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脆弱》中，纳西姆·塔勒布引入了“林迪效应”概念。林迪是一家熟食店，位于纽约曼哈顿，创建于1921年。林迪餐厅以芝士蛋糕最为有名，纽约不少名人都是这家店的常客。然而，林迪最火的其实并不是甜点与咖啡，而是任性的服务员。如果顾客问：“服务员，我的汤里有只苍蝇。”那么服务员会回答：“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吃素的。”如果顾客说：“服务员，我的咖啡怎么尝起来像茶？”那么服务员就会回答：“对不起，先生。我可能弄错了，给您上的是热巧克力。”
据说，林迪将这些对服务员或食物批评的神问答印在了自家餐厅的菜单上。去林迪餐厅吃饭的不仅有记者和明星，也有学者和研究人士。一位名叫阿尔伯特·高盛的学者也是林迪的常客，林迪餐厅晚餐时有喜剧演员表演，高盛在看了一些天后，突发灵感，写了一篇名为“林迪法则”的文章，发表在杂志上。后来，曼德布罗特在《大自然的分形几何》一书中，使用数学方法提出了“林迪效应”：“对于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一些。而对于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则可能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剩余寿命。”
在《反脆弱》中，塔勒布对林迪效应解释为：假设一项计划预期在79天内完成。在第79天，假如计划还未完成，那么人们预测它还需要25天；但在第90天，假如计划还未完成，它会还需要58天；在第100天还需要89天；在第119天还需要149天；在第600天，如果计划还未完成，你会预测它还需要1590天。如你所见，你等待的时间越长，你预期还要继续等待的时间就越长。
塔勒布说，虽然林迪效应是他迄今得到的最有用、最稳定和最普遍的启发之一，林迪的芝士蛋糕可就逊色多了，如果没有林迪效应带来的名气和好奇心，这家店可能早就生存不下去。深究林迪效应的现象，塔勒布认为可以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来解释林迪效应，正是脆弱性导致了林迪效应。
塔勒布将“脆弱性”定义简化为针对混乱无序的敏感状态。比如，陶瓷工艺品最不喜欢震动、无序、摇摆和地震，它只能从随机事件（或更宽泛的说，从无序状态）中受害，而不能从中受益。如果严格定义什么是“脆弱”，那么它是指“对外部压力源呈现非线性反应”。这意味着强烈的外部冲击力对其造成的影响远大于微小的冲击力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两种影响的程度与所受外力的大小极不成比例。
其实，时间是相当无序的。我们把抗争时间带来的无序性视为一场光荣的战斗，称之为“生存”，其实它就是我们应对无序状态、处理混乱事件的能力。脆弱的东西对波动性和其他压力源有着非对称性的反应，会从中受害而非受受益。从概率论上讲，波动和时间是一回事情。因此，引进“脆弱性”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牢固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即检验一切事物最有效的手段是时间。《纽约时报》热门专家写的书在出版的时候，也许会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宣传，但是它们的5年存活率普遍不如胰腺癌患者。
时间是“风险共担”的组织者和裁判者。那些经过时间的洗礼、磨练和筛选而幸存下来的事物，向我们揭示了它们强韧的生命力。如果没有“风险共担”把各种事物的脆弱性暴露在现实世界，任其承受各种潜在伤害，那么筛选机制就会被打破：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以某种规模生存相当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崩溃，造成很多附带的伤害。在这里，“风险共担”对群体的定义是，某空间内存在一种机制，即别人会以你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你；该空间还普遍存在一个规划，即个体奉行银律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戒条来对待他人。在这个定义里，其核心概念是非对称性。
古希腊有一个这样的神话传说，几个渔民捕获许多海龟，在煮熟了海龟后，发现海龟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美味，结果几乎没有人吃。此时，信使神墨丘利经过此地，渔民便邀请墨丘利分享海龟肉。墨丘利很快察觉这些渔民其实是摆脱自己并不需要的食物。于是，他命令这些渔民把海龟肉吃掉。同时，墨丘利制定了一条规则，那就是，“想让别人吃什么，你自己先得吃。”
塔勒布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有人向你兜售的建议并不一定真正对你有利，或者现在对你有利以后对你不利，但肯定对他自己有利。比如，销售员总是宣称某股票对于客户的投资组合来说是完美的，或者某股票肯定会涨，或者诱导客户“如果这次错失良机”将会追悔莫及。他们是操纵客户心理的高手，总能够让客户心甘情愿地与他们达成交易，而且对他们感激涕零，对他们所代表的公司产生好感，而真相却是这些交易经常会损害客户自身的利益。罗马人早就洞悉了这一点，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拼命赞美某商品，那么他一定急于卖掉他。
