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醉了，他一生中没有这么嗨过。
建安十七年（212），52岁的刘备找了个借口讨伐益州牧刘璋，斩杀其白水关守将，占据涪城（今四川绵阳），剑指成都。
史载，拿下涪城后，刘备召集将士，大摆酒席，欢庆胜利。
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宴乐，对于一生苦逼、“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而言，还是头一回。喝着喝着，刘备对身边的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就差喊一声，这个feel，倍儿爽。
庞统却回了一句：“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
原本醉醺醺的刘备一听，勃然大怒，辩驳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你在胡说什么，给我出去。直接叫庞统滚了。过了一会儿，有点清醒了，刘备才发现自己刚才的失态，匆匆派人把庞统请回来。一句“非仁者之兵”就让主公当场暴怒失态，可见这句话正好戳中了刘备的痛处：
他一生以仁德和信义树立口碑，到头来却只是一个伪君子吗？不管孙权愿不愿意，大部分读者眼中的三国史，其实就是“两国”的历史：
曹魏与蜀汉。
更具体一点，是曹操与刘备的人气争夺战。
至于孙权，则被当成没有理想的透明人。一般读者都不予理会。如果把孙权抬到比较重要的位置，会对国人传统的黑-白史观形成挑战。你想啊，黑-白对立，简单到不用过脑子，但黑-灰-白三色交错，情况复杂了，读历史就必须过脑子。老百姓可不愿费这劲儿。
在黑-白对立的史观下，能力和历史贡献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道德标尺。这把尺子一量，曹操被定性为道德的矮子，刘备则是道德的化身。
苏轼曾记载说，他生活的北宋年间，民间说书人一讲到刘备战败了，听者就跟着流泪，但一讲到曹操输了，听者都大声叫好。
这说明，至少在一千年前，曹操和刘备各自代表的道德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若九泉之下有知，刘备一定会露出长者般的仁厚的一笑，尽管他在生前难以抗衡曹操，但死后却在道德层面上永远地把对手按在地上摩擦。
更让他欢喜的是，他竟然打破了一个至高的真理，那个真理以名人名言的形式呈现：
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你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但是，刘备做到了。
至今1800年过去，他永远欺骗了所有的人，在道德上。
迄今，很多人都认为，刘备的发家是靠一张“中山靖王之后”的假名片。不对，这个身份只是他用于掩盖自卑心理而已。
众所周知，刘备的家庭环境并不好，曾与母亲贩履织席为业。
但他从小就热衷富贵，有次跟同族少年在院子里的大桑树下玩耍，小刘备突然说了一句：“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羽葆盖车，大概是指皇帝专车，这跟当年刘邦看到秦始皇出游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基本是同一个意思。吓得刘备的叔父赶紧跑出来制止他乱发狂语：“汝勿妄语，灭吾门也。”
一个出身卑微的有志者，通过构建家族谱系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和社会地位。这样的例子，在注重门阀的时代并不罕见。刘备也是如此，随大流罢了。所以说，他的发家并不是靠这层所谓的皇族宗室身份，而是靠“道义”——道德和信义。
在早年的拼搏中，刘备并无自己的地盘，但他以道义相号召，团结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帮兄弟。整个时代以背弃人主为常态，甚至刘备自己也多次易主，但他的兄弟们对大哥始终不渝，留下了最为感人的情义。
当名士孔融被黄巾军围困时，太史慈向刘备求救，说孔融交代了，只有刘备能救他。刘备一听，强抑住内心的欢喜：
“孔北海（孔融）知世间有刘备邪？”
你们细品一下，这句话跟“我真中了500万吗”是一样一样的，要让自己赶紧从狂喜中醒过来。因为，这意味着刘备的仁义之名，已经打入东汉上层精英圈层了。另一方面，刘备在底层人中的口碑也越来越好。
