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气溢门楣，
如何惨杀戮。
惟欲家人欢，
那管畜生哭。
——弘一大师
中国素食文化发展脉络13 民国时期
“夫素食为延年益寿之妙术，已为今日科学家、卫生家、生理学家、医学家所共认矣，而中国人之素食，尤为适宜。”
——国父 孙中山《行易知难》
“人类谋生的方法进步之后，才知道吃植物，中国是文化很老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多是吃植物，至于野蛮人多是吃动物。”
——国父 孙中山《民生主义》
提到孙中山先生，我们首先想到他是民族英雄，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其实他还是一名素食领导者。对于素食，孙先生是极力提倡和推崇的，并有其自己独特的素食观，而且在他的全部遗教中，每每谈到饮食问题，基本都会盛赞素食的益处。
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的《建国方略》中构想了未来中国的蓝图，第一章中就表示：“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
所以对孙先生而言, 素食可以成为新中国的主流饮食习惯： “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又中国人口之繁昌，与乎中国人拒疾疫之力常大者，亦未尝非饮食之暗合卫生有以致之也……” ，“西人之倡素食者,本于科学卫生之知识，以求延年益寿之功夫。然其素食之品无中国之美备，其调味之方无中国之精巧，故其热心素食家多有太过于菜蔬之食，而致滋养料之不足，反致伤生者。如此，则素食之风断难普遍全国也。故中国全国皆素食，已习惯为常，而不待学者之提倡矣……”。
简而言之，中国人虽然没有西方人关于卫生知识、蛋白质和营养等概念，但是几千年来的素食习惯却是十分合理的。孙中山举此例来论述“知难行易”，即中国人虽在很多方面缺乏科学知识，但实际行为其实是符合科学与国情的。孙中山无疑把素食提升到了建构国家的层面，特别是把大豆、豆腐等食品看成代表中国文化与民族的食物。
之前在中国素食文化发展的三位关键人物中的《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的素食皇帝》里提到过：中华民族的创始人兼CEO——炎帝神农氏，是素食行业的祖师爷；历史转折时期的悲剧人物——淮南王刘安，是中国豆腐的创始人，使得素食丰富和多样化；在位近半个世纪，大力提倡佛教的素食皇帝——梁武帝萧衍，是将素食提升到国家建设层面的。而孙中山先生，则不愧为是革命家，不光革了封建王朝的命，还革了传统素食的命，他也将素食提升到了国家建设层面，还重新定位了新中国的主流饮食习惯。这一点是完全不同于梁武帝将素食在宗教基础上进行的国家建设。
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人们是崇尚朴素自然的，所以以“素食”为尚。到了民国时期，在孙先生新观念的领导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素食运动”。
素食运动的兴起自然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厉行节约之风相合；
二是与当时国人“健康”与“美”的观念较为一致；
三是受到传统佛教文化和西方社会素食之风的双重影响。
就素食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一些观点而论，素食运动在当时的推广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于当时国人渡过难关、养成克俭之风有所助益，也是中国健康与营养观念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反映。
1922年的一天，杭州城隍山常寂寺维均法师的弟子赵云韶来到上海，在上海的北京路、贵州路口开设了素食馆，取佛经“积功德成林，普及大地”之意，命名为“功德林”。这是素食在现代商品化的正式开始。
“功德林”餐馆作为带来身份地位象征的公共场所，非常有效地推动了素食。其在成立之初有三个目标：首先是赚钱，其次是推动素食，最后才是弘扬佛法。当时的报章杂志上记载过很多到功德林吃饭的人，并不见得都是信佛之人，有很多时尚的人如：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郑振铎、泰戈尔、佐藤春夫等都曾在此聚餐。由此可见，功德林已经成为上流文人雅士交际的地方。
总结：不论是“素食中国”，还是“中国素食”，民国早期“素食主义”的人是承接了明清文人养生的传统。对孙中山先生、伍廷芳和李石曾这些人而言，素食反映了他们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时，大豆和豆腐又象征着中国文化。
而当时对中国未来要发展成什么样的国家，人民应该吃什么，农业应该怎么发展，才是符合中国未来发展蓝图的，这是重要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素食被认为是可以配合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国民饮食习惯，同时又具有“时尚”的生活元素，才得以在摩登的上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这一切，与革命家和素食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分不开的。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素食中国在民国时期的两个意义》作者梁其姿
图片来源：
头条正版图片及网络
一道素，了心堂
祈愿：素康达天下，天下皆素康
素，不仅是一种饮食习惯和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素，改变命运，改变世界！
笔者：一道素，本名王海宇
一个弃荤茹素的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