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理论的基础之二：依恋、沟通和陌生情境实验（1）（MARY AINSWORTH）

Mary Ainsworth:依恋、沟通和“陌生情境实验”

Ainsworth是多伦多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及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临床诊断师，她曾和那个时代的罗夏墨迹测试领域的领军人物Bruno Klopfer 合作著书。她1950年结婚后，和丈夫迁居伦教。同年年底。她回应了Bowlby在《泰略士报》上登出的招聘广告，那个广告在寻找研究儿童早期与母亲分离遗成的心理影响的研究人员。就此，他们开始了近40年的一种互惠影响的合作。在这期间，Ainsworth 最初接受的任务，是以实证研究来检脸Boslby的假设。她的调查——起初是在乌干达， 后来是在美国的Baltimore——转变了依态理论和研究。

Ainswort的研究结果明确肯定了很多Bowlby的想法，同时她也有自已独立的研究贡献，对依恋概念的发展有绝对重要的影响。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她发现先天的、生物驱动的依恋系统实际上是具有可塑性的——此外， 个体依恋行为在品质上的差异与照看者的行为差异有关(Grossman. 1995) 。 这个发现促成了对婴儿期和成人期依恋风格的分类，这也是依恋理论带给心理治疗的核心部分。

Ainsworth也初步辨认出最可能产生安全型依恋的父母-儿童之间的互动类型，另一方面，也辨认出不同类型的不安全依恋。她意识到，安全或不安全的关键，是在于婴儿和照看者之间的沟通模式。

此外，是Ainsworth明确了“安全基地"概念，并且她在拓展依恋研究范围方面也扮演了关键角色，依恋研究从原先只专注亲近性扩展到其他方面，比如儿童对照看者的预期的影响——这些预期最终会凝结在被Bowlby冠名为“内部工作模型”的心理地图或表征中。

Ainsworth 最后的贡献——以她的名字命名——这项贡献几乎成为依恋研究的代名词: Ainsworth陌生情境实验(the Ainsworth Strange Situation).这项实验程序最早于1964年在Baltimore设计并开展，用来研究婴儿-父母关系，这项实验引起了依恋研究的热潮，使得依恋理论成为当代发展心理学的显学。

Ainsworth在乌干达

Ainsworth的研究之旅到了形成陌生情境实验时达到顶峰，而这一历程是在10年前开始的，那时Ainsworth与丈夫又一次移居，这一次是迁居到乌干达。当时Ainsworth已经和Bowlby对创伤性分离的影响研究了三半的时间，和Bowlby一样，她逐渐相信“发展偏差”的研究不足以完全理解依恋的正常发展(Marvin和Britner, 1999)。因此，在乌干达首都Kampala定居后不久，她首次对婴儿与母亲的互动进行了最自然的、纵向的研究。Ainsworth用9个月的时间，对26个还没断奶的婴儿家庭进行观察。她对每个家庭每隔两周观察2个小时，所收集到的数据开始回答有关依恋个体发生学的基础问题:什么标志着依恋纽带的“孕育”，什么信号说明依恋“诞生”了?什么有助于形成安全型依恋，什么则会损害其形成?

这些研究资料(Ainsworth. 1967) 表明，依恋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最初婴儿无法分辨母亲与其他人，后来被取代为对母亲产生明显的偏爱——在6到9个月之间——对母亲的偏爱此时固化为强有力的纽带。依恋本身得以固化的过程，体现在婴儿觉得困扰或受惊吓时逃向母亲的行为(还包括其他行为)中，他们将母亲作为安全基地使用，从这个基地出发去探索，而且和母亲重聚时能主动地靠近她。Ainsworth 的记录表明，婴儿们有相同的发展轨迹，这为Bowlby的理论提供了确凿的实证支持。但是实际上，让她最为着迷的是婴儿之间的发展差异性(而不是共性)。尽管大部分的婴儿都能准确无误地建立起依恋，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婴儿无法接受母亲的安慰，并且很难去探索外部世界，还有更小的部分婴儿几乎完全设有表现出任何依恋的迹象。Ainsworth提出一一个理论， 即这些预期之外的依恋的变异表现，反映出婴儿所体验到的照看具有本质的不同。尽管从母亲那里得到最多的照料和关注的婴儿，通常也是最安全的，但是有一些惊人的例外，使得Ainsworth相信在养育照看方面，量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照看的质。根据对母亲们的访谈资料，Ainsworth提出一个试探性的结论:母亲对婴儿发出的信号的敏感程度是最重要的。她还发现，在婴儿的依恋安全性和母亲哺乳的愉悦程度之间有正相关联系(Bretherton, 1995 Marvin和Britmer, 199。后者这一研究发现支持了Bowlby的早期假设(BowIby, 1951)， 即健康的发展依赖于双方在依恋关系中的愉悦程度。尽管在乌干达，Ainsworth 最终也没能详细说明哪些类型的抚养行为有利于发展出安全型依恋，哪些则不利于发展出安全型依恋，但是她初步鉴定出母亲根据婴儿需要而调谐的抚养行为和依恋之间可能有联系，这为8年后她在Baltimore的发现埋下了伏笔，在那里，她再次开展并明显改良了在乌干达所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