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正元:天然政治论

段正元:天然政治论

1、中华旧有道德之真义

    近代历史政治学派,解剖国家政治问题,必以国性民情为根据。盖一人有一人之生活习惯。一国有一国之风土人情,因其历史的习惯而顺应之、利导之、改进之则费力少而成功多。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王之道”,实早开历史学派之先声。我中华的历史文明,远在四千年以上,虽国体政体时有变更,而人民犹是唐虞三代优秀之遗民,仍是富于道德思想之国性民情。故道德二字,实为世界开化最早的中华文化之代名词。故了解中华文化之根源,不可不彻底了解旧有道德之真义。真义维何?弃假归真,去腐生新,其真道德的光辉,可分十项证明之。 

(一)、中华旧有道德是积极而非消极的

    自来僧道清净,隐士放逸,人以为道德高尚,而不知此乃中华道德之下乘。非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真实道德也。况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者,于个人需引以为大戒。“禹思天下有溺,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犹己饥之,是以如是其急。”可以观古道矣。

(二)、中华旧有道德是文明而非腐败的

    尧舜垂裳而治,焕乎其有文章。大易革卦精神,吉在文明以说。盖谓革命事业, 正以炳文蔚文耳。当今社会腐败,不堪言状,正因旧有的道德文明退化所致,非旧有道德原来之腐败也。

真道德是光华灿烂,正大光明之结晶,全无一点腐败黑暗污秽颓唐之气习。禹 曰“文命敷于四海”。周称“郁郁乎文”。此之谓也。

(三)、中华旧有道德是权宜而非迂阔的

    例如,孝有大孝、中孝、小孝之分。仁有去之、为奴、谏死之异,世俗所传: “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之说,乃理学之迂阔也。况乎尧舜传贤,禹则传子,唐虞揖让,汤武征诛,形迹大有不同,变通惟其尽利。故真道德 是执两而用中,宜民而宜人,不但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实可以平天下, 造大同而有余。

(四)、中华旧有道德是平等而无阶级的

    例如,父子有亲,即父子之道。君臣有义,即君臣之道。夫妇有别,即夫妇之 道。长幼有序,即长幼之道。朋友有信,即朋友之道。推之贫而有乐,贫可与富平 等。富而好礼,富可与贫平等。况乎“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何有贫富阶级斗争之言。故真道德,是使人人各称其量,各 如其分,各得其所之大平等,真平等。岂是矫柔造作之为平等所能仿佛其万一哉。

(五)、中华旧有道德是自由而非束缚的

    中国国家社会以及一切交接往来,悉归纳于礼让范围中,亦即归于自由范围中。 秦汉后之暴君污吏,以礼教为专横作伪之护符。然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 道斯为美”,固斯世斯民所共由。不过有文有节,中矩中规,示人以自由正轨,不 令其流为骄奢淫逸狂乱恣肆败度贬礼耳。故真道德是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换言之,个人之自由,应以不妨碍他人之自由为界,斯为大自由,真自由。 

如此,全世界人人得其安乐,个个自在逍遥,无入而不自得焉。 

(六)、中华旧有道德是健全而非贫弱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是以唐虞三代之休明,无不是家给人足,大畏小怀景象。清末内政不修,百度废弛,日蹙百里,盖有由来。非真道德不足以兴国也。故真道德是富国强种,扬烈觐光之根本。洪范备陈五福,春秋褒美,攘夷,其义可证知矣。

(七)、中华旧有道德是极乐而非苦恼的

    中国古大圣人,无论立政立教,无一不是导人于老安少怀,贤亲乐利境界。只因大道既隐,教化不兴,放僻邪侈之风愈炽。于是,有愤世嫉俗,刻苦自励之宗教出焉。此乃补偏救弊之清凉剂,究非平平荡荡,熙熙 之王道。故真道德是与人同乐之天然性量。“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诗人所以永歌乐土也。

(八)、中华旧有道德是普遍而非偏枯的

    近代西人乐利主义,有以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为标准者,遂开多数表决之端。究不免有遗漏偏枯之弊。而中国古大圣人之心量,如有“一夫不获”,则曰:“是予之辜”。推而至于草木。亦必令各得其所,咸遂其生,何况于人。故真道德,是天理人情之所同然,一人可行,万人可推;一方可行,万方可推;一时可行,万世可推;为真正的全民政治之模范。

