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亚琪，独立摄影师、摄影书爱好者
2018年，葛亚琪买下市区一套使用面积33平米的房子，装修成1908阅览室，这里收藏了他十年来陆续购入的1200册摄影书。每月一次的摄影书读书会以及一到两次的开放阅读，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好者。
距离这里1.8公里的龙翔桥十字路口，是葛亚琪的长期“摄影基地”。从2015年开始到2019年的5月，他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一手拿着相机，一手举着闪光灯，累计拍摄了2万多张照片。2019年底，该项目入围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我发现自己很爱无聊的照片，这个时代太有趣了，反而特别缺少无聊和莫名其妙。“
33平米的阅览室
葛亚琪第一次走进位于东京惠比寿的“写真集食堂”时，惊呆了，“竟然有这样一种形式的存在。”
▲ 写真集食堂（图片来自网络）
这是日本著名摄影评论家饭泽耕太郎和太太运营的餐厅。一面墙的书架，摆放了5000多册摄影书，可以随意翻阅。最贵的一批书，平均定价在20万日元，收在有柜门的一格里，但是你只要跟店员说一下，照样可以取出来翻阅。
2018年，葛亚琪买下市中心一套使用面积33平米的小房子。他把“写真集食堂”的照片给设计师参考，“其实它也很普通，就是木色的书柜，反正我就喜欢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的书架占据了工作室的两面墙，甚至还有一个“写真集食堂”同款的带玻璃的柜门。用心的设计师还把书架底部设计为凸出的柜体，可坐，可收纳，还可以踩上去取书。
书架上分门别类收纳了1200册世界各地的摄影书。从2009年葛亚琪入手第一本摄影书开始，十多年陆续入手的私房货，每本都价格不菲，平均售价在500元左右，算下来这些书至少花去了他50万元积蓄。
▲ 1908阅览室
这些摄影书并非“摄影技能书”。在葛亚琪看来，摄影书可以是日记、散文、小说、诗甚至可以是议论文和研究报告。它通过同一主题的多张视觉图片传递了丰富的信息，很多时候即使不看文字也会被它打动。
葛亚琪给这间工作室取名：1908阅览室，1908取自房间号，“阅览室”的叫法参考了圈内一位摄影前辈任悦在北京创办的“奇遇阅览室”，代表了这里不仅是私人的空间，还将兼具公共交流的功能。
2018年8月11日，1908阅览室迎来第一场读书会。葛亚琪特意选择“战争摄影”作为主题。多年前，他因为崇拜罗伯特·卡帕和尤金·史密斯，梦想自己也能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也因此进报社当上摄影记者。
为了准备这一期的读书会，葛亚琪提前挑选出了与主题相关的11本摄影书，为每一本附上简介在公众号里提前发布，便于让报名者了解。还设置了放映环节，现场观看美国著名战地摄影师Chris Hondros的纪录片，让大家了解图片背后的故事。
葛亚琪没想到，第一期参加活动的8名读者，不少人从上海、合肥、温州、江山等地专程赶来，杭州本地小伙伴倒是少数。有位警察读者分享了他以前在刑场看到的那些见闻，也有人因为战争的惨烈，看着看着哭了。
来1908阅览室参加活动的小伙伴各行各业，并非全是摄影圈里的从业者。虽然葛亚琪自己是职业摄影师，但他希望来的人只要喜欢摄影书，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我拍个照片只给同行看，有什么意思？你得给所有人看，对不对？那才有意思，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反馈。或者说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反馈。“
1908阅览室不是每天都开放，更多时候它只是摄影师葛亚琪的私人工作室。每个月一次的读书会，一到两次的开放日，是摄影书爱好者葛亚琪的主动“出圈”。
在读书会上，葛亚琪并不会以老师的身份进行点评分享。他曾经和任悦老师交流过这个问题，在任悦的读书会上，她也是让大家自己看书，“一方面没什么可讲的，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讲，就变成你在读给大家听，听别人读跟自己读其实不一样的，你把你的见解强迫加在他们身上，没什么意思。”葛亚琪甚至也不强迫大家必须发表一些看法，而是“你想聊就聊，你不想聊我也不强迫”的佛系读书活动。
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自主阅读。摄影书以图为主，甚至没有文字。一些读者发现自己看不懂，觉得这样的东西就应该有人来讲，没有权威导读就会失望。
葛亚琪发现哪怕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摄影师，也并不会解读图片，看到一张图就很自然的去看下面的文字说明，这拍的是什么？“他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或者没有这种习惯，他需要从文字上得到答案，而不是自己先看，不是从这个照片上得到答案。”
1908阅览室还举办过摄影展——在不足2平米的厕所间里。取名为“头发长了”的mini展览，展出了90后翻译邵洁莹连续拍摄了365天自己短发变长的照片。
她和葛亚琪在厕所墙壁每个十厘米见方的白色瓷砖上贴上一张照片，一共贴了365张“鸡窝头”。2平米的展厅里，还以不同的灯光分成两个区域，参观者可以感受不同颜色组合的效果，体会一天一个新发型的快乐。
这个展览有意义吗？也许没有，就是觉得“好玩”。用葛亚琪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无聊有趣。
简单的四个字也许正是葛亚琪职业道路上隐形的指路牌。
你拍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摄影对于葛亚琪而言，用工作或者生活来简单定义都不太合适。他总是随身带着相机，送儿子去幼儿园拍摄，坐地铁去工作室的路上也拍摄，中午下楼吃饭也拍摄，甚至在1908阅览室里，他还有一项进行了一年多的拍摄项目，拍摄楼对面的一所学校。
葛亚琪的工作伙伴是一部135胶卷卡片机， 不存在美颜，也不用调色，是生活的纪实摄影。一个星期“咔嚓”下来，要用去5-10卷胶卷。有儿子被放到树杈上锻炼胆量的大哭照，有坐地铁的黑衣姑娘，路边两个排排坐的橙色塑料凳子，商场里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扶梯，一根掉在地上正在融化的红豆棒冰.......
