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兰军被临时安排在李婶家里吃住。
李婶家男人常年在外打工，两孩子都在省城念大学，家里留着李婶和七十几的公婆。院里有三间砖窑，李婶家住两间有过道的房，公婆住靠东那间。婆婆常年有病在家，平时公公帮李婶打理着塬后几亩核桃树和沟坝子上的二亩粮地，地里种些谷子、玉米、山药蛋等以赀家用。钱的来路少，伸手要的人又多，日子就过成了年景。尤其是这两年，核桃地没有了收入，靠男人一个人打工，均两个娃上大学和家里的开销，一家人过活的如一盏小油灯照明似的惨淡。
好在李婶人开朗，话也多，烦心愁呕的事也就淡了下去。有了魏兰军作伴，她总有说不完的话，什么东家男人懒散，西家寡妇没粮，张家挣了大钱，王家得了大病之类，李婶如数家珍一般。没两天，俩人就熟的像油秃子滚在蜂蜜上。
李婶家的炕有点烫。入夜，李婶已昏昏睡去，野外的鹁鸪声、杜鹃声村里的狗吠声、院里的虫鸣声一齐传入耳中，魏兰军在炕上来回滚动着热热的身子，难以入眠。及至半夜，呱呱呱又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她就惊恐了起来，慌着把李婶推醒。李婶说，村周围的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只有鸟怕人，没听过人怕鸟的。说完又昏昏睡去。她只好用被子捂住耳朵，逼着自己入睡。
李婶家靠院墙长棵桶口粗的剌槐，天刚透亮，麻雀、野鹊子就赶集似地飞到树上唧唧喳喳了起来。隔壁张五蛋家的狗听到叫声，就立刻奔跑出来，示着威，朝树上的鸟吠上老半天。每到此时，魏兰军就了无了睡意。
不过，凡事见怪不怪。过了几天，听惯了村里动物叫声的魏兰军就能和李婶一样，在聊天中进入梦乡了。
农家人的日子就如从核桃树叶间洒下来的光亮那样零碎，地里的杂活儿和家里的杂事儿全靠掏着空儿拾掇。
每天早饭过后，李婶就到地里务弄去了。魏兰军则带个笔记本出来，走到村巷里，看那家有人，那家人还没回。有人时便走了进去坐下来，说着话，唠起了家常。村里没人时，她就跑到地头，帮人家干些简单的农活儿，边干边聊了起来。抽着空她就在本子上写着，诸如几口人、几亩地，一年的收入支出、有什么困难等等，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村里人吃饭时爱聚在一起，人们听说县里派来的第一书记是个光眉俊眼的女娃子，每到饭时就三三两两端着碗，聚到李婶家的垴畔上唠嗑儿看热闹。
有个叫六六的小伙子，合着几个年轻后生专爱打诨，看到魏兰军走出院子，便用刚吃过饭的筷子敲着碗边唱了起来：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行哟，往前行——莫回呀——头…”
直唱的魏兰军脸红脖粗，凌乱了脚步，然后大伙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李婶便走出来朝着垴畔的人嗔骂起来：
“狼不丢的小子们，挨刀子的，起什么哄？想娶媳妇回家问你爹你妈要去！”
大家听到骂声，野鸡失了蛋似呱呱呱地笑上一阵，然后一哄而散。
刚开始，魏兰军对这种戏耍方式很不适应，住了几天，觉得羞羞答答躲着总不是个办法，不如干脆当面来个锣对锣鼓对鼓。
次日吃饭，她照常往院子里走，小伙子们又开始唱：
“妹妹你……”
她就站在院子中央，对着垴畔上的人说道：
“小伙子们，你们唱的真不懒，有本事再唱几个好听的让大伙听听。”
她一开口，小伙子们自知让她开口说话的目的已然达到，反倒不好意思再唱了。于是和她搭起了讪，一来二去都成了熟惯人。
以后吃饭的时候，自不用通知，一个个鸭子抢食似的跑到李婶家垴畔，坐在砖花栏上，和她聊起家常琐事、村情民风，她也凑着热闹给大伙说一些特朗普上台要打贸易战之类的国际新闻，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和国家扶贫政策。
日子不知不觉地过去半个多月。魏兰军从前塬到后塬都走了个遍，家家户户都留下了她的脚印和笑语，村里的情况也让她摸了个底朝天。没人的时候，她总发着呆，思考着村里急需要办的事和长期要做的事，像梳辫子似的一条一条梳理出来，工整地写在本子上。
