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兰旧事 ·陆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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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大学毕业，正值国家百废待兴，那时候大学毕业还是分配制，各个单位都需要人，大学生很容易找到工作，那时候是人选单位，而不是单位选人，那时候大学生的地位很高，胸前戴一个大学校徽都惹人艳慕。那是八十年代，现在被称为黄金岁月。我于是被选入国家七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编纂《中国戏曲志-黑龙江分卷》。那时候我刚刚20岁，跟着一群艺术家，研究者和文化官员，在北方辽阔的大地上行走，我像每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愣头愣脑，不明就里，但同时经历了我人生中一些不可多得的经历。
那也是我第一次了解我所生长的这块土地。虽然我出生在这里，却一直都只在冰城生活，对东北这片土地缺乏了解。我们几乎走遍了整个省。那真是难忘的旅程。
有一次我们要去一个叫依兰的小城。依兰是清朝发源地，那里还有一个古迹，就是坐井观天，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捋到苦寒之地，就是在这里。当时随行有很多宫女太监，有些就留在了本地。我因为这些传说，对依兰很想往。
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黄昏，老式吉普车四处漏风，我穿着当时最为保暖的军大衣，厚毡底的北京棉鞋，头上带着羚羊牌毛线织的红帽子，双线保暖的，还是冻得缩成一团。车上有两个年过半百的退休人员，一个是原松江省主管文化的张专员，另一个是名噪一时的评剧名角小楼先生。他们开始还大声说笑，畅谈过往，随着气温的改变，后来就裹紧大衣，沉默不语，脸色也开始青黄。他们开始抱怨着天气，又抱怨着组织者没有带点酒来。在这千里冰封的大地上行驶，车窗外涌起淡淡的暗色，好像望不透的海绵体。道路并不平坦，也可以说没有道路。
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人清雪，吉普车在白雪地上碾压着，嘎嘎作响。最后的日光正在消失，我们唯一的心愿是尽快穿过这片雪野，在吉普车不被搁浅的情况下，安全进入依兰县，一旦车被雪捂住不能移动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小吉普车上只有五个人，专员，艺术家和我，属于老人和弱者，只有李玉和正当壮年，与司机一样身强力壮，推车向前的任务就落在他们身上。
李玉和并不是他的本名，因为他曾在京剧团扮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姑且叫他这个名字，而我相信这也是他的愿望，因为他那时年近四十，已经不再演戏。演李玉和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因为演李玉和，他找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妻子，我认识他时，他妻子已经是一个区级单位的领导。他以妻子为自豪，每次说起妻子，都满口的自豪。有人说他妻子并不漂亮，他对此很不以为然。
漂亮有什么用。他说，绣花枕头更漂亮，当饭吃吗？
这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一个身高五尺，仪表堂堂的京剧演员，没有被长相懵倒，能看到女人的内在美，这样的男人并不多见。
那倒未必。你把他想高了。曾小华说。她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桩婚姻。她说李玉和出身贫寒，家境不好，找一个有身份地位，工作稳定的妻子，生活就有了保障。曾小华说完，又强调说，女人漂亮的确是一个砝码，但仅限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婚姻是各方面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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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旷野上一阵心惊胆战的驰骋之后，吉普车终于进入了依兰。我们的心情突然放松，甚至有点激动。进城的时候，天色已经暗黑了，但街道上还有很多行人。
