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言传身教重农事 “早蔬”八宝润心田
书接上篇，上节说到：从宽一与学童们发生之事所处年龄，就可看出师从哪个、学在哪里。大多熟悉曾氏的朋友，自然会有所判断。此节先按下不表，待下节详述。
“宽一！宽一！”，小宽一又听到爷爷曾玉屏在堂屋里叫他的声音。
“爷爷，在这儿哩，我马上过来。”宽一小跑着到了堂屋。看到爷爷正在收拾农具，估计又要下田去做事了。
痛改前非躬身耕勤种创家训
曾国藩自记事起，爷爷、父亲只要一下田做事就会带着他一起去，先是让他看，然后就让他学着做。再大点儿，就给他一块小田让他自己耕种。自入学堂后，则以读书为主了，但大多的农事已经学得有模有样了，特别是对于种菜，已是有了相当的体会。只是在他读书的间隙、农忙时节，或是他自己太想去才带他一起去田里做事。
据清末学者王定安所撰《曾国藩事略》记载:“曾氏自明朝以来世业农，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星冈公(曾国藩的祖父)少时善任侠，已乃折节下士。尝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徙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姓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
这里的大意是说，曾星冈（玉屏）年轻时不求上进，嬉戏游玩，好逸恶劳。乡里长辈讥笑他轻浮浅薄，窃窃私议：竟希翁(曾玉屏之父)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业，将来一定会败在他儿子手上。星冈听到这些指责与传言，非常羞愧，决心痛改前非。于是，他断了求功名的念头，持家治业，躬耕陇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这样总算家道没有衰落。
“自是终身未明而起”，曾玉屏从此每天早起干活，发誓兴家立业。并总结兴业立家心得，后演绎为家训：种地、种菜、喂猪、养鱼等为主要内容的理家秘笈，终于使曾家逐渐兴旺起来。
后曾氏屡次忆起：昔吾祖星冈（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重教养重农事半耕半读
中国的古代，是农耕社会。即便是在嘉道年间，社会结构也未发生质的变化，由于继续推行闭关锁国的国策，完全错失了诸如先是英法、后是美俄等国的工业革命。使得中国社会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劳作方式的阶段。乡间富裕一些的人家，多些牛马的辅助；贫困些的，则完全凭双手土中刨食了。
由于儒家思想对传统社会的深度影响，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导向而深入人心，一直激励着士子们投身其间；加之，自隋唐以降，完全是通过科举而开科取士，＂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诱惑，不仅仅士子们对＂朝为田舍郎、暮为天子堂＂的向往，更加加剧了科举的魔力，催生了大批终生投身科考功名的儒生。也使得稍稍开明之家，都走上了＂耕读之家＂的道路，企望子弟们上进，谋取功名光宗耀祖。
如何理解“耕读”呢？“耕”，是指从事农业劳动，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即读书，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所以，“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学谋生。耕读之家，最能维持长久。这在当时，己是共识。但，始终坚持、甚至连续几代人接力攻读而谋取功名者却廖若无几。曾氏家族算是极有毅力的了。
曾子城的家庭就是典型的“半耕半读”的草根家庭。
其父曾麟书，号竹亭，家中长子。从小受到其祖父曾星冈的严格家训，指望他读书以获取功名，但他天资愚钝，平生虽勤劳于学，考过十次童试，却都名落孙山，直至43岁那年，才在考试中取得“秀才”证书，仅比他的长子早一年入县学。他自知自己没有才华，无望跻身仕途的更高阶梯，遂发愤教育督促诸子，将光宗耀祖的愿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的身上。
竹亭公撰有两副对联，一副是:“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另一副对联与之相似:“清茶淡饭粗布衣，这等福老子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
这两副对联表现出了一种相当洒脱的高人逸士姿态，并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其中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也非一言而可尽。这两副对联的上联均表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半耕半读，粗茶淡饭已足够；两联的下联又对儿孙们寄予厚望。
这种希望与普通人要求子孙出人头地、升官发财截然不同，而是要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子孙去做。这可称得上是一种深谋远虑！
家传＂八宝＂润心田
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成为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曾国藩在这样的家庭中始终都被这种氛围围绕着，也就养成了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很早就立下了较一般人为高、为远、为大的目标与志向。
这些印记，在曾国藩的诸多家书中，有许多内容都是教导弟妹子侄要谨守家传耕读文化传统的文字，都体现了植入其心、甚而溶入血脉的痕迹。如：在写个弟弟的一封信中，他一再强调:“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耕读勤勉，才能使家庭更兴旺。
在“半耕半读”的家风浸润中，曾国藩慢慢地成长着，同时，他也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将新的见解融入其中，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其内容可用八句话和八个字概括。
八个字即:书(勤读书)、蔬(种蔬菜)、鱼(养鱼)、猪(喂猪)、早(早起)、扫(打扫)、考(祭祀)、宝(善待人)八字家规。八个字包括四个面的内容:读书、耕作、孝友、睦邻。蔬、鱼、猪、早、扫属于“书耕”范围，后人戏称其为治家的“八宝饭”。一个家庭有了这个“八宝饭”，便拥有了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财富。
