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二）

在历史文献中，档案至关重要，法国大革命改变了对过去文献的保存方式，数量巨大的各种文件成为了重要的国家遗产，1790年制宪议会创立了国家档案馆和各省的档案馆，档案观念自此形成。议会立法通过了对于各个地区保存档案的权状，对于那些分类进程缓慢，有争议的处理方式进行规范和改革。

对于一些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和艺术品也将它们从大革命之前的私人收藏者，变成了逐渐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早在1770年教皇庇护六世，在罗马建立了欧洲的第一座大博物馆，对于艺术文化的传承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以后，在1793年8月10号，也就是君主制被推翻一周年的纪念日上，法兰西博物馆也颇有象征意义的，在卢浮宫举行了开馆典礼。博物馆将保存艺术品这一国家财富作为己任，并且也将它视为所有国民的财富。

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新的视角，“那时太阳在大地上将只照耀自由的人，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主人”，人类的进步观念成为了势不可挡的动力，历史教育方案也在法国革命期间产生，而且它不再是人文科学的辅助，而是有着自己的思考与组织概念，并且通过实践形成了全新的价值体系。

19世纪的史学家们仔细考察了大革命的历史撰写了融合新旧法国的历史篇章。虽然对于大革命本身人们充满了质疑和讨论，无论是否被接受它都已经彻底改变了法兰西。其实政治不稳定并不完全属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8世纪末许多史学家已经关注到帝国崛起王朝崩溃的一些革命运动，共和体制昙花一现的结果让他们重新考量这些革命的进程，并且试图找到阻碍共和制度的顽固原因。

撰写法国史试图理解政治局势中的各种复杂变化非常重要。然而很多时候是被断断续续的分割记录，甚至有意识的强调某些事件的影响力。有些历史学者还意识到，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惰性都有可能影响其结果的准确性。在影响19世纪史学的众多作者中，奥古斯丁·梯也里和弗朗索瓦·基佐尤其体现了那些与历史写作有关的争论。

在第一帝国崩溃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代人书写历史时显而易见地带着很大的倾向性。奥古斯丁·梯也里非常直言不讳的承认，他一心渴望能为立宪君主派的观点胜利作出贡献，所以在书写过程中始终在寻找与之政治信仰相关的证据和理由。事实上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热情的投身于这项事业中，本来就带着强烈的主观性。作为一个小资产家庭出身的学者，他的思想具有局限性显而易见。

当一位历史学家研究介入现实的时候，要做到客观公允可能是一件难度非常高的事。无论是出于思想观念还是自身利益，有所偏颇在所难免。这也提醒读者历史需要尽量理性的阅读，以及更多的自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