(九)、中华旧有道德是圆满而非缺陷的

    于人类,主张富寿康宁。于社会,则主张相亲、相爱、相友、相助、相扶持,而以争夺相杀为患。于夫妇,主张久恒。于朋友主张久敬。总期四面八方皆收美满之结果。既极之一物之用,亦必以当时当礼为径,而以暴殄戕贼为戒。所谓并行并育,不悖不害,乃中国真道德之真精神。

(十)、中华旧有道德是真实而非虚文的

    历来圣贤学问与事业,无一不是行有余力,然后发为文章,垂为典则,并非徒托空言。自汉儒训诂,所学非所用。宋儒理学,所言非所行。儒术空疏遂为世人所诟病,降至科举,文章取士,只要说得有理,不问品行才干如何,道德之实行实德扫地以尽。此为贪官污吏之所由来,土豪劣绅之所从出也。要知真道德必言行合一,而敏于事、慎于言、推之全国实行之,自可风清俗美,民安物阜矣。

2、中华旧有道德乃世界最高无上之文化

    现世界文化可分东西两大流派。中国乃东方文化之代表,盖以儒释道三教,悉于中华大地发其光华。试看中西文化之区别即可知矣。如中国历准太阴,西国历用太阳。中国文字直行,自右而左。西国文字横行,自左而右。其他种种难以详述。仅就思想界言之,西人富于科学思想,故能发明形下之器,增进人类物质文明。华人富于道学思想,(注意,非专指道教而言,或统以哲学名词包括之,而不知哲学乃后天所求之学问,道学乃先天发皇之实德,二者有天渊之别。)故能阐明形上之道,增进人类精神文明。换言之,即增进人类道德文明。物质文明增进,可以助长人类肉体的幸福。道德文明的增进,可以助长人们精神之幸福,并可善用物质完美肉体与灵魂的幸福。若物质的文明愈发达,而无道德文明以范围之,则社会上一方面愈文明,他方面愈黑暗。欧美工商竞争,贫富悬殊。侦探强盗,俱有绝技。皆物质文明发达之结果。若道德文明愈发达,再利用物质文明以推展之,则地球上立成大同世界,极乐世界。

    尧曰:“光被四表,百姓昭明”,周称“郁郁乎文,永清四海”,皆道德文明发达之前征。而今不见其盛轨者,三代后大道既隐,暴君污吏迭出。肆其凶残,人民救死且不暇,何有道德文化,此正中华不幸之退堕,国民无上之耻辱,非道德文化本身之过咎也。

其实,中华物质文明并不比西方国家落后。且看三皇五帝之利器尚象、宫室器用以兴,周公制礼乐,造明堂,文物衣冠并盛,即说明中华物质文明开发最早而最美备。由今六百年前,就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游历,并著书记下了中国当时文明,工商艺术之进步,西人尤惊为未有。只因道德堕落,物质文明亦随之沮丧,不如西人之愈研愈精。然而,道德文化之真精神,则固犹遗存酝酿于国民脑海之中,故犹为优秀盛大之民族,温厚和平之民情。若本我国道德文化之精神,利用西人物质文明之实际,则益显人类进化之光辉。

欧战以后,西方好学深思之士,对单纯物质之弊害已有所悟,深感东方文化之优秀,有以天下为公之特征。欲求得永久和平之幸福,必需发扬中华固有道德文化,以逐步走向大同,舍此而外,断无良策。

西方物质发皇之由来,征诸历史,实由日耳曼民族自强不羁之性格,融以希腊罗马精深之哲学,与耶稣基督博爱之教义,而后相摩相荡,相推相演,以至于斯。

要知道德文明乃物质文明之源泉。物质文明为道德文明之流溢。

以希腊哲学而言,相当于周秦时代之诸子百家,耶稣教义究不能摆脱简单拘束之宗教思想,于道德文明犹有偏而不全、美而未善之处。惟我四千多年开化最早之中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作述,皆是以道治国,以德化民。分而序之,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达道。体而行之,用智、仁、勇三达德。蕴之为内圣,格物、致和、诚意、正心。发之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纲纪人群,则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其维持社会,则尚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义。诚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无美不备,无用不周也。况乎佛说极乐世界,惟震旦阐大乘之光辉。耶说天国永生,自老子已泄长生之秘。中华大地,实集道德文化之大成。今物质文明,日新月盛,道德文明,犹酝酿未伸。则以物质犹枝叶,道德犹花萼。枝叶必当先茂,花萼然后盛开。物质文明实为道德文明之先驱,而道德文明乃完善物质文明之实用。

