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只知“苟且”二字的假“君子”

今天从石头缝里挤出一点时间来，只够读一篇王安石的《与参政王禹玉书》。

初读心惊，暗自揣测是否王相与神宗起了冲突，被神宗责备并“不获通章表”，需要借助别人来帮着跟神宗传话来缓和关系。这对古今第一关系融洽的君臣，我从未想过他们会有闹僵到必须借助外人来调和关系的地步。

转念才想到，以宋朝乃至整个古代文人士大夫委婉曲折的文风，怎么可以仅从字面去理解这些“场面话”？所以此书大概是王安石辞相、神宗不允期间写的，语气甚是哀戚的“不获通章表”原来是神宗拒收辞职信。

书中写到“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这些他都是知道的。后人讥责王相不识人，可当时那些“君子”，我宁可他不识。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曾说过“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改革势必得罪一大批人，而且多是既得利益者，被怨恨是情理之中，想想管仲和商鞅。所以王安石才说“苟利于国，岂辞糜殒”，这是他的思想准备。当时不顾国家危亡，为了“苟且”二字争来吵去的“君子”们，可有如此境界？

“君子”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不厌其烦地解释君子的道德标准，以仁、以知、以勇。君子是孔子理想中的统治阶级模板，以自身修养来教化人民、维护社稷的典范。

时间推进到北宋，简直世风日下，大批的官员显贵，才高八斗的文人士大夫，把“君子”二字仅当作统治阶级崇高地位的标志，而抛弃了丰富的道德意义，甚至大言不惭地对皇帝说出“为与士大夫与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保住阶级特权，不惜为了反对而反对，将一把强宋的曙光掐灭在摇篮里。

然而，在印刷术飞速发展的宋朝，传播思想不需要学孔子周游列国设坛授徒，挟着生花的妙笔写几篇美文即可掌控言论。可谁又知道那对仗工整、喻意巧思的漂亮文章后面，是一幅幅贪婪奴役人民的嘴脸。而那些对底层民众的盘剥压榨，在当时却是合法、正当的，值得在传世的史书、文集中光明正大地再三宣扬，毫不知耻的。

怎能不教人唏嘘不已。

放下手上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顺带翻了《临川文集》，两相对比下，才见编者茅坤的心机。

临川文集中《与参政王禹玉书》有两篇，第一篇明确写到了“自春以来，求解职事，至于四五”，茅坤单单收录第二篇，也许是第二篇更有文学价值？后文还应当更留心些编者的小心思。

想起前些天看到的那句“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文集的编者也是一样，稍稍注意就发现了。其实至少茅老前辈还是个用心的编者，看不出个人风格的编者更没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