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了许久，终于挨到了仲秋时节，好多花儿都谢幕了，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个角落里，到处都开着黄的红的美人蕉。每每看到那些花儿，我就想起已经逝去的外祖父，他的院子周围，全是美人蕉。
外祖父年轻的时候家境不好，求学的路走得很艰难，好不容易熬到成家立业了，微薄的薪水养不起一大家子。他辞去医院的工作，开始经营一家诊所，他一个人，既是医师，也是药剂师，还是护士。儿时我见过他工作的样子，问诊查体开处方，拿药打针输液，一气呵成。他这样的不易，我是在工作后才体会到的，面对病人的询问，我也会有不耐烦的时候，无休止的病历书写，一大堆处方个检查单要处理，忙得要晕头转向，每当这时，我总是会想起外祖父那张笑脸。他全年无休，只要有病人，从来都是以病人为重，可以不吃饭，也可以不休息。那些年，家乡的小镇有许多人南下打工，每到正月里的黎明时分，天气很冷，夜色未淡去的家乡，街道上一片漆黑。那些因贫困辍学的女孩们，那些为了养家糊口而背井离乡的中年人，都要挤上去往深圳或者广州的长途大巴去打拼。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贵州农村，汽车还是比较稀缺的交通工具，好多人都晕车，他们往往临到上车时，才有过来人提醒需要晕车药，出于对晕车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披着夜色来敲门，外公是小镇上唯一一个愿意在深夜起来开门的医生。五分钱一片的晕车药，一角钱一帖的晕车贴，往往只是几角钱的处方，他是穷困出身的人，看到那些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他是不会收钱的。许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在去县城求学的车上遇到一个女子，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是她告诉了我关于正月里晕车药的事情。
被外祖父救治过的人很多，有煤矿塌方骨折的挖煤匠，有腹泻脱水的孩子，有难产的孕妇，有中暑倒在街边的小贩，有神志失控的瘾君子，有出狱后潦倒的劳改犯，有被人砍伤的地痞……在面对那许多人的时候，他都一如和煦的微风。我曾经也在医院工作过，也许是修为不够，也许是不能感同身受，面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向春风一般温暖。
我大二那年在舅舅家看到表弟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爷爷，其实小表弟很小的时候就去贵阳念书了，对于外祖父，我以为他应该没有太多的印像。可是当我看到他在作文中描述外祖父为病人检查的情形时，我相信他最崇敬的人，一直是他的爷爷。
原本我想着像外公那样的人，一定是会安享晚年的，毕竟他的前半生在穷苦中挣扎，后半生在不停地付出。他年少时想从军，奈何家庭成分不好，未能遂愿。成年后娶亲，外婆嫌弃他木讷，欲逃婚离家出走，是舅公从部队告假赶回来，拿着枪威胁另一个青年，才把外婆从贵阳带回来。结婚以后，外婆得了脑膜炎，昏迷了一个十多天，险些丧命，外公不眠不休地在医院守了一个星期，舅公才从南京的军校里赶回来，托关系给外婆转到了大医院。母亲每次回忆起来，都总是担心那时候外婆撒手而去，他们就成了孤儿。
外公会患老年痴呆症，这是出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料的，我记得他的记性很好，当然待我们也很好，大表哥去县城读书的时候，虽然没有考到重点高中，但是他依然很高兴。每次赶集的时候称了肉，他熬了油渣都要请跑班车的师傅带去给表哥，因为在他眼里，读书是正途，大学是他没能造完的梦。我考上重点高中的那一个夏天，他每次遇到我以前的同学或是同学家长来看病，都要跟人家讲一遍我考上一中的事情，还骄傲的说，语文是全镇第一名哦。其实哪里用他讲啊，我们那一届考出了全镇历史上最好的成绩，红榜贴满了小镇的每一条街道。但是他总是乐意与人分享喜悦，许多年以后，大表妹和小表妹都考上了重点高中，他也是如此不厌其烦同病人们讲。
时间像流沙一般从指缝里溜走，外公有了许多白发，记性也越来越差了。他累了大半生，终于可以闲下来了，关了诊所回到老家，他的院子里的花园荒芜了，芭蕉树死了，桑椹和槐树因为要扩宽马路被砍了，舅舅和表哥帮他种了木槿和牡丹，唯有那一丛丛的美人蕉，越来越茂盛从前院开到了后院，开到了路边，开到了竹林和沟渠旁。外公失智之后，不认得他自己的儿女了，就连他一直最疼爱的二女儿都忘记了，但是他还记得外婆，一直都只听外婆的话。