在任平原相时，31岁的刘备仁政爱民，“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有人看着不爽，派刺客去杀刘备，结果“客不忍刺，语之而去”。陈寿在《三国志》中感慨：“其得人心如此。”
从出道伊始，刘备就着力于向世人塑造一副仁德的形象。虽然他没啥军事实力，也没有固定地盘，在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等群雄之间辗转，时而投靠，时而背叛。他几乎屡战屡败，四次丢妻弃子，但诡异的是，这只打不死的小强，愈挫，名声愈大。追随他的人不离不弃，接纳他的人越来越多。
为什么？刘备的道德立身策略，生效了。
刘备没有曹操的权谋与能力，也没有孙权的背景与家业，他白手起家，纵横四海，无数次跌倒后，却发现自己身后站着越来越多的拥趸。
面对这一“诡异”的现象，他一定在心中盘算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正是“道德”，给了他用之不尽的资本。道德，对同时代其他人而言，只是道德本身。但对刘备而言，道德就是谋略。
他每时每刻都在标榜自己的道德理念，即便是在做出背信弃义的抉择时，他也总是以更高的道德来掩盖自己的两面作派。要么是寻找借口脱离是非的中心，要么是打着兴复汉室的大旗，为自己的反复无常遮羞。
我们看看刘备的中年履历：
31岁，投奔公孙瓒，后弃投他人；
33岁，投奔陶谦；
36岁，投奔吕布；
36岁，投奔曹操；
40岁，投奔袁绍；
40岁，投奔刘表；
48岁，投奔吴巨；
48岁，与孙权结盟，后背盟；
51岁，投刘璋，后叛璋夺蜀……
在20年间，刘备数次易主，其中正式投奔对象六人，大多是败则投靠，归而后叛。
这些经历，放在别人身上，叫“反覆难养”；但放在刘备身上，却成了“折而不挠”的励志桥段。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亲自讨伐吕布，吕布被俘。吕布请曹操饶命，愿为曹操率领骑兵，平定天下。曹操颇有些心动。
此时，已经投靠曹操的刘备进言说：“明公不见（吕）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
曹操醒悟，下定决心杀吕布。
吕布知道自己没命了，怒斥刘备：“是儿最叵信者！”应该说，只有像吕布这样的同时代枭雄，才能看穿刘备伪善的真面目。
本质上，吕布与刘备是同一类人，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反覆难养”。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吕布的为人有时候甚至比刘备还地道一些。吕布虽两次俘虏了刘备的妻儿，但均未加害，并曾在刘备最落魄时接纳过刘备。刘备却在吕布生死悬于一线之时，出言“杀”之，为人确实够厚黑的。
刘备的道德伪装，之所以能迷惑人眼，还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大师，善于窥探人心，所以总是能够趋利避害。
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说，刘备的能力和谋略不如曹操，“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刘备投靠曹操后，深居简出，没事就在花园里种菜，装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暗地里却联络反曹人士，以汉献帝的衣带密诏，准备谋刺曹操。
某次，曹操宴请刘备，纵论天下英雄，随口说了一句：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刘备一听，大惊失色，以为谋刺之事泄露，手中的筷子都拿不住了，掉落在地。恰好天上打雷，这才把自己的失态掩盖过去。随后，刘备以截击袁术为名，带上兵马，脱离了曹操。后，投靠了袁绍。
再后来，刘备又把趋利避害的做法演绎到极致。
在曹操和袁绍的官渡大战开始前，刘备施计脱离袁绍，避免了灭顶之灾。后，归附了刘表。
这一路走来，刘备纵有再多反复无常的劣迹，最后都被他叫得震天响的道德仁义，掩盖过去了。
投靠刘表的七八年间，刘备内心焦灼，一直在寻访人才、组建队伍、笼络人心。长居人下，不是刘备这个枭雄的本性。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此时刘表病死，死前向刘备托孤。刘表次子刘琮很快向曹操投降，得知消息后，诸葛亮建议刘备攻打刘琮，直接占据荆州。刘备说，“吾不忍也”。搞得诸葛亮很小人似的。