对某一股票评头论足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而买入某一股票，然后对其发表评论，这相当于主动披露自己的持股情况，对产品最有力的宣传是用户的口碑；另一种是买入某公司的股票，然后大肆宣扬该公司的价值，以期把股票高价卖出去，这就是所谓的市场操纵行为，当然也是一种利益冲突。市场操纵以及利益冲动相较于给别人糟糕的投资建议而自己又免责而言，前者对社会危害更小。一般来说，风险共担或多或少会导致利益冲突，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如果一个人承受的某一股票下跌的风险，那么在充分披露其持股信息的情况下，他鼓吹这支股票的投资价值也无可厚非。
时间以两种方式来考验我们。首先是衰老和死亡。事物会死亡，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生物钟，这个过程被称为衰老。其次，还有危险和意外事故。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遇到的是两者的组合：你在衰老的同时，往往不能敏捷地应对突发事故。我们有时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林迪效应”、“是林迪干的”或者“和林迪兼容”这些话，它们都可以用来展现符合如下特征的同一类事物：“林迪”不会衰老，只会消亡，只要它还活着，它的预期寿命就会随着时间延续。只有那些无生命的事物才不会腐烂变质，它们就是林迪。林迪可以包括观点、书籍、技术、程序、制度，这些事物没有导致其自身衰老和消亡的生物钟。一本纸质版的《战争与和平》会衰老，但是这本书所包含的思想并不衰老。
塔勒布发现，获奖就是诅咒。事实上，交易员很早就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媒体表扬就是反向指标。1983年，IBM上了当时极有影响力的《商业周刊》的封面，被捧为“终极公司”。当时塔勒布很幼稚，冲动地买了这家公司股票，但很快就被炮火掩埋了。之后，他的猛然醒悟，应该做空这家公司，在下跌中弥补损失。由此他学到一件事：媒体的表扬是勿庸置疑的诅咒。IBM股票在之后15年一直处于下跌之中，一度濒临破产。
现在，有了“林迪”，专家就不再是专家了。我们不再需要顶级专家来评判排名比他靠后的其他专家的水平了。脆弱性是发现问题的专家，光荣归于永恒的时间和强韧的幸存者。当一个人的命运不依赖于同行评议时，他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商人承担着风险，其事业的成败得失并不依赖于他人的评判，如果有什么人能够评判他们，那么也只能是他们的会计。如果这个大厅里的人都很喜欢你，那么你一定做错了什么。林迪效应的生命力，证明了林迪效应的正确性。只有当你在乎未来人们对你的评价时，人们当前对你的评价才是重要。
学术界有一种趋势，即学者不必参与风险共担，如果对此不加制止，学术活动就会演变为一个仪式感很强，但纯属自娱自乐的出版游戏。现在学术活动逐渐变成了竞技体育的比赛，维特根斯坦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是站在体育比赛的对立面。他还说，在哲学上胜利属于最后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活到最后的人。任何东西一旦带有竞赛的意味，就会扼杀对知识的探索。在某些领域，形式主义的出版游戏愈演愈烈，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反映真正的研究。比如，经济学家熟悉经济学，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经济运行的规律，他们只知道理论，而大多数理论不过是经济学家自己制造出来的。
如果一个人将其个人的最大利益注入某种事业，那么他在这项事业上的言论往往最可靠也最令人信服。一个人参与风险共担的程度越高，他的话就越可信。而那些不做任何具体贡献也不承担风险的人，他的话是最不可信的。如果一项研究成果会给其作者带来名誉上或者其他方面的伤害，而且还会招致同行的责难，那么这项研究成果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果一个充满争议的公众人物愿意为自己的观点承担风险，那么他不太可能是在胡说。