外公开始健忘的时候，大表哥已经在北方的一家医院供职，我正好也考上了医学院，我很庆幸在他尚还清醒时，知道了我将来要走的路，是他满怀期待的那条路，虽然我没有在医院坚持下去，但是我放弃的时候，他已经不认得我了，想来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所以之后的很多年里，每次我去看他，都只能拉着他的手，却无法向他诉说我在医学道路上的艰辛和困惑。
起初母亲不能接受外公生病的事情，到处去寻偏方，我解释过许多次，但是她还是不相信，母亲很执拗，但是我尽力了，也只好听之任之。奔波了几年以后，母亲终于接受了事情，不再用各种偏方折腾外公了。大家都渐渐接受了外公患病的事实，外公也开始在自己的世界里回归，他开始说胡话，有时候还会哼几句山歌，总之，变得和我印象中的他完全不同了。
大概这样撑了七八年后，外公终于还要和我们说再见。前年冬天，姨母给我打电话，说是外公的身体很不好，我赶回老家去，外公躺在里间的床上，白底的蓝色印花被套洗得发白。姨母要给他输液，需要我帮忙按住她的手，以往外公是很抗拒这种疼痛的刺激的。记得有一次他便秘了好几天，我们带他去县医院检查，他不肯配合，医生也没有办法，幸好碰到我有几个学生在医院实习，他们跑过来帮忙，三四个人才把外公按住，后来在看护的过程中，几次都险些出意外。经过那一次住院以后，大家再也不敢轻易把外公送去医院了。但是这一次外公出奇地配合，我握着他的手，像是握着一根干枯的树藤，粗糙的皮肤，瘦骨嶙峋的手指，但是他看我的眼神很温柔，对！很温柔，不是慈祥，不是安静，是那种有一层水雾漾起的湖面的澄澈。我霎时间惊住了，竟不敢去看他的眼睛，那里我从未有过的感觉，外公从来都没有如此温柔过。我年少时体弱，病怏怏的，很瘦小，挑食，小气，也倔强，偏偏还是个书痴，外公每次见我，都总是要板着脸训斥我几句。而现在，再也没有人讲我萎聋煞气的了，这个词，我只从他老人家的嘴里听到过。
我从来没细想过，他那一日的目光，竟是临别前的辞行。我返回市区后两天，家里传来消息说外公的身体每况愈下，舅舅们担心他在去医院的路上有意外，不敢往医院送。姨母说没有检查诊断的结果，不知道如何治疗，思来想去，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从老家请医生替他抽血，由表弟开车赶紧送到市区，我托了一位在医院检验科的同学帮忙，可以马上得到检查结果。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却因为表妹在老家一时找不到肝素管而搁置，最后大表哥从北方赶来，告诉我不必了。我曾经无数次跟病人家属交待我们尽力了，也曾经为了安慰病人而去做徒劳的心肺复苏，可是那一刻，我也浑身无力，作为一个医生，我终于深刻体会到了病人家属的痛苦和无力。也许是我从前没有真正地去感同身受，现实才会给我狠狠地一记耳光，让我体会一下还想要抢救却无可奈何的境地，让我从表哥的口中听到不必了三个字。我匆匆赶回去，一大家子都回来了，大家把外公挪到了老屋，那幢老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是关于曾祖母生活过的记忆，现在外公也要在那幢房子里与这个世界告别了。我们在院子里等待，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有许多人的回忆，其中也有外公的。
凌晨三点多，外公走了，老屋里一片哭声，有真正的悲恸，也有体现孝道的哀嚎，可是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外公走了。让那老屋平地而起的青年走了，那个在夜色里赶路读书的少年没了，那个一心想要女儿好好读书的老父亲走了，那个训斥我的外公，给我打过针的外公走了。我只是默默地站在母亲身边，不敢轻易流泪，怕勾起母亲的悲恸，外婆尚且健在，母亲也不敢哭泣，只是忍着。外公下葬的前一日，年幼的小侄问母亲说，奶奶你为什么总是不开心，母亲动了一下嘴唇，转过头说一句“奶奶没有爸爸了。”我便忍不住了，我见过太多的生死离别，我曾经也从容不迫地协助护士料理尸体，把写好的死亡证明交给泪目的家属，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们怎么去盖章。可是母亲说她没有了爸爸，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无法抑制。
外公下葬那天，外婆没有去，自从换了髋关节以后，外婆的活动范围一直没有超过老家的寨子。外公的新家，在一个叫白杨岭的山顶上，满山的芒草和高山杜鹃陪着他，而他的美人蕉，在陪着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