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33名富有的高中毕业生家长参与作弊案，以使他们的孩子被名牌大学录取，这些大学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敦大学、南加州大学。桑德尔教授由此对当前全球“优绩至上主义”和所谓的“精英治国（技术官僚治国）”提出强烈批判。
在优绩至上的社会里，精英、上层人士（富豪）认为，他们的成功完全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的，是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的应得回报。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不自律，咎由自取；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应完全由自己承担。
如吸毒、吸烟、酗酒、暴饮暴食这些生活不自律引起的身体疾病，治国的精英们认为不应由公众医疗来负担；
全球化带来的失业、贫穷也应该由自己承担。“穷人们”应该加强学习、提高技能，努力去自我适应，否则将被社会淘汰，遭到精英们的唾弃。
令入不敷出的“穷人”沮丧的是，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这种想法更让人绝望，加上“精英人士”的鄙视，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完全丧失社会尊严。
桑德尔教授认为因为推崇优绩至上，在政治层面上已经造成了社会层阶和文化的割裂，导致中下层人士话语权的丧失。
高收入人群的工作比低收入人群的工作创造了更大的社会价值吗？
金融家和护士、硅谷的程序员和城市清洁工、公司CEO和教师，谁创造的社会价值更大？
桑德尔教授分析，收入高只是当今社会碰巧认可了你的某一部分技能和才华。
特朗普的当选证实了大多数美国人情绪，他们并不是喜欢特朗普，而是更反感希拉里-克林顿宣扬的“优绩至上”；英国的全民公投退出欧盟，也是出于同理。
桑德尔教授认为精英人士忽视了影响我们成功的大部分因素：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地区、天赋等，这些“运气”不是靠我们努力就能够获得的，但是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能否进大学、进什么样的大学、进什么样的企业、在什么样的城市工作，进而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事业发展。
高官和富豪孩子会上普通中学吗？普通家庭的孩子上得起高考前的辅导课吗（美国的高考前辅导课是1000美元/课时）？
在中国，北京、上海的大学招收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的分数线一样吗？
事实是，哈佛、耶鲁、斯坦福、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的毕业生会被世界500强企业优先录用；在企业中有家族亲属、同校学长作为领路人的年轻人会比没有资源的年轻人的职业发展远大。
桑德尔教授针对在进入高校阶段就对人进行分类的弊病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每年有40000多名学生申请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提供的2000个名额。桑德尔先生的建议是，首先淘汰那些明显不可能在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茁壮成长、没有资格表现出色并为同学的教育做出贡献的申请者，然后“把合格申请人的文件扔下楼，捡起来2000个，就此打住”——抽签完成招生。
诺兰-莱恩是美国棒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投手之一，入选棒球名人堂。他18岁参加选秀，第12轮才有球队签下他，在他之前，已有294名看起来更有前途的球员被选中；汤姆-布雷迪是美国橄榄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之一，第199顺位才入选。
即使像棒球、橄榄球这样需要极具天赋的运动项目的运动员都很难预测，那么，通过精细的排名就能判断一名高三学生在未来对社会或某个领域会产生广泛而重大的影响吗？
最后，迈克尔教授写道，“我们是否认识到，尽管我们努力奋斗，但我们不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发现自己身处珍视我们才华的社会，是我们的幸运，而不是我们应得的。对我们命运的偶然性的强烈感觉可以激发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出生的偶然，亦或是命运的神秘，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这种谦卑超越了优绩的暴政，为我们走向少一些敌意、多一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