▲ 儿子被放在树杈上锻炼胆量
▲ 街边的两张椅子
▲ 慈溪围垦地的四位青年
“我发现自己很爱无聊的照片，这个时代太有趣了，反而特别缺少无聊和莫名其妙。”葛亚琪在整理2019年整年的拍摄底片时，发现作为自由摄影师的这一年，摄影于他而言变得更纯粹也更轻松了。
这是葛亚琪辞职的第一年，从摄影记者变成了自由摄影师。拍摄题材的变化也让个别朋友质疑他，你拍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小学三年级时，喜欢拍照的辅导员老师组织了一个摄影兴趣小组。老师带葛亚琪他们去城里的公园，同学们互相拍对方。葛亚琪喜欢让同学跳到空中，抓拍下他们凌空的瞬间。
2008年，葛亚琪考进了浙传摄影专业，新生体检完毕，老师找到他说，你有色弱，按说不能进这个专业，不过既然来了就上吧。
高抬贵手的老师万没想到，色弱生最后成了班里唯一从事摄影职业的人。
“但是大学时候，我不知道我学这个专业未来要干什么。没有被开化没有顿悟，还是一个每天那边玩网络游戏的人。“毕业后葛亚琪糊里糊涂进了电视台，扛起了摄像机。
这份工作唯一的意义是让他发现了自己不喜欢什么，“我不喜欢拍电视，我喜欢做静态。”他开始重新拾起摄影，拼命自学，很快跳到了一家日报媒体。
葛亚琪开始像偶像那样，用图片进行新闻报道，拍摄的题材通常都具有社会意义，或是反映社会问题。但有趣的是，他的几次高光时刻都是无意间或者因为好奇心驱使。
他在2013年拍摄过一组关于棚户区改造的照片，拍摄的动机纯粹是好玩。当时葛亚琪新买了一个胶片相机，就跑去路上转悠。
他注意到在萧山市中心3万元一平米的现代小区旁，有一幢红砖房，里面的居民像是活在70年代，整个小区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每天早上会有很多人拎着马桶排队，葛亚琪拍下了这些他感觉很奇幻的景象。
这组照片被腾讯旗下的专业纪实影像报道平台选登，当天一发布就火了，紧接着被总理批示。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偶然，那么从2014年到2016年，持续三年拍摄了60多位抗战老兵，并且在台北阮义忠影像空间举办摄影展，这又是一个从偶然到兴趣驱动的坚持。原本报社只是给葛亚琪分配一个拍摄志愿军老战士的简单任务，他多想了一点：我们那些抗日战争老兵在干吗？
“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在上厕所，我站那边就在想这个事情，我说我明天要去拍，去找找看。”很快，葛亚琪通过朋友圈联系上“我们爱老兵”的一名志愿者。
和通常采访不一样的是，葛亚琪习惯先拍照再采访——先把第一印象拍下来。
▲ 举起双手欢迎记者的抗战老兵
他会在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就把举起双手欢迎他们的一位老兵拍摄下来，再坐下来听他的故事，“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能够跟这个照片对得上，就很有意思。”原来老人年轻的时候曾经被拉出去陪绑，枪声一响，直接惊吓到尿失禁，从此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经兮兮。
所以，再回头来看那张抓拍的照片，老人的动作特别像投降，“我拍之前并不知道他的故事，坐下来聊然后才会知道，他的动作跟他的身世有联系。”
十字路口摄影师
2015年进入都市快报摄影部后，葛亚琪看中了单位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龙翔桥。作为许多外地游客抵达杭州的第一个目的地，龙翔桥的这个路口往往是他们除了车站和机场外，对于杭州的第一印象。
这里也是葛亚琪小时候和同学周末从萧山到杭州乘坐公交的终点站，从这里去西湖边划船，去快餐店吃炸鸡，最后去新华书店翻翻书，买根铅笔。
“那里人特别多，所以我就会跑去拍照，这都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葛亚琪说自己从来不会为了一个题材，特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创作。他只拍跟自己有关的东西。
站在在杭州最繁忙的路口——龙翔桥，葛亚琪的拍摄方式不是拿长焦躲在远处，他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一手拿相机，一手举着闪光灯，站在被拍摄者的面前。
▲ 葛亚琪在街头拍摄
迎面走来的人，只要觉得她穿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或者他的气质跟别人不一样，就拍下来。葛亚琪用快拍的形式去拍行人，因为他觉得人的眼睛没有照相机速度快。
拍下的瞬间他并不知道具体拍下了什么。“你静静地回过头去翻那些照片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没看到的东西。我是以那种形式，就是一种从照片上重新再去观察这些人的方式去做这个项目的。”