当刘备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刘备）。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带着百姓跑路，肯定跑不过曹操的追兵。有人劝刘备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刘备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这是刘备在历史上留下光辉道德形象的又一个案例。但大家想过没有，做大事必“以人为本”，或许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以人为本，而是以人口为根本。
整个三国，人口是第一竞争力，其次才是地盘。曹魏实力最强，说白了就是其辖下的人口最多。刘备是站在现实的角度，而不是仁慈的角度，去看待跟随他的百姓的价值。虽然经他的口说出来，又被赋予了仁德的意义。
刘备与孙权在赤壁之战中的联手，正是在刘备被打得没有退路的背景下实现的，赤壁之战中，曹操军因火攻及疫病败走，刘备自此才迎来一生事业的大转机。
建安十四年（209年）正月，刘表的长子刘琦去世，刘备顺理成章领荆州牧，成为荆州真正的领袖。就此，刘备集团得以在荆襄地区发展壮大。
尽管口中声称“不忍”，但事实则是，刘备最终取代刘表家族，占据了荆州。
纵观其一生所为，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读三国史时，切记不要被传统认知中那个哭哭啼啼、一脸仁厚的刘备形象所迷惑。
真实的刘备绝对是一个善于反噬的枭雄。
以道德掩盖权术，正是刘备的拿手好戏。在夺取益州的进程中，刘备将这手好戏，演绎得淋漓尽致。
当曹操派出大将来攻汉中时，益州牧刘璋深感恐慌，于是，听从了属下张松、法正的建议，决意求助于刘备。
法正得到刘璋的明确指令后，带上礼物、人马，到荆州请刘备入蜀抵御张鲁和曹军。法正私下献策说，他愿与张松一起作为内应，助刘备趁机夺取益州，“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要，以成帝业”。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刘备要是不心动，打死我也不信。当年，诸葛亮凭借隆中对赢得刘备点赞，并成为刘备打天下的纲领性文件。隆中对提到，第一步占荆州，这已经实现了；第二步占益州，从而“跨有荆益”。
心动归心动，刘备却迟迟未行动。为什么呢？纠结呀！如果按照法正的建议，简单粗暴诈取益州，那他刘备就跟曹操没区别了。刘备做梦都想据有益州，却又不能给天下人遗下诡诈无德的口舌，玷污了他一直以来精心打造的仁德形象，这就得好好琢磨怎么巧取了。庞统站出来献计了，说荆州荒残，益州富强，“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刘备说，不是我不想借呀，你叫我怎么借呀？原话是：
“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这句话很重要。刘备难得自爆猛料，这算是情急说漏嘴了。也印证了我前面所说的，刘备起家以后奉行的仁德和信义原则，并不是出于内心的道德律，而仅仅是他自我标榜的、刻意与曹操对立的一种谋略和手段而已。道德只是刘备的政治工具。勇者善用武力，弱者善用道德，各取所长，在兵家诡诈之道上，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但以道德为权术的禁忌在于，你必须将诡诈掩藏得深一些，最好不要让人发觉你的诡诈。这就对刘备“借”益州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领兵西上益州。沿途蜀中官员热情接待，提供一切必需品，刘备“入境如归”。
达到涪城时，刘璋亲自从成都赶来接风洗尘，天天宴席款待。
庞统献计，在宴会上拿下刘璋，益州轻易就到手了。
刘备说，不可。当然不可。这样做根本不是道德掩盖诡诈，是诡诈掩盖道德。这是小人的曹操才做的，不是仁德的刘备所能做的。
刘璋返回成都前，资助了刘备一批军资、士卒。刘备遂北上讨伐张鲁，但整整一年，他并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是在下功夫树立仁德形象，收买人心。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出兵攻打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终于找到了机会。刘备“从（刘）璋求万兵及资实，欲以东行”。但刘备入蜀一年多好吃好喝，不攻打张鲁就回军，还开口要求援助军资、士卒，如果你是刘璋，你会怎么想？