窃闻之,先知先觉者云:只要中国统一,实行真道德、真仁义政治,万邦自然协和,大同极乐世界,如示诸掌。

3、道德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之关系

在先天言,道德乃天地之元气。为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之根本。在后天言,道德乃人生之福气。为穷、通、夭、寿、富、贵、贫、贱之源头。故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凡个人之身心性命,以及家国天下,万事万物无一不在道德包孕之中。道德水准高的国家,必呈日月光华,国泰民安之景象。反之,刀兵水火,夭扎疾疫之灾,随之而起。以个人言,厚德所以载福,和气乃能致祥。反之,刻薄成家,理无久享。要知有道者兴,无道者灭。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乃天道人事之常经。

欲保全身心性命家国天下,得享人间幸福,必需按《大学》一书实行之。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一层有一层的次序。一事有一事的实功。既不是荒谬无稽,亦不是空谈无物。而物如何格,如何不格。知如何致,如何不致。意如何诚,如何不诚。心如何正,如何不正。身如何修,如何不修。家国天下,如何齐治平,如何不能齐治平,又分条叙述,反复说明。诚能躬而行之,实而践之,大用大效,小用小效。故《大学》一书实为古今中外道德之结晶。任何学说、任何教义,不能出其范围。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目,实为人类进化必由之正轨,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唯物论者以为,物质朽坏,万物都归无有。换言之,则认为人死,万事亦归无有,否认灵魂的存在。今科学证明,物质尚且不灭,而主宰人体之心灵,岂有有尽归消灭之理。若果主宰身体之心灵,随身体死亡而消灭,则人生数十寒暑,全无意义。为善为恶,俱是空忙。还说什么尧舜仁,桀纣暴,周公圣,王莽奸。就是羿善射,夏荡舟,不得其死然,也不过是一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亦仍是同归于尽。而禹平水土,稷教稼穑,文王日昃不暇,周公夜以继日,岂不尽是自寻苦恼。况如释迦佛本抱出世主义,不管世事。何以菩提树下顿开觉悟以后,反出来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岂不是无事自扰。盖物质有变坏,精神自长存。肉体有死亡,心灵无生灭。譬如薪炭有尽,火传无尽。是以伊古圣贤君子,不敢为非作歹,实恐有损心灵。故勤勤恳恳,立功立德,成己成人,为万世模范,留下高尚人格。(灵魂不灭)我

道家言:“谷神不死,是谓玄化。”佛家言:“佛寿无量”、“不生不灭”。儒家之“大德必得其寿”、“未见蹈仁而死”。皆是尽心知性,过来经验之实言,不得尽以迷信二字一笔抹煞。

中国道德之内修学问,以团聚人之精气神,延长人类生命。儒释道三教心传,莫不有养生正法,奉行而实践者,自然得福寿康宁,亦可证道德文化高尚之一斑矣。

4、有秩序、有主义、有建设之革命思想乃真正道德思想之发皇

   社会风气腐败黑暗,影响人民正常之生活自应改革之。国家政治不良,致人民辗转死亡于天灾人患,穷凶极恶之时,亦当起而改革之。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故经一度改革,社会国家必增一度之进化。不但当世人民悉蒙其福利,天下万世且赖其生成,乃为有秩序、有主义、有建设之大革命。即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责任之心之大发皇。例如上古穴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因改革而进化之事实,不胜枚举。即如伏羲正夫妇之伦。一革野蛮自恣之陋劣,而启四千年文明华胄之大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一革游牧部落之落后,而开礼乐会同之秩序。凡所应兴应革,无不宜民宜人。况乎夏桀肆虐,成汤革之。商纣暴厉,武王革之。伐罪之所以救民,取残即所以救国。故大易革卦象辞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之时何以大?即在顺天应人。何为顺天应人?即革其逆天道、拂人情之不道德的残败行为,而恢复兴起上合天道下顺人情之仁爱行为。俾斯世斯民出水火而登衽席。解倒悬而得安乐耳。所以唐虞揖让,汤武征诛,虽革各不相同,其为圣人则一。一者何也,曰仁心仁政,救国救民而已矣。

或有人问:尔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答: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要继承这个正统的道德思想,并发扬光大之。

试看中国之现状,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人民痛苦已极,为有良心者所不忍言。平心而论,讵是兵甲不坚,治制不完,科学不备所致?毋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子之正统道德思想,即人人继承的仁爱思想,为他方贩来之凶恶思潮所迷惑所欺夺。故而横决溃溢,不可收拾。