▲ 打电话的外卖快递员
十字路口的拍摄，从2015年开始一直拍到2019年的5月，累计拍摄了2万多张照片。葛亚琪把它们进行了有趣的分类，比如Double系列（两个穿着相似的人）、狗系列、衣服有Logo系列等等。
▲ Double系列
▲ 葛亚琪将龙翔桥街拍作品集结成册（图片来源：锐图）
2019年12月，龙翔桥拍摄项目入围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该奖项的其中的一项要求是候选项目必须正在进行1年或1年以上，是鼓励那些长期坚持一个主题的摄影者。
给我三年的时间试一试
拍摄自己喜欢的项目，同时也跑新闻做报道，这是葛亚琪在《都市快报》期间的日常。但是他在32岁已为人父那年，想明白了人活着还是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想通了这一点，我就一秒也待不下去了，立马辞掉了工作。”这个决定快到葛亚琪还没有想好以后具体要做什么。
他让家人给自己三年的时间试一试，“如果不成功，就重新开始找工作，选择按部就班的工作与生活。”
离开报社后，葛亚琪从报道者彻底变成了观察者，“我还是很佩服依然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指新闻报道），但是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做不到，或者说我现在不想做。我现在做的就是默默的那边看着，然后自己总结出一些事情。“
葛亚琪的想法并不奇异，2019年因为《你好小朋友》摄影书在中国广受欢迎的日本摄影师秋山亮二也有过类似的放弃和选择。
秋山亮二年轻时曾经被派往北印度拍摄饥饿中的人，他很快发现自己没法面对这样的人类，他说作为一个人，我应该卖掉相机去换米，但是作为摄影师我又得在自己的岗位上。
1981年，秋山亮二来到中国，从北京到海南，从成都到新疆，去了中国的很多城市。他婉拒了官方安排的摆拍，像孩子一样与当地的小朋友游戏，拍下他们最自然的瞬间，最终用8000多张彩色照片，承载了中国70、80后的童年回忆。
▲ 《你好小朋友》摄影书中一张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拍摄孩子也是葛亚琪的兴趣之一。他经常趁着送儿子上幼儿园时进行拍摄，有一天还因为特别想拍孩子们午睡，一直呆到了中午。
“我很怀念小时候，我变不小了，但是我可以趁着送儿子的时候，重新回到幼儿园。“也许是带着这种心情拍摄，葛亚琪拍摄孩子的胶片作品，像是为20年后长大的儿子翻看的，照片散发着回忆的味道。
▲ 午休时的幼儿园
当葛亚琪得知《你好小朋友》将发行复刻版时，这位摄影书骨灰级粉丝协助出版社的朋友策划了预售方案。
在此之前，葛亚琪为了补贴自己日常败书的费用，开设了网店销售摄影书。平常几本几本上架，但是对于《你好小朋友》，他自信地上了1000册。要知道由于摄影书动辄数百元的定价，出版社首印量通常也就是1000册上下。
直觉胜了，定价390元的《你好小朋友》，首印5000册一个月内就宣告售罄。
大部分时候，葛亚琪并不享受“卖书”的角色，查资料、翻拍、和客户来回的沟通，琐碎费时。他甚至羞于在朋友圈里吆喝。
“你明明有一本很好的书，然后你要去推销它。有的时候我觉得像这样的艺术的东西，你就应该端在那边，对不对？”葛亚琪觉得做“微商”太折磨人了，不仅卖书被折磨，自己买书时也是被折磨。
进书就要四处选书，守着“只卖自己喜欢的书”的原则，葛亚琪不断给自己挖坑。
很多出版界的朋友跟他熟悉后，会把清库存的样书推荐给他，但这样的好书有时国内只有一本，“我是自己留着，我还是卖？”最后1908阅览室又多了一批收藏。
卖书这件事，葛亚琪觉得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生意。“我的第一定位是摄影师。“临近年末，葛亚琪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忙着检查一本摄影书的小样，书里都是他自己的作品，能出版一本自己的摄影书，是他2019年立下的flag。
距离葛亚琪跟家人承诺的3年试验期刚刚过半，是否真的会回到原路？葛亚琪觉得不太可能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了。“自由惯了，就不会想着要回去。今天早上还跟老婆来在聊这个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怎么赚钱，但是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封面图片来源：一条
内文头图：锐图
其他除注明来源外均为葛亚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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