除了“八句话”、“八个字”之外，曾国藩的家训还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以“八句话”为经，以“八个字”为纬，“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家理论体系，这就集中反映了曾国藩的耕读文化思想。曾氏家族虽历经变乱，但始终兴盛不衰、人才辈出，可以说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耕作情结伴终生
儿时跟随爷爷、父亲下田劳作，从中不仅体味到了耕种的艰辛，而且收获了磨练的好处：锻炼了筋骨、磨练了意志、灵巧了肢体，提高了动手能力、熟悉了土地功能、知悉了兴家之道，还培养了吃苦耐劳、勇敢顽强、不怕艰难的担当精神……从而，使其树立了牢固的耕种情结，终身都乐此不疲，并反复用于教育子弟、磨炼队伍。这些，在其家书中屡屡再现。
更甚者，曾氏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在《曾国藩家书》中，更是屡屡谈到农业。
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在给两位弟弟信中写道：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
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给澄侯、季洪两弟的信中提到：押韵四字，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细塘上之横墙不筑尽可，下首须雄过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颇主此说。且有菜无淤，亦是罔济，淤亦押韵字也。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给纪泽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菜园布置之法：省城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耘者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士，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曾国藩对于竹木的种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提到：
黄金堂下手之竹，务须大删，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从营中寄回，此嘱。”勤俭节约的曾国藩为什么建议花重金从省城雇人到家中种蔬呢?原因就是，曾国藩认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种蔬水平和技术有着极大的差异。一直以来，曾国藩都主张雇外地人来种菜，以引进一些技术，同时，他也会结合自己的经验，亲自研究农业技术。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理论，不仅继承发扬了曾氏家教良好的传统，而且结合了自身经历学识各方面得来的真谛，既有厚实的渊源，又有亲身体验，内容广泛，涉及到读书、作文、养生、孝道、节俭、劳动、卫生等多个方面，直至今天，依然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实践性、针对性、应用性和借鉴性。古往今来，无人能与曾国藩这样的家庭教育者相比，曾氏家教值得每一位家长学习。
曾国藩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来他做了大官，无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忘怀稼圃，戎马倥偬之余，他也采用家书的方式一再教导子弟重视农业生产。
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日给纪泽（1839—1890，长子）的信中提到：昔吾祖星冈（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同月二十九日在与其弟澄侯（曾国潢，1820——1885，次弟，行四）的信中也提到：余与沅弟（曾国荃1824——1890，四弟，行九）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以后“八字诀”多次出现在曾国藩的家书之中。
有时，曾国藩也会把其中与农业有关的几件事单独提出来，叮嘱再三。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在给纪泽、纪鸿的信中提到：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
同年九月十七日又向纪泽、纪鸿（1848—1881，次子）再度重申：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此谕。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写道：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风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再次提到：押韵之‘书蔬鱼猪’，不押韵之‘竹’，千万留心一一培养。……县城菜园之人，似尚须请来治菜畦，一切究竟在行些。
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四日字谕纪泽，提议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他说：
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从营中寄回，此嘱。
尽管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自己的子弟要种蔬、养鱼、养猪，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兄弟之间却存在分歧，事情就出在花钱请人种菜上面，他的建议却遭到了一直在家料理家务的澄弟的反对。澄弟的意见如何不知，但从曾国藩的反映来看，兄弟间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澄弟家书写道：
省城雇一种菜之工，此极小之事，弟便说出许多道理来，砌一个大拦头坝。向使余在外寄数万金银，娶几个美妾，起几栋大屋，弟必进京至提督府告状矣。