最后一段她是这么写的：
硬化通村道路、实施人畜提水工程、核桃树品种改造是当前重中之重的三件大事；培养农村养殖、加工等产业、美化亮化村庄、开发乡村旅游要列入议事日程，长抓不懈，久久为功。
她把这些想法和宋金山、郑狗娃说了，他们说水和路都是提了几年还没办了的事，你现在又加了几条，就当是咱们报上面的脱贫计划吧。
她问他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俩人吱吱嗯嗯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她有些失望，继而又暗笑起他们的保守来。
其实，是她还不知道，农村干部最反感的就是那些纸纸上的东西。他们认为纸上写的再好，再多，不过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而已，要不还能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俩压根儿就没把她写的当回事。在他们眼里，机关干部就只会做些写写划划，纸纸杂杂的事，指望这些人给村办一件实事，如同在纸上画个大烧饼一样。
即便她有些与众不同，他俩也对她不敢抱有任何幻想。按照以往经验，他们认为，她下来驻村也不过是为了给自己镀一层金罢了，时间一到，她立马就回了机关升个职啥的。现在要靠她给村里办实事？得了吧！谁信呢！她有没有诚心先不说，就是真有诚心去办，一个刚从学校出来不久，乳毛未褪的小丫头片子，能干什么呢？莫非蚍蜉想撼大树不成？
当然，宋金山和郑狗娃心里这样想，嘴上可并没流露出来。魏兰军见他俩无话，心里有些郁闷，就提议召开全体党员和干部大会，将脱贫计划交大会讨论。
开会，提起了开会，魏兰军就头疼了起来。
前段时间，村里开了两次会。开会时，人来的迟不用说，最后到场的不是缺张就是短李，七齐八不齐的。有的干部和党员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党员外流严重倒还好理解，可村干部不应该呀？她一开始弄不清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农村只有支书和主任属于类似“编内”的干部，上级每月给一定的补助。而那些副支书、副主任、委员啥的，属于“编外”干部，上级是不发工作补助的。这些“编外”干部，村里有集体经济的，还能领到一定数额的工作补贴，可贫困村里集体没有一分收入，拿什么给呢？村里的支书、主任能把村里的财务维持到“零”的水平而不要成为负数，那就算是有能耐的好把式了。
干部没有工作补助，就像马厩上的槽里没有一粒草料，你让马饿着肚子拉犁驾车，赶着它入厩上槽，它自然是一百二十个不乐意。这是一个简单的连傻子都懂的道理。
另一方面，村里的干部和党员也是人，也是贫困地区的农民，他要生存、要养家糊口、要带头致富奔小康。他不能以穷为光荣，不能像战争时期那样饿着肚子干革命、舍了老婆孩子和老人。何况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一个人如果嘴里只空喊着高大上的口号，兜里没有一文钱，家里穷的叮当响，谁还把你当人看，谁还选你当干部呢？即便你当了干部，一个连自己和小家都养不了的人，那有本事养大家呢？结果自然是人轻言微、地脊草贱，没有人服气你。
想来想去，魏兰军归纳了一个字：穷。
穷让村干部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穷让干部队伍削弱了战斗力。她觉得“编外”干部不来开会，不参与工作，这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了的事。