来来往往的人，从车边走过，让我感到新奇。这大概是个毛皮生意发达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女人们穿碎花斜襟的夹袄，领口和大襟上都镶着一圈毛皮，男人都戴着毛皮帽子，女人的小圆帽上也镶着一圈毛皮。道路两边都是卖年货的摊贩，有人拎着几近身高的冻鱼，还有人在卖冻梨。棕色的梨子珍珠一样摆在筐里，上面反射着晶莹的光亮。
这时一个女人从车窗外走过，蓝花夹袄，斜襟上镶着白色的毛皮，在寒风中，那些毛皮根根直立，车灯的光打在她脸上，我看到似曾相识的面容，鹅蛋脸，挺直的鼻梁，厚而柔软的嘴唇，只是头上白色狐狸毛的帽子，遮住了她的眼睛，但我几乎确认她就是佳娜姐。我本能的敲敲车窗，经过长途跋涉，车窗上挂着一层冰霜，而那个女人的身影，只一闪，就不见了。
你不能想象当时我多么激动，从1976年佳娜离开哈尔滨分部街4号，已经过去九年了，在这九年里，我从初中一年读到大学毕业。而她的消息也时断时续。
有时我周末回家，会听母亲说佳娜来过了，她来哈尔滨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我却从未见到她。我们总是擦身而过，我只是周六才回家，而她可能周五才走。有一次她说她周六不走了，等我回来，结果那个周末学校大合唱，我没有回家。我们就这样总是错过。我问母亲佳娜在干什么，母亲说她回到依兰后，本来可以跟她母亲学接生，做一个年轻的接生婆，她却不甘心，总想发财，做一番大事业。母亲说到这里就会感叹，说人真是不可貌相。佳娜小时候，是一个多老实的女孩，老实得甚至有些木讷，有些懒散，得过且过的样子，没想到她现在变成这样子。
她现在瘦多了，身材高挑挺拔，说话硬朗。母亲说。我说也许她本来就是个硬女子呢，只是我们没发现。
哪个女孩天生是命硬的？女孩本来该是水的，硬朗的女孩儿都是命运逼的。母亲轻叹一口气说。
我熟悉母亲那一套陈词滥调，母亲讲的是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的古训，从小我们就不能斜身站着，如果站斜了，身后就会挨上一掌。
站直了。母亲说，女儿不作兴这样没规矩。
有的女孩那样站着，比如吴丽鸣。吴丽鸣是我们邻居的亲戚，本来住在鹤城，因为早恋被送到她叔叔家。母亲对她的站相很不满。
千万不可斜肩插手站着，那不是好女孩的样子。母亲说。
说到佳娜，就必须讲孟二林的故事，因为佳娜是孟二林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姐。1945年东北解放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街上招兵，孟二林参加了四野。就在那个夜晚，孟广林与孟二林在呼兰河边分手，孟二林穿上二尺半的黄棉袄，跟上大部队走了，而孟广林因为腿疾，被迫留在了故里，虽然很快跟上双枪老太婆参加了剿匪大队，但终究没有远离家乡。孟二林跟着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然后到了江西南昌。
孟二林在建国后第一次回东北探亲，一身军官服，头戴大盖帽，简章上有星有豆，飒爽英姿，声音洪亮，性格爽朗，与数年前判若两人。孟二林身高略低于哥哥，却异常挺拔，一看就是在军队操练过的人。那时候孟二林已经是军队医院的著名外科医生。他此次回来，一是探望家人，二是想在东北寻一门亲事。建国了，革命成功了，有了成家的愿望。
那时孟广林已经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孟文娜。孟广林的家，不仅有妻子孩子，还有婆母和三弟，孟三林在哈尔滨读高中。不仅如此，甚至还有郑华的父母和妹妹。孟二林目睹哥哥的变化，目瞪口呆，他完全没有想到，单身汉孟广林在六年之中不仅出人头地，还繁衍生息。那时候郑华的父母还带来了二表哥三表哥来住，泱泱大家，几代人数十口，都住在孟广林单位宿舍中，而小小的孟文娜躺在小床里，正瞪着一双小眼睛，好奇地望着这个一身戎装的陌生人。
她叫什么名字？孟二林兴趣盎然地低下头，望着小把戏。
说不好。母亲说，不是叫稳拿，就是叫窝囊。
孟二林想如果是叫稳拿还好，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怎么叫窝囊？
见到孟广林和郑华，孟二林才知道这女孩的名字其实十分风雅。那时候哈尔滨是东方小巴黎，背靠苏联大沙发，五十年代，苏维埃的文学艺术，深刻的影响着哈尔滨。对于一个烫着卷发，踩着高跟鞋，穿着乔其纱布拉吉，脖颈上还带着一个细细的金项链的新嫂子，女孩文娜的名字是如此的恰如其分，它不仅属于时代，而且属于阶层，小布尔乔克的阶层。