曾国藩何以要如此坚决地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呢？城乡之间的蔬菜种植水平的差异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他在与弟书继续写道：
乡间种菜全无讲究，比之省中好菜园，何止霄壤！余欲学些好样，添些好种，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
两个月后，曾国藩再写信给澄侯四弟，问：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
曾国藩虽然大部分时间不在乡间务农，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和实践，使他对于某些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自己的心得，并能将之运用于生产之中。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给纪泽的信中又提出了一个菜园布置之法：省城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耘者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士，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曾国藩对于竹木的种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提到：黄金堂下手之竹，务须大删，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
他自己对于农业生产深有体会，并能把这种体会，来用解释读书时所遇到的问题。专以古文中“涵泳”二字，引述唐韩昌黎集十四禘祫议：“卧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
又在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写给纪泽的一封家书中提到：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大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又如“穜種”二字，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给纪泽的信中提到：尔问穜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辩论甚晰。穜为艺也（犹吾乡言栽也、点也，插也），種为后熟之禾。诗之‘黍稷重稑’，《说文》作‘種稑’。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与稑，异同字也。隶书以穜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穜，概用種字矣。
从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农业是有相当了解的。
曾国藩是个大人物，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世，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曾国藩这样的大人，何以要念及小人之事呢？原因有三：
一是家教。曾家从其祖父曾星冈开始便以耕读为治家之法。曾星冈年少时虽然也沾染过不少“游惰”习气，引起一些人的讥笑，但自35岁起立志自责，苦心致力于农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见到“垄峻如梯，田小如瓦”，觉得不便耕作，便领着耕夫“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与此同时，他又精心钻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术及管理方法。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饲豕，出而养鱼”，一年四季，“彼此杂职”，无有空闲。他曾对曾国藩等孙辈说：“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这种亲耕劳作的观点，对于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从曾国藩给子弟的家书中即可以看出这点。
二是理学。曾国藩重视农业虽然出自家传，也是受理学的影响所致。曾国藩在京中时，追随唐鉴、倭仁等人讲习理学。唐鉴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城士林中声望较高。他告诫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可以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朱子等理学大师对农业的认识与重视，肯定会对曾国藩产生影响。是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
三是认识。曾国藩在继承前人的思想之上，也有所发展。如果说，唐宋士人将农业看作是治生之道，宋明理学认为是格物所需，曾国藩则将农业看作是持家之道，他是从家族的兴衰来看待农业问题的。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写道：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咸丰四年四月十四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提到：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之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
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再次嘱咐：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凡此种种，不厌其烦，长篇累牍。有时，也让人觉得婆婆妈妈，哪象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家国干城所为？！可正是这种婆婆妈妈之事，却将其家教之法孕含其中，且对教育子女发挥非一般的作用，不能不说有其内在的成功逻辑性。
“宽一！宽一！”曾国藩似乎又听到爷爷曾玉屏的熟悉的声音从堂屋里传来。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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