塬上村的支部村委说是两套班子，人统共加起来也不过四五个。支部除支书宋金山、副支书郑狗娃外，还有一个叫杜珍珍的女支部委员。她平时带着两个孩子在镇上念书，开会对她来说就像赶集似的，想来时来来，不想来时就不来了，谁能拿她怎样？把她换成别人，别人还不一定顶得上她。村委班子除主任郑狗娃外，副主任叫付丑小，委员叫郭平则。付丑小是个将近七十岁的小老头，村里人都叫他“老干部”。他从“文革”后期开始就一直在村里当干部，曾担任过村革委副主任、大队副队长，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仅半月）。休息了几年后，前两年又被村民选为副主任。因为他的“官”一直带个副字，所以他自己也经常把“付丑小”错写为“副丑小”。开会的时候，他口里总叼着一根用核桃树枝制成的旱烟管，吸着土制烟叶子。这种烟叶子劲头大，味儿足，直呛的魏兰军喉咙发痒，眼泪直冒。付丑小最大的优点是没有私心，人也实诚，办起事来不偏三向四。这也是大家老选他当干部的原因。
委员郭平则是个不到四十岁、皮肤漆黑的年轻人，村委换届时他竞选过主任。不过由于他的一惯见钱眼开，村里人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好。选主任时选民把票投给了正直善良的郑狗娃。但他的活动能量还算大，逢人便求情说好话。出于同情，大家便给他投了个委员票。另外，他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商贩子，常开着个轻卡做些贩卖生畜的买卖，平时忙的在村里连面都照不上，村里有事时，他常常是用时不到，到时不用。
人齐与不齐，可该开的会还得照样开。
晚饭过后，魏兰军早早就来到村委，把桌椅板凳摆好，拿着抹布又擦了一遍。下午，宋金山和郑狗娃就在电话上通知了党员和干部今晚八点钟开会。她提前来，是要好好准备准备。她把她拟好的脱贫计划和措施工工整整地抄了几份，等开会时发给大家讨论。她还写了个发言提纲，以防开会时慌不择言，自乱了阵脚。
快九点时分，零零落落来了几个党员干部，魏兰军焦急地看了看表，又看看宋金山和郑狗娃，他俩依旧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正和来的人唠着闲话。魏兰军催了催宋金山，宋金山只好再打电话催没有来的人。过了好一会，能来的人总算来的差不多了，宋金山宣布大会开始。
魏兰军先把手里抄写好的脱贫计划分发下去，正襟危坐在椅子上，面向大家，一脸严肃地念了起来。还没等念完，好多人就听得不耐烦了，张家长李家短地议论了起来。宋金山喊了两次大家安静，可过不了半分钟，又嗡嗡开了。魏兰军只好硬着头皮，在乱哄哄的吵声中念完了稿子。
讨论就更不用说了，奇闻轶事，花边新闻成了大家讨论的主题。魏兰军的脱贫计划，人们连正眼都不看一眼。快散会时，付丑小才把烟锅在桌上磕了磕说道：
“姑娘，你刚才念的这些，大家都没意见，纸上的东西，俺们以前听的多了，可没见过办了几件。你一个女孩家，身单力薄的，来了村应应景，点点卯，回去该干嘛干嘛去吧。你说的修路、引水，办这办那的，都是大人物才能扛动的事，不是你一个小女子能拿得起的。”
“就是，姑娘，你想咋写咋写，能交待了上面就行，我们没意见。”
其他人都附和道。
魏兰军靠着写字桌僵硬地坐着，窑顶上吊着的白炽灯射来刺刺的光。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等到所有人走完，眼泪终于像决了堤的洪水，刷地流了下来。
回到李婶家，魏兰军一声不吭地倦在炕上，脑海里不停地闪现着党员和干部们投来的淡漠、鄙视的目光以及淡漠、鄙视目光背后对女人，对下乡人员根深蒂固的看法和误解。尽管他们的看法和误解不是针对她一个人，但她内心仍陷入了深深的羞愧与不安之中。
是啊，他们凭什么要相信她呢？在未变为现实之前，一切纸上的东西写的再华丽、再漂亮，再具体、再实在，在他们眼里都是一文不值的。他们把嘴巴上说的与现实情况比作天与地，他们对天上遥远的、美丽的东西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只对地上看得见，摸得着，能站在上面或抱在怀里的东西才怀有虔诚和恭敬。
他们是最直接的现实主义者。
尽管魏兰军从一开始起并没有做错什么，但现实就是这样的打脸。她在羞愧的同时，难免有些无奈和沮丧。
她觉得她就像做着骑土梦，刚出征就被大风车打败了的堂诘诃德。不，自己连堂诘诃德都不如，他还有行动，而自己却仍停留在纸上。
一连三天，除了去李婶家吃饭睡觉，她都把自己关在了村委的办公室。
