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丨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生活其实就这样

【一】

      苏东坡,天赋异禀的大文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身上有很多标签,却难以被标签定义,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在诗文里见。庄子的齐物哲学对他的影响很大,佛学,特别是禅门的了悟,自喻为得常啖食的猪肉,对他也很受用。不管如何困苦,他都热爱生命,所以对于服食求神仙的玄说,也常常寄以幻想,最后发现自己总是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所以于歌咏爱情、友谊、佳肴、美酒,欣赏书画艺术之余,更以最大的热忱,尚友陶潜,要以回归自然,做他最后的归宿。

      他的父亲苏洵大器晚成,少年游荡不学,直到二十五岁,始觉光阴流逝,谢绝与他素所往来的少年,闭门苦读数年,直至三十二三岁才自学成功。苏轼自幼身体健康,头脑明快,是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孩子,从小就不缺少玩伴,除了自家的兄弟外,他还有很多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可以陪他玩耍。苏轼七岁开始读书,八岁入小学,十岁已能开笔做文章,二十一岁从父偕弟,陆行入京,举进士试及第,二十二岁应礼部试,得主考欧阳修的赏识,擢置第二,殿试中进士已科,弟弟苏辙亦同榜及第。

【二】

      苏轼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挫折。在他三十岁之时,妻子王弗去世,仅二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七岁,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这十年里,正是苏轼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残破,离合无常的艰难时期。她在家侍奉翁姑,勤俭谨肃,声闻戚党。妻子的谨言慎行,正是苏轼所最缺乏的修养,妻子的精明干练使苏轼对她产生了很多依赖,隐然成了丈夫的护身符,她的突然离世,怎么能不令他悲恸。第二年,父亲病逝,再一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苏轼护丧回籍,等到他再次还京,正逢王安石执政,将行新法,苏轼不满,两人也因此结下梁子。

      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之“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经纬万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牺牲本来很好的关系,如欧阳修、富弼是竭力掖进他的前辈,司马光是同辈中的好友,程颢、苏辙且都与他共事,他都轻易放弃。而失败则在于“所用非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则小人就乘虚而入,人言安石独善柔佞逢迎之辈,其实也是事势使然。王安石权势正盛之时,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拥护新法,他知道王安石很厌恶苏轼,故意找苏轼要诗,说是留作纪念,朋友之间这也是常有的事情,苏轼并没有多疑,就写给了他。沈括虽然在中国史上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在政治里所表现的角色,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回京后极口赞扬王安石新法,并将苏轼的近期所写之诗进行笺注,一起呈报,说他“词皆讪怼”。这样的把戏当时没事,但是五六年之后,如出一辙的事情再次发生,就有了著名的“乌台诗狱案”,苏轼在狱里的日子可谓凄惨至极,惶惶不可终日。审讯者常常通宵达旦对其辱骂、恫吓,从其泛泛的诗文中摘取大量字句,要其承认愚弄朝廷、诽谤国事。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不得不作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囚禁一百余天,贬谪黄州,远离官场。

【三】

      苏轼的适应能力强,很快就习惯了黄州的生活。面对生活的压迫,希望能够自己有一块土地,不辞劳作,就在黄州做个躬耕自给自足的农夫也好。他亲自开荒,种麦子,栽树,都取得了巨大的效益。苏轼荒地所在,本无地名,因在黄州城东门外,因此,苏轼就给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同年冬季,苏轼又在东坡附近,寻得一块高地,就此张罗建材,鸠工构筑起来,自己也参与其中,终于,在大雪纷飞中落成。堂屋四壁,满画雪景,取名“雪堂”,后来凡是远道朋友来访,都招待他们居住此处,苏轼自书“东坡雪堂”四字,榜于门上。

      苏轼一向讲究饮馔,甚至不辞以老饕自居,黄州生活空虚,独多闲暇,因此于饮食之道,就更有兴趣起来。经常运用最便宜的鱼和笋作为材料,亲自下厨,邀请朋友前来品尝,还把自己鱼羮的做法详细记录下来。苏轼作为西南人,似乎很不欣赏牛羊肉,却盛赞黄州的猪肉最美,他的红烧猪肉也成了一道名菜,至今餐馆里还有一个菜式名曰“东坡肉”。苏轼虽然不能没有肉食,但他从小受母亲的影响,自己绝不在家里宰杀生物,以前只能做到不杀猪羊这类大动物,现在连鸡鸭蟹蛤也都在禁杀之列。因为在御史台狱里,亲身经验过,如“待宰之鸡”一样的恐怖和痛苦,所以,出狱之后,立即下定决心,不再杀生物,甚至有人送他螃蟹蛤蜊之类的,他也拿来投还江中,他自己也说,虽然明知蛤在江中,没有再活的可能,但总希望万一能活,即使不活,也总比放在锅里煎烹为好。