刘璋虽然很不满，但还没有发作，只是对刘备所要求的军资、士卒都减半提供。没想到，刘备倒有了借口，开始煽动将士，作宣战动员，要攻打刘璋。恰好此时，作为刘备内应的张松身份暴露，被刘璋斩首，刘备遂诱杀了刘璋的白水关守将，攻下涪城（今四川绵阳），控制了涪城以北地区。
刘备翻脸的整个过程，弯弯绕绕，耗时一年多，最后依然是挟道德大棒对刘璋恩将仇报。对于明了其中曲折的人来说，这是刘备欲求不满，刘璋养虎为患，是三国版“农夫与蛇”的故事；但对于不明所以的人来说，还以为刘备受了刘璋多大的委屈，连军资和士卒都遭到克扣，不反真没天理了。
孙权求救刘备，结果被刘备当借口使，气得孙权大骂刘备“猾虏”。
涪城那场欢宴中，刘备借着酒意，已经把他的道德伪装脱了下来。庞统于是赶紧说，这场胜利不是仁者的胜利，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庞统的本意，是要刘备收敛起来，不要过于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
刘备一开始没领会到庞统的深意，一怒之下把庞统骂了出去。后来才醒悟，遂派人把庞统请回来，二人心照不宣，宴乐如初。
再后来，刘璋投降，刘备拿下成都，竟然放纵将士抢劫府库。有人提议将成都士民的房屋田园拿来瓜分掉，幸好赵云反对，刘备才没有同意。而与刘备的所谓仁义相比，刘璋在决定开城投降的那一刻，才真正诠释了什么是最后的仁义。
据《三国志》记载，在刘备围城数十日后，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万，粮食够吃一年，官民都表示要与刘备血战到底，但刘璋说：“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
为了百姓而出城投降，光凭这一点，刘璋的道德，就比刘备纯粹得多。而在刘璋的道德映照下，刘备的诡诈暴露无遗。
但是，我们再往深一层想：三国时期，那些道德纯粹主义者最后都失败了，用现在的话说，叫“活不过三集”，比如刘虞、刘璋；而那些道德工具主义者，或道德无用论者，都获得或大或小的成功，前者如刘备，后者如曹操……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做好人是有代价的。
在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仁义和诡诈各有归属。你要养清望，做圣人，就不要掺和群雄争霸，那不是你的时代。你要参与天下争逐，就请抛弃理想主义，怀着实用至上的一颗心，才能活得久一点。等到天下安定，那是你的天下和时代了，你才有资格和机会重建道德秩序。
刘备对这些事情想得很清楚，所以，宁做伪君子，不做真君子。他一直都是“明示诚敬，阴怀诡诈”，在道德的外衣下藏着枭雄的身躯。
也仅有如此，这名创业老炮儿才能白手起家而走到最后，59岁做了汉中王，61岁做了蜀汉开国皇帝。
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关羽被孙吴杀死后，刘备做出了一生中最后一个重大决策：东征孙权。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秋，称帝才三个月的刘备亲率大军伐吴。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刘备东征的原因是“忿孙权之袭杀关羽”。
这场战争，史称夷陵之战，是刘备与孙权之间最大规模的战争。不过，很多人不能理解，向来精于形势算计的刘备，放弃最大的敌人曹魏，转向曾经的盟友孙吴，竟然是为了复仇！
众人都劝刘备不要冲动，要慎重。赵云说得最明白：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但这些理由显然不能打到刘备的心坎。因为众人似乎都不明白，刘备数十年来辗转不倒、称霸一方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反倒是曹魏那边有人看得真切。曹丕曾让群臣讨论刘备会不会替关羽报仇，群臣也说不会，但一个叫刘晔的人说会：
“蜀虽狭弱，而（刘）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两个理由，一个是刘备刚称帝，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来炫耀武力；另一个是刘备是否为关羽报仇，关系到刘备的立身之本。
这才算是真正看透刘备的人。
如果说曹操的政治资本是战功，孙权的政治资本是父兄家业，那么，刘备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给自己塑造的道义。关羽是刘备起家最核心的旧将，刘备若不为关羽之死报仇，世人会怎么看他？刘备的核心竞争力——道义至上，还站得住脚吗？
