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刻石书法及其他文章

三、刻石书法及其他

        刻石书法作品早在商代的石磬、石簋之上就出现了，不过那是些偶然的刻画而已。精心结撰的规模宏大之作，毫无疑义应推《石鼓文》为最早。从石鼓、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传世的《诅楚文》，到秦始皇泰山、峄山、会稽诸刻石，说明刻石书法作品首先发端于秦国。此后2000年来绵延不绝，成为铭刻书法的主要形式。

       系以外的刻石作品也偶有发现，如战国中期中山国墓葬的《守丘刻石》、洛阳金村出土的石磬文字、《三代吉金文存》著录的《行气铭》以及曾侯乙墓石磬刻字等都各具特色。

1《石鼓文》与秦系刻石作品

       (石鼓文》(图1.38)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很独特的地位。石鼓自唐代初年被发现以来，就为历代文人、书家、史家所重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韩愈、张怀瓘、张彦远、苏东坡…历代题咏歌赞、评论、研究、学习《石鼓文》者不下数十百家。石鼓一组十枚，石呈唐鼓之状，故名。初发现于岐州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田野中，历代几经辗转迁移，从凤翔到开封、到金国、到元都、到四川，到如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明历代对石鼓的珍重。十枚石鼓，鼓面朝下，各环刻四言诗一篇，计全文700余字。每篇以起首之文定名，分别为《吾车》、《毆》、《田车》，《銮车》、《需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十篇，描写了秦王率车马之众田猎心喜的场景，故又称《猎碣》。

《石鼓文》唐初发现时的拓本已无法寻其踪迹，现存最早的拓本为北宋拓，曾经明代收藏家安国所收藏，有三种，安氏分别名之以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

《石鼓文》是西周成熟的大篆向秦代小篆过渡的一件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杰作，历代学者目为篆书之祖，说明它的书体是小篆的源头。与小篆的规范相比，《石鼓文》无疑是极为生动的。韩愈《石鼓歌》中说：“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玉树交枝柯。”不过，与春秋战国之际其他系域的作品相比较，《石鼓文》又显现出一派端严典正的庙堂气象。《石鼓文》线质浑劲，结体略呈纵势，不过与其他系域的铭刻作品相比已属宽博，并且时有籀文的繁复结构贯穿其间，使章法疏密有致，纵横有象。

比《石鼓文》时代较晚的刻石作品是秦公大墓石磬文字，作于春秋晚期秦景公四年(前574年)，也是在最初发现《石鼓文》的陕西凤翔县发现的，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石磬质地细腻，光洁如镜，叩之音色悦耳。20多件石磐及石磬残片，大小不一，当是编磬。每磬皆有铭文，语句整齐，朗朗人韵。由于石质细腻，又是晚近出土(1986年)，加以契刻工致，与《石鼓文》的浑茫端庄相比，则表现出一股清新隽爽之气。其中“四、方、高、于、喜、嗣、平、日”等字已与小篆无明显差别。其线质的挺铦、结构的平正与体势的修长也比《石鼓文》更接近小篆。这是在书法史上较《石鼓文》更向前，向着简洁、规范，向着秦国人的理想迈进一步的一组作品。

秦代刻石，传于世者还有《诅楚文》，共三件；《巫咸文》、《大沈厥漱文》、《亚驼文》。三石分别于宋代出土，宋代文人如欧阳修、苏东坡等都有题咏，原石久佚，原拓也不存世。宋代《汝帖》、《绛帖》均有翻刻，元代人有重摹刻本，略存古意。据学者考证，石刻于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当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三石除祭告的神名不同以外，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为战国时期秦楚交恶时秦国诅咒楚国的檄文。

现存的《诅楚文》是宋元人的摹刻，字形只略存梗概，点画已被改造成光洁柔媚、丰中锐末的传抄古文笔法，无复原来的金石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