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中走班制改革背景下对“班级”本体价值之思考》第一稿

一、班级制的产生。

班级制在中国的实施有其历史的渊源和演变过程。清朝末年, “自五口通商,英法联军人京后, 朝庭鉴于外交挫妞, 非兴学不足以 图强。”“ 又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急须养成的翻译与制造船械及海 陆军之人才, 故其时首先设置之学。” 于是, 清末的一些内臣外工, 欲振中国, 求图治之本, 主张学习西洋, 改革学制, 广设学堂。在全 国各地先后设立了京师学堂、福建船改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上海电 报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依照西洋学制, 开始改变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教学模式, 逐步实行了“分堂教授”的班级制度。我国最早实行班级授课制是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清政府根据当时教育 发展和培养人才的需要, 于 1902年至1903年, 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 和《奏定学堂章程》, 并向全国各省颁布了《高等学堂、 中学堂、小学堂章程》, 对实行班级授课制度都做了具体规定。学生分班不仅要有固定的人数,还要注意“功候之浅深”。班级不同, 授课科目也不同。各科学习都有严格的考评和递升办法。这在当时来讲, 是学制改革中的一大进步。后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班级授课制又 几经演变, 逐步完善, 在当时中国学校中得到普遍地推广。建国后,1952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暂行规程 (草 案》中又明文规定:“中学以班为教育单位。每班学生人数,初中以50人,高中以40人为原 则。”时至今日,班级授课制仍然是我国学校教学工作的一种主要形式。

二、“班级制”遇到的挑战——“走班制”。

  2014年新一轮高考改革正式启动，对考试内容、考试方式、录取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走班制再次引起广泛关注，越来越多中学纷纷进行走班制实践。例如，北京十一中学开发大量选修课程，包括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个职业考察课程、272个学生社团以及60个学生管理岗位，供学生自主选择。再如，北大附中实行导师制的“行政班＋教学走班”模式，实现导师和学生的双向选择。“走班制”是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更是教育教学理念的一次彻底更新。

三、“班级制”还是“走班制”？

1、班级作为教学组织形式，是为了提升教学效率，“走班制”对于自律性较差、自主能力薄弱和基础不扎实的学生来说，是严重的考验。在“班级制”中，因为班主任是固定的，对学生在校的学习和生活都有全面细致地了解，所以班主任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各科的学习情况，再与学生和家长进行交流，起到了更好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在“班级制”中成长的学生，与班主任教师情感交流较多，在生活和学习上都受到班主任教师的照顾，对“班主任”这一身份的敬重与敬畏超越了父母，所以班主任教师的管理可以说是更为有效的。其次，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从小就没有足够地生长空间，突然在短时间内让孩子做出长远的课程方向选择，孩子可能存在盲目性，偏向于根据同学群体的意愿，或是根据对老师的喜好、课程的难易程度等干扰因素做出选择，再者，青少年时期爱好广泛，还没有定性，学生难以做出相对稳定的选择。

2、班级作为学校的基层行政组织，是为了提升管理效率。“走班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学生考勤和德育管理的难度。学生流动上课成为常态，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课程安排，教师如何统计和管理学生的考勤也成为了新问题。“教书育人”是教育的宗旨，“教”和“育”是不能分开的，但“走班制”下，学生流动而分散，一旦出现德育问题，如何及时有效解决，成为德育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3、班级作为潜在的公共生活场域，是为了让学生“成人”。小学六年、中学三年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并且为了班级的荣誉共同努力的经历，培养了学生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让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对班级和同学产生了依存感和归属感。李家成教授在《莫以丢弃中国教育特色为“教育改革”》中写道，“中国学生的服务学习、项目学习、问题解决学习、榜样学习、社会学习、民主学习，都从班级生活中生发出来。班级，是学生成长最综合、最长久、最可以与学习化社会衔接的领域。”张鲁川老师在本文中也提到，“我国的班级是一个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较为固定的群体，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愿景，有着基于目标和愿景实现的班级成员在群体汇总权利和义务的规定，除此之外，班级成员还有着共同听课、讨论、协商、聊天、玩游戏、分享秘密、管理班级、参与活动、合作完成项目等人际交往活动，在高频高强度的实际交往中，学生之间建立了友谊，产生了情感，形成了对班级的依存感和归属感，班级也超越组织范畴而成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具备了‘伦理实体’的实质。也只有在具有伦理实体性的群体中，学生的德行才能获得成长。”学生在具有“公共属性”的班级中，在班级事务处理和班级文化建设的参与过程中，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逐渐形成，乐于为班级奉献，公民意识、民主能力和公共精神也得以养成。

中小学是青少年人生观树立、思想品德形成的最佳时期，作为一名班主任，在培养学生“成才”的同时，我也要时常反思如何培养学生“成人”，为现在以及未来更好的社会培养合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