      苏轼讲究饮馔,却努力提倡“戒杀”,此因苏轼一生,苦难深重,使他真切体验生命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这个事实,抱着执着的感情,认为宇宙间一切有生之伦,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命,人类无权杀害别的生物,何况只为口腹之奉。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形成苏轼“民胞物与”的精神,表现于政治作为上,则为忘却一切利害,反对病民的新法,不顾任何打击,要替哀哀无告的老百姓说话,兴水利,救灾荒,恤病赈饥,孜孜不倦;表现于个人生活上,遇事同情弱者,几乎成了他的基本观念,饮食生活中“戒杀生物”,只是最最微末的一端而已。

      苏轼在黄州住了三年后,思想境界,便是不同。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倘若宇宙间的江水无尽,明月无尽,草木之春荣秋落无尽,则我们的生命亦岂有尽时?巨眼的苏轼于是下了庄严的结论: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的命运,只像一片迎风起舞的弱羽,风如不肯停止,这羽毛也就静息不下来。

      苏轼经常与好友酒桌谈笑,自然也少不了和陌生女子交往,却能适可而止。他性情豪爽,口没遮拦,凡事缺少耐力,非但不善与女人缱绻,甚至家里的妇人,包括他夫人在内,也不常见面说话。他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没有耐心跟妇人孺子厮磨。所以他虽常日参加饮宴,置身众香国里,却永远站在腻热氛围圈外,默默欣赏少女的风情,享受衣袂间散发出来的香气,而很能克制感情,决不在这方面形成泛滥。

      放逐苏轼,并非神宗皇帝的本意,他也知道苏轼并没有“讥讪君上”的意思,不过是执政们给异己者扣上的一顶高帽子而已,然而在当时的制度下,神宗不得不选择牺牲苏轼。后来官制改定,神宗决意起用司马光,附带起复苏轼,谪居黄州五年的他,尽管心中百般不舍,也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

【四】

      苏门中人,各有独特的成就,相成的关系甚浅。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逞其健笔,昂首高歌,东坡诗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终须由积学而来。黄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自知无法超越,故有意无意之间,想要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是锻炼过甚,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专心致志,逐字推敲。作诗如此呕心沥血,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与黄庭坚同宗老杜,开江西一派的诗运。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约、写景清丽,时人讥其纤弱,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习惯已成,虽风调优美,总脱不掉“词人之诗”的面貌。张耒为诗,自然清新,极为平淡,颇受白乐天的影响。晁补之以文自雄,诗不如赋。李鹰文词肆放,诗亦才气横溢,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然而毕生穷愁潦倒,终至豪气尽失,变入幽逸一路。

      苏门师友,各有风格,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创出自由的文风。故东坡时代的宋诗,万象纷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气象。尽脱唐人窠臼,赋予宋代文学以新生命,创出宋诗的新境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

      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即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种悲哀。

      在写文方面,欧阳修作完一文,便将稿子贴在墙壁上,坐卧之间,随时复看,随时修改,必至自认完美无疵,方肯脱手示人。苏轼虽然才思敏捷,落笔之前,先有腹稿,旁人只见他文不加点的才气,但他自己腹内经营,并非完全不需推敲,只是灵感来得快,他又敏于捕捉,不着痕迹而已。如若初句,确有语病,仍须涂抹再三,改而又改。

      苏轼任职在京,政务忙碌,稍有余闲,则朋友往来多,宴饮聚会多,谈玄说艺,把所剩的精力时间都用尽了,这段时间里,诗词方面,几近曳白。所以苏轼这段时期的诗作,不但数量很少,而且竟无一篇可与黄州名作相提并论的。

【五】

      后来苏轼任职杭州,也做了几件大事。初到任时,正逢风雨失调,酝酿凶年的灾荒。苏轼预见明年春夏之交,必有饥荒盗贼之忧。他想方设法平定米价,筹备粮源,准备赈济明年的缺粮。疏通运河,恢复水运交通,使城中的居民有足够的水用。古代社会缺乏公共卫生设施,任何地方水旱灾荒之后,一定会发生瘟疫,瘟疫一旦蔓延,必有大批人死亡。苏轼设置病坊,还自费修合药剂。为解决居民日常饮水问题,苏轼闲暇之时,亲自督察工事的进行,克服千难万险,重开西湖,铲除葑草,搬载湖泥。历时四个月,占据一半湖面的葑田大部分被划除了,南北相通的长堤也将筑成。如今我们能看到西湖美景,不得不感慨东坡先生所做的丰功伟绩。

【六】

      苏轼日常生活中,有两项经年不倦的癖好:一是合药,二是酿酒。

      不但如此,苏轼后在白鹤峰上造了住宅,便在屋后小圃,自己种植药草,有安神开心的人参、明目乌发的枸杞、清火的甘菊、解毒御瘴的薏苡,以及有返老还童之效的地黄,配以阿胶、崖蜜、山姜,合溶为。虽然都是老人常用的保健药物,总也不是单为个人所需,就要种植这么多。

      苏轼好酒而不善饮,他喜欢看别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他胸中浩浩焉,落落焉,酣适甚于其客。因此他每个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又常常送酒给他,所以他“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

      苏轼这样勤于求药,忙于酿酒,有人问他道:“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苦?”苏轼大笑道:“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实在只是为我自己!”