所以，没有人能够阻止刘备出兵伐吴。与其说他是为关羽报仇，不如说他是为自己的道德化身而战。
夷陵之战的结果是刘备惨败。
章武三年（223年）三月，63岁的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病逝白帝城。
然而，放宽历史的视野，对于刘备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场胜利：
虽然战败，但他可以向关羽交代，可以向世人交代，可以向自己的道德化身交代，也可以将他讲义气的道德君子形象延续千年、两千年……
当刘备以事业未竟的悲情面目病逝的时候，所有人已经选择性地遗忘了他一生中那些虚伪、诡诈与绝情的时刻或事件，而自动在脑海中加载了无数有情有义、仁义礼智、德泽天下的画面。
一部三国历史就是一部权谋史。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俗话说，老不读三国，因为“老读三国是为贼”，越活越奸诈，不是什么好事儿。
李宗吾说他从三国中只读出了“厚黑”二字，这是很深刻的。
乱世中最大的正义，就是如何取得胜利。谋略和算计因此碾压道德，这是当时的社会常态，连诸葛亮都要刘备趁人之危攻打刘琮。我们千万不要用上帝视角去批评古人。
但我们也不要单纯到一定要去区分高尚与卑鄙。道德的黑白分明，不过是后人对于复杂历史简单化与脸谱化的执念。
曹操也好，刘备也好，哪怕是没有存在感的孙权，他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理想——打天下。但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混战数十年，谁是谁非，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他们也安民，也屯田，像刘备还带着百姓逃亡，但仔细一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百姓安乐吗？还不是为了下一场战争的需要。人终究只是军阀的工具。
一切都是争夺地盘和利益的工具。
没有谁比谁更高尚。
这些乱世枭雄，没有一个具备时代的超越性。
我之前想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会成为全民偶像。因为忠？或者，因为智？但，忠已经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了吗？至少在早期儒家思想里面，并不是。仁义礼智信，没有忠。更何况，忠经常与仁义相悖，按照正史记载，诸葛亮就不止一次怂恿刘备抛弃仁义面具，在道义层面显得很小人。至于智，或许为诸葛亮的受捧加分不少，但历朝历代不乏高智商的人，也不见得他们有多受宠。
现在我想明白了。
历代王朝统治者需要一个忠臣的榜样，来规训自己的臣下，所以一代代沿袭并拔高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形象，美化了二人之间的关系。
在政治祭祀（比如历代修刘备昭烈庙）与艺术创作（比如《三国演义》）的双重影响下，老百姓不自觉地成为官方宣教思想的坚定执行者，遂以官方认定的正义，作为民间的正义。
刘备及其集团中的人物，因此在官民两方面都占据了道德高点。
传统对曹操的评价，是按道德取向来的，说他小人；但转换成政治取向，那他所做的一切就应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做法。枭雄与仁义，按照实际需要取用。政治的东西，很难讲道德。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刘备的伪善，也就无可厚非了。曹操是个真小人，刘备是个伪君子。
刘备在历代王朝收获好评，因为他的思想和手段受儒家影响比较大，符合传统帝制时代的主流。而曹操，陈寿对他的评价是“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主张用重典，尚刑名，崇诡道。虽然历代帝王都在干这事儿，但不能真诚地说出来。只好明捧刘备，暗学曹操。
这也是刘备的迷惑性所在，或说是他最“成功”、最“厉害”的地方。道德和实利，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曹操如此，孙权如此，只有刘备两样全占齐了——生前成就霸业，死后流芳百世。
所以，我们不要用正义的标准去读三国史，他们够不上；也不要用正统的标准去读，现在已过时了；要从人性和行为结果的角度去读，这才是真实而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