中秋时分，塬上的田野里添了几重金黄色，核桃树也收敛起了逼人的绿色，暗淡了许多。魏兰军像刚从一场酣睡中醒来似的，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推开门走了出来。外面的空气清爽而自由，阳光从清澄的天空洒了下来，她感到无比的柔和和宽怀。村里已有一些人赶着早，零零星星收起了秋。李婶家后面靠街住的一个叫黑子的中年人，正担着满满两筐橘色大南瓜，一步一步从村委门前走过。魏兰军离远就看到黑子被压的嘶牙裂嘴，扁担都快变成了“O”形。
她立在院里静静地看了好半天，倏地，一只小画眉在不远处落下，机警地寻觅着地上的食物。她想靠近它，可它很快就飞走了。她有些失望，回过头，又看了看村委老气横秋，陈旧破败的五孔窑洞，联想到这几天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想到要做的好多事，好多做法，好多思路，一种负重之感油然而生，肩膀上顿时沉甸甸起来。
她不能再这样和自己纠缠下去了。
她想。
她返回办公室，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当即发动了车子。
风爽爽地吹着，她开了车窗，一路疾驰。回到局里，她直接敲开了赵局长的门。
“兰军，感觉怎么样，还行吗？”
赵局长看到魏兰军进来，开门见山地问道。
“还行吧，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现在没您的支持我可真干不下去了。”
赵局长睁大眼看了看她，问道：
“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了？”
魏兰军把自己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简单汇报了一下，又把自己拟好的脱贫计划呈给赵局长，然后鼓起勇气说道：
“局长，我想从小事情做起，局里能不能从经费里挤出点钱来，先改善一下村里的办公条件？”
赵局长若有所思的看着她，半天说道：
“这样吧，你先回村和村干部做一下预算，我随后会专门过去一趟。还有呢？”
“还有就是要尽快给村里解决水和路的问题、落实核桃嫁接的事，您可得多想想办法。”
“好吧，我抽空见见有关部门领导。你以村的名义可以先给他们打个报告。”
赵局长作为驻塬上村扶贫单位负责人，又是魏兰军的直接领导，魏兰军的工作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当然要支持魏兰军。
回到村，她让宋金山和郑狗娃找内行的人，预算了一下办公室翻新成本。赵局长带着人过来察看了一次，把翻新标准定了，就开了工。
宋金山和郑狗娃虽然对虚工作消极应付，但对务实的事积极性还是蛮高的。当魏兰军和他俩说要翻修村委时，俩人顿时像打了鸡血似的，这可是他们早就想干而不敢干的事。高兴之余，心里随之也嘀咕了起来，这女孩子还真不是个“吃素的”。
凡事开了头，离结果也就不远了。三个人忙前跑后，请泥瓦匠把五间窑洞刮了墙，铺上磁地板，旧木窗全部换成了“气密王”，外墙也用乳白磁片贴了出来，里里外外打扮的通体透亮。赵局长还派人送来一车办公用品，有会议圆桌、写字桌椅、床、电脑，应有尽有。宋金山和郑狗娃看到这些东西如同刚娶了新媳妇儿，咧着嘴好长时间都合不拢。
村里的人抽空也进去瞄上几眼，用手摸摸新式桌椅，四处参观参观，笑着留上一句“鸟枪换大炮了”的话，匆匆干活儿去了。
村里最不方便的是没法洗澡。这让魏兰军憋气的很。乘着回城开会办事的机会她回了两三次家。一进门先痛痛快快地洗上一澡，换上衣服，陪父母说说话，撒撒娇，告诉他们农村的一些新鲜事。
父母看到她天天忙的火烧眉毛似的，本来不乐意她下乡蹲点，可又拗不过她，只好反复叮咛她照顾好自己。
每当返村前，她都要上街逛上一两个商店，不是给张家捎点针线就是给李家捎些花布，碰见好看点的中年人衣服，她就给李婶买件，顺便买些肉、水果等一大堆吃的东西。开车路过药店时还不忘给李婶家婆婆买治孝喘和高血压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