林迪效应也与“风险共担”紧密相连。如果没有风险共担，那么物种进化的筛选机制就会被破坏，而科学探索过程也需要这样的机制。卡尔·波普认为科学是一项有风险的经营性事业，科学探索最终的成果应该是一些与我们知觉和观察完全相反的主张。如果我们的科学探索产生的是一些通过观察可以验证的发现，那说明我们只是在用实验重复前人的科学发现。科学为我们打开了广阔前景，从哲学上讲，这说明科学带给我们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减少了不确定性。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的过程就是一个证伪的过程，也是一个林迪过程。但是，尽管波普看到静态问题，却没有研究动态的机制，也没有从风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对此，塔勒布修正了波普的想法：既不从证明成立也不从证伪的角度，而是从证实“有用”、“无害”或“能够保护用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于是，塔勒布的观点和波普有所不同。任何事物想要生存，都必须面对风险的检验，能存活下来的就是好的、对的、有用的、无害的、能够保护用户的。在林迪效应下，一个想法要接受风险共担的检验，这种检验不是用已知真理去验证它，而是用各种灾难和意外去验证它，一个好的想法同时也应该是好的风险管理者，不仅不会给持有这个想法的人带来伤害，而且会对其生存有益。一个想法必须能够提升人们的反脆弱性，或至少降低脆弱性带给人们的伤害。
在对冲基金这个行业里，有两条黄金法则是，永远不要雇用西装笔挺的交易员，还有一条就是：怎样才能雇到一个成功的交易员？一是他有过硬可信的交易记录；二是你完全理解不了的这些交易细节。不要雇用你最能理解的交易员，而应该雇用你最不能理解的交易员，这就是“绿色木材谬误”。在《反脆弱》介绍过这种谬误：有一个人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他一直以为自己卖的“绿色木材”是被漆成绿色的木材，而不知道它们其实是被新近砍伐下来还没干的木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就糊里糊涂地发财了。相比之下，讲述这个故事并知道木材所有细节信息的人却破产了。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需要知道的信息和他所能够理解的信息，往往是不相匹配的。这并不是说细节不重要，而是那些我们很想去了解的细节，往往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核心的价格形成机制上引开。在任何交易中，你都不必去挖掘隐藏的细节信息，真正有用的信息只会通过林迪效应显露出来。从另一方面，那些表述的很清晰、很准确、连傻子都能理解的信息，恰恰就是傻子们的陷阱。
有一种幻觉，认为创业成功从一份成功的商业计划书开始，科学发现始于科研经费，这是完全错误。对于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的目的不是卖掉自己的公司，他们会想方设法地赢利并生存下去，商业计划书和融资只会帮倒忙。那些比较成功的企业（微软、苹果、脸谱、谷歌），都是由全身心投入风险共担的企业家创立，并依靠自己的盈利发展壮大起来的。如果它们依赖融资，那么就它们就需要漂亮的商业计划书以显示出令人信服的增长，公司就会盲目扩张，以便管理者能从中套现。资金从来就不是困扰真正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瓶颈问题。无论是创造一个好企业还是，实现一个科学上的突破，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从来都不是资金。你可以用钱买一家好公司，当你无法用钱创立一家好公司；你可以用钱买一项科研成果，当你无法用钱获得一项科学发现。
学术界将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实证研究主要用电脑上的统计软件寻找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东西，或者在事先设定的很苛刻的条件下做实验。而在现实世界做研究，叫做临床研究，有时这种研究并不被认同为科学，其实很多学科恰恰缺乏这个第三维度——临床研究的维度。
如果你总是听从你祖母或者老人的建议，那么你90%的时间可能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由于有唯科学主义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潜在价值，加之现实世界本就艰难曲折，如果你选择相信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的话，就可能只有不到10%是对的，除非你祖母也这么说，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心理学家干什么呢？最近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发表在声誉显著的学术期刊上的上百篇心理学论文，只有39篇仍被引用或再版。在这39篇论文里塔勒布相信只有不足10篇是经得起时间检验，或者移除了实验条件之后在现实中仍然有效。
在林迪效应下，一个事物需要由时间来检验其强韧性，也就是说，要把一个事物置于有风险的情况下检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最终的生存状态就是最终检验的结果。如果做这件事情的人在做的过程中承担了某种风险，这个事情成功地穿越了几代人之后继续运转自如，那么这个事物就是合格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必须经林迪证明（时间检验），这些领域的发现如果在经典文献中没有先例，就不太会流传下来，它们离开了实验室的大门将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