【七】

      东坡是幸福的,因为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乏照顾他的人。他被流放到南荒之地时,家仆们都被遣散,唯有朝云,她坚决不肯在患难之中,离弃家主于不顾,尤其是王夫人已经过世了,这孤独的老翁,岂能没有一个妇人照顾他的起居饮食,所以她热情而又果敢地表示,一定要随侍苏轼南行。古时读书人,用世的途径非常狭窄,一旦遭逢患难,不得已须过退隐生活时,大多只能照顾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上焉者,葺治庭园,吟风弄月,作一身安适之谋;下焉者,征歌选色,恣意口腹,尽量发泄肉体官能的享乐。唯有苏轼不然,虽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于蛮荒的岭外,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按捺不住“为人”的一腔热情。虽然他没有很多钱,可以大规模做帮助别人的事,也没有权势,可以影响别人来做社会福利工作。他随时找机会,做他能够做的施予之事,从施予中获得满足,汲取快乐。

      恶劣环境中,朝云毅然担起了主妇的责任,六十老翁的饮食起居,赖她照顾,不断地宾客,要她招呼,拮据的经济情况,赖她张罗和调配。她从十二岁踏进当时杭州通判的府邸,二十年来,看尽了苏家的盛衰和荣辱。她是在苏家长大的孩子,也分担他们所有的悲欢离合。

      亲生的儿子夭折,精神上,她的人生已经死了一半。跟着主公从伤心的金陵城漂泊到泗上时,她得到一个短暂的机会,拜在比丘尼义冲座下,开始学佛,以佛学宽宏明澈的开譬,救治她心理上的创伤。苏家的抚养,主公的爱怜,使她坚定地认为她是苏家的成员之一,不论有没有名分地位,凡有任何灾难和不幸,她都甘心接受,勇敢地争着来分担。

      海南“百物皆无”的生活环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粮——书物的匮乏,对一个读书人所造成的威胁,像失落灵魂一样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象的了。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

      ——苏轼《自提金山画像》

【八】

      苏轼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心肠,再经后天儒学者的严格训练,两者统合起来,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眼前。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具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要说的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要哭要笑,就大声哭笑。他们是观念的行动人物,所以从来不屑瞻顾,更不稍自掩饰锋芒。然而,总是披着虚伪外衣的现实社会,怎能容忍如此认真的异端存在?尤其是最现实的政治社会,更不能听任一个异端的言论散布四方,动摇权势的架构。苏轼一生,几与祸患相终始,其故即在于此。

      苏轼一生与谤毁、诬陷和迫害相纠结,在被侮辱与被压迫的苦难中,自寻种种纾解的方法,像搜寻治病的药方一样勤勉。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

      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这面大镜子里,发现自己怀有与他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理解,同样的诗情画意,只是我们说不出那些天生的好言语来。所以,他的若干诗句,文章中许多词组,流传在千年众口中,成了妇孺皆知、人人引用的俗谚或成语。

      现代学人叶嘉莹分析这两大诗仙的不同,以为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纵不羁的天才,生此庸懦鄙俗的人间,不为世容,原是命定的悲剧。东坡则是“人而仙者”,所以他和我们一样,有做人的烦恼和痛苦,不过他有几分飘忽的仙气,得从超越凡俗的旷观中,获得解脱。所以我们总觉得李白天马行空,如在天上,而东坡永远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大地上,同其悲欢,同其好恶,像个亲密的朋友。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青年时代,自蜀入汴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

      尽管我们不能像东坡先生一般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身上所具备的精神,无论身处在多么艰苦的环境,我们都不能停止对生活的热爱。即使是掉落在悬崖峭壁上的种子,依旧可以绽放生命的魅力。当你在生活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想一想东坡先生吧,人世间,除了生与死,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所不能面对的呢?

      生活有时被我们想得太过复杂,认为一定要拥有什么,才能证明自己,一路的努力和坚持,又是为了得到什么呢?最后还不是尘归尘,土归土。生活,生活,为了生,为了活,为了生而活,只要能活下去,无论是活得体面,还是落魄,只要心是愉悦的,其它的有那么重要吗?能吃身体上的苦,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因为这个世界不缺这样的人,只有精神上的苦,是很多人无法承受的。是生活带给我们的种种压力,让我们更加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202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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