目前政府表示,要提倡道德固有智能,民国发达,实从此启。但拭目以观其行耳。

5、民生主义必实行道德乃克有济

中国于民生主义,本极容易实现。而今全国呼穷,是何缘故?或以为科学不发达。生产力不增加,致受外人经济力之压迫,日陷于困穷之绝境,故竭力提倡科学,以救中国。表面观之似有一定理由。然自清末变法以来,所谓教授科学提倡实业之声,已洋洋盈耳,而科学究不迈进,实业反多倒闭,国愈困而民愈穷。何也?则因徒在物质上摹仿,而不知有精神的作用。愈摹仿而愈见其支绌。换言之,即徒知摹仿外人物质文明,而不知发扬吾人固有之道德文明,以厚其根,以荣其华。故国家多一种新政,国民加一层负担,未受其利,先蒙其害。实业、财政、教育,尽能害国殃民,且增长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助长骄奢淫逸之恶潮。

倘若,举国上下稍稍发现其道德心、天良心。则上不见贪官污吏,下不见土豪劣绅,一切鱼肉善良苛刻平民之风悉泯。自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开源节流,各谋其生。唐虞帅天下以仁,而民康物阜。成周定天下以礼,而仓盈粟陈,可以知治本矣。

且中国人民富于家族思想,与西方国家习俗不同。凡谋以赡其身家者,无不尽心竭力,思深虑远。只要国家政治不阻碍其发展,便自足以臧谋。海外华侨之富有,是其明证。

故欲民生之安全,但须以最和平、最稳健、最实在的道德力量促进其实现。即使全国人民各安其业,各谋其生,各尽所长,各如其分,因势利导,自然富源开,实业振,民生遂而不可遏也。故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之大同景象,必以“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发其端,孰谓民生主义可用武力趋之耶。

6、大同世界必以中国固有道德文化善推行之方能达到

以地大物博开化最早,人口众多之中华民国,本具有统一全球,协和万邦之优越资格。反顾国内现状,反为后起之小国所压迫所束缚。呻吟死亡于帝国主义侵凌之下,诚奇耻大辱,违逆天道人事之常经。每见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稍泄吾人胸中之怒。但一经回想,试问如何打倒,谓兵可以打倒耶,而吾国之兵,用之乱内则有余,用之对外则不足。谓枪炮可以打倒耶,而吾国枪炮制造之材料,无一不仰给于外人。漫说制造不如外人之精利,恐积十年、二十年、亦未必能及外人之完备。而至于今,除自家相争相杀,犹未见外人实行瓜分政策者。可知非兵与枪炮之能为力,乃全凭世界人类一点公理,人道的一点正义维持之,保护之,得以苟延其命脉,任凭何人,不能否认此事实也。

故欲解除中国现在之国际不平等束缚,并解除世界战争危险,促进人类永久和平,舍昌明中国古大圣人两千余年前所发明的大同主义外,别无他法。而此大同主义,即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之福星。

此大同主义之推行,不用兵卒,不用枪炮,不用外交诡谋,个个同情“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道德思想,举而措之而已矣。

或曰:武力为外交的后盾,空谈道德,徒唱和平,其谁听之。然,要知太平洋会议,国际上对中国的束缚,早已解去大部分。外人对于不平等条约,无意义的租界,早已同意修改。世界思潮,已不是武力万能旧习。只因自己年年打仗,同类相残,凡外人有意放弃中国应得收回之一切权利。反至无人过问。无人主持。大好机会,一误再误,毕竟与人何尤。果使中国内争不起,盗窃乱贼不作,人人遵循雍容礼让之范围,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敢断言,不但从前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即解其纷纠,且世界人类和平,必以中国为师法,将爱戴恭维之不遑,何敢有鲸吞蚕食之野心。

再说欧洲战争,中国未出一兵一卒,凡尔塞和议告成,居然站在占胜者地位。虽曰因人成事,亦可证明二十世纪后之天道人事,公理的威权,要超过强权之上。由往事以测将来,只患吾国固有之道德文化不修明,不患大同世界不成就。况乎物质文明是我所短,道德文化是我所长。只可弃短取长,万不可弃长取短。如是有本有末,有质有文,安中国而和万邦之日必不远矣。

今有部分学者,极力鼓吹物质文明,而对中国固有道德文化深恶痛绝。以为中国文学过于虚假,不如西方科学之真实。中国道德过于顽固,不如破坏开放之有益。殊不知前清科举时代之文学,系伪儒假借道德,而未彻底了解圣贤载道之经文,君子躬行之实德也。

然而,推行中华固有道德,亦非空谈理想所能竣事。究竟如何实施方能奏效,

依一管之见,略陈三事:

        ㈠综核名实

道德非空谈理想之乌托邦,智能非浮光掠影之虚词,正所谓实践伦礼,实践科学也。汉儒训诂,有其名而无其实。宋儒理学,得其似而乱其真。至于科举文章更是愈离愈远,道德遂成迂阔无用之代名词。今欲救弊起衰,首须综核名实。例如,为人君者,必须作到为人君止于仁,才是名符其实。为人臣者,必须作到为人臣止于敬。否则,一为残贼共弃之独夫,一为蠹国病民之乱贼。(君臣二字,可视为如今作官的代名词,则仁敬之意可通古今。)不但桀纣暴虐,幽厉荒淫,失其为君之实。即梁惠王移民移粟,梁武帝施衣施食,斤斤于小恩小惠,而忘却发政施仁之治安大计,岂是为君之道,故同样难免败亡。推之一官有一官的实职,一职有一职的实事,一事有一事的实行,文武固不可兼权,轻重尤不可颠倒。故官吏军阀万能,钱谷兵刑任其掌实业,教育为所欲为,不管名实符不符,一一混而乱之,无怪万事腐败。苟能发一令,必谋一令之效。设一官,必举一官之实。用一人,必尽一人之才。作一事,必如一事之分。全国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文武上下,各尽其职。自然无事不办,无政不行。无国不治。三代治国必以礼,礼也者,履也,即实践其名分之谓也。



㈡表彰先圣

水必有源,而后不绝。木必有本,而后向荣。物性使然,何况人类。中国有地大物博之广土,坚忍耐劳之民众,广大高明之文化,原非一朝一夕凭空卷地而来。实远自四千年前,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孔、孟诸大圣人,或创制于朝,或仪型于野,浸推浸长,以致有今日之盛大。古之诸大圣人,乃中国文化之本根,民族之宗祖。欲水木之绵长,必须培植本源,以畅其生发。欲民族之兴起,必须表彰先圣,此必然之理也。近代有灭国新毒计,必先灭其历史悠久之文化,以为灭种的预备,亦可反证表彰先进之价值矣。

而今教育当局,不积极讲究发扬先圣光大之道,反而通令废止春秋祀孔。虽曰持之有故,但对发扬固有道德以莫大打击。

或以为孔子是专制时代之祀典,民国不应举行。然,须衡量事理是否恰当。谓专制时代之作为概可屏绝,则是极端之言。其时之君主假借孔子为愚民之具,乃是小人之惯技,非孔子之过也。元、清入主中国,尚有些爱民保民之善政,尚且崇祀孔子。而我文明华胄,反数典忘祖,造一自灭文化之大影响,孰是孰非,孰得孰失,愿与国人共静思之。

㈢尊重师道

自古一国家之盛衰,必以其国家风化之隆污为标准。而一国家风化之隆污,即以其国家教育之兴替为标准。乃历史昭然之事实。 

何为教育,即不外“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也”。何能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第一前提)

必执掌教育权衡者,确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实德,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知能,足以为人师表。而后可以端形而直影,为模而范金。(第二前提)

受教育之弟子,循循于入学考校,敬业乐群,博习亲师之范围,自强不息。古人云:“教也者,所以长善而救其失也。”教育之目的,既在长善而救失。若教员无真智能、真德行,徒依赖于饭碗问题。学生不遵约束,不依训练,仅望得一文凭,则善何由长,失何由救,教育目的何以达到。故必须重视师资之审查,凡无真智能真道德者,不得滥竽充数。前清科举塾师,虽其所教无实用,而师位之尊严特著,故记诵之学问有成。今教育之目的,内容不同,其尊师之善良习惯可法。况黄帝生而神明,犹就正于广成子。孔子亦问礼于老聃,足证师道之贵重。语云:“师严而后道尊。”师道立而善人多。”一国都是善人,而国犹不能长治久安者,未之有也。上述三事,是国家治化根本,亦是现时对症良药。不但恢复旧有道德,固有智能,有推行之必要,乃实现民族精神、民生主义、民权运用之大经。盖教育善,而后国民会议可得真民意,实事求是,而后士农工商百业俱举。前事不忘,而后百世上下,赖以兴奋,是在司大政权衡者一反省一倡率之力耳。盖自古国家有乱政无乱民。例如,尧舜此民,桀纣亦此民,何以尧舜则治,桀纣则乱。况汤武之民,原是桀纣之民,何以桀纣大乱而汤武立治。再以鲁民而言,何以孔子为政前,孱弱不振,而孔子为政三月,治化大行。及其去位,又复孱弱如故。足见为政在人,上行下效,乃治国安民之常轨。如上有道揆,以身作则,则天下不劳而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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