、“五家七宗”的传法，一直只传心法而不传先师的衣钵，断绝了由衣钵所引发的争端。
惠能并将一代只传法一人的原先规则，改为可以传付多人。
到了明代，禅宗祖师在传法给嗣法弟子的同时，还普遍采用付于法卷的形式；一般是在黄绫上，先写上“正法眼藏、佛祖源法”八个大字。
正文，则写上释迦牟尼佛灵山拈花、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始为西天初祖，以及从初祖至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而至惠能六祖的“一花开五叶”等；按五宗各宗的祖师传承顺序而写，如传临济第几代等。
接着，再写上法偈一首、某某禅人善自护持、佛历岁次等；盖上寺院及传法师父的印章。
法卷的推行，意在作为得法的一个凭证，起到了推动禅宗发展的作用；然而，于民国时期，太虚大师却痛切地指出:
寺庙到了清末民初，原来的十方丛林制度，已经徒存形式；天下寺庙承袭其宗派，往往恪守其宗，固守其业。
禅宗的传承方式，也仍由其前任住持僧，以法卷写明历代传承，开堂受戒，授予弟子，称为“法徒”；这样一来，就逐渐形成了传法和寺院相依附、寺院财产师徒授受，使得禅寺弊端丛生。
太虚大师认为，中国僧寺的家族制传承、寺产私有，是佛教衰亡的一大病根；“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之佛教乃可重振”。
随着时日的推移，佛教的分化为各宗各派，是不可以避免的；然而由传承制度伴随而来的、寺产师徒授受的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如何民主管理寺院的问题，却又是确实值得思考、讨论的；禅寺制度及其一些弊端的改革，应该还有许多事要做。
但写至文尾之时，我忽又想起了英国学者哈耶克说过的一句话:
“在过去两千年的宗教创始人中，有许多是反对财产和家庭的。但是，只有那些赞成财产和家庭的宗教延续了下来。”
幸好哈耶克是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似乎不是一个研究宗教问题的专家；但他的所说，如果是一条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规律，那么，太虚大师要改革禅寺制度的设想，恐怕会在实践中遇到更多的麻烦。
可我又这样想:
禅宗是赞成俗人拥有个人财产和家庭的；而禅僧呢？
难道出家是为了得到“达摩的袈裟”，而不是禅宗的心法？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比得到佛法，更加重要的呢？
(注:
达摩所传的所谓“衣钵”，其实只是一件木棉袈裟；诗文中常会出现“衣钵”之字，应是出于行文的习惯。
2019.8.6，写于宁波、翠柏西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