孟二林对哥哥婚姻中的浪漫情调有了向往。与具有欧陆风情的哈尔滨相比，江西南昌的女孩就缺少了什么。孟二林喜欢家乡的女孩子，他于是恳请嫂子帮忙介绍好女孩。
他很快就认识了朱宁，他后来的妻子，佳娜的母亲。而佳娜，也是跟着文娜的名字而来，是另一个小布尔乔克的名字。
1955年孟二林结婚。婚后，朱宁从军到了南方，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第八年，朱宁胸前抱着儿子，身后背着小女儿，手里领着大女儿回到哈尔滨，佳娜刚满六岁，从前年轻漂亮的朱宁憔悴不堪，从火车站里走出来时候，与难民一般无二。她来到省委档案局，通过警卫找到了郑华，郑华吓了一跳，朱宁见到郑华，放声大哭，惹得警卫以为朱宁是上访人员，郑华急忙请假带朱宁回家，将三个孩子安顿下来。
朱宁走时是一个新娘子，拎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新物，如今回来，还是那些包包，里面装着孩子的小衣服和尿布。朱宁是一个倔强的女人，她离开孟二林时带走所有孩子，什么值钱的东西她也没带走，但也没给孟二林留下。丝绸的被面，她用剪子剪得粉碎，锅碗瓢盆，该砸的都砸了，连床板也劈成了木柴------她留给孟二林一地碎片，就像孟二林把她的感情撕成碎片一样。
朱宁为一桩婚姻失去了全部自我。未婚时她是省委档案处的文员，结婚后她是南昌军区医院的护士长，离婚后她放弃了所有身份。她唯一的心愿是回东北老家，于是，她在哈尔滨暂停之后，就带孩子们回了老家依兰，郑华说你回去靠什么生活？朱宁扬起头，说嫂子------她一生都叫郑华嫂子，好像还没有出孟家的大门，而她也真的没有再嫁，一生都是孟家的媳妇。
她说嫂子，老天能看着我饿死吗？老天能看着孩子们饿死吗？离开他孟二林我还不活人了吗？
朱宁大哭一场，告别郑华，回到依兰。她在三十岁时回到老家，看遍了外面世界的冷热炎凉，她好像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力气，她在老家找到了熟悉的味道，慢慢的恢复，重拾旧业，给人接生。但她始终保持着与郑华的联系。
一直到1975年，她把大女儿莉莉送到了孟家，那时候她想她再也没有本领给孩子们谋一个好出路了，这时候她对年轻时的冲动有点后悔，她并不后悔自己对孟二林移情别恋的报复，或者像郑华说的，离了婚，还能保住工作，她当时不可能在医院继续工作，那一对狗男女也在那里工作，狗娘养的王丽华也在那里工作，老天爷，朱宁怎么可能还在那里继续下去，当时只能一走了之。如今孩子们大了，在哈尔滨和南昌生活过的朱宁，用歉疚的眼睛望着三个孩子，老二果果长得最像孟二林，细眉细眼，眼角微微上挑，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样。她决定把老二送到南昌去，让孟二林解决工作问题，老大佳娜，送到孟广林那里，孟家欠孩子们的，现在应该还给他们。她只留了儿子在身边，从传统意义上讲，儿子是孟家真正的骨血，她相信，有一天孟二林会想起这个儿子，所以儿子的前途是可以等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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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旅行结婚的时候，孟广林对我说，希望我去孟二林那里看看，那时孟二林已经从南昌向北移动，到了孔夫子的故乡。孟二林一生都想回东北，但老年又畏寒，就选择了山东。
胶东半岛是好的，他说，有大白菜，气候也好。
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王丽华，对她零星的记忆都是从母亲口中听来的，母亲对孟二林的婚变立场清楚，她对婚姻中的背叛深恶痛绝，这不仅是对闺中好友的深切同情，更是对忠诚与底线的坚持。母亲具有中华妇女所具有的良好道德，她认为所有打着人性旗号的滥情都是败坏的，如果有人说因为欲望或者爱情去做婚姻之外的事，这不是人性，是人性的堕落。
所以母亲对我去山东不置可否。但母亲也不会说反对的话，母亲是一个懂得积口德的人，这一生她没有极力促成或阻碍什么事。她顺天应物，随遇而安。
我听了父亲的话，我们来到山东兖州，在一个大院中打听到孟二林家的地址。我们按图索骥，走进一个大楼，阔大的走廊，正是夏天，穿堂风凉飕飕的。一楼门开着。我敲敲门，房里有人说，进来，我就进去，见正厅沙发上坐着一个老头，两个细长的眼睛，水泡一样的眼袋，根根直立的稀疏头发，跟我父亲很像。他抬起头，只看我一眼，说你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我姓孟，他说我知道你姓孟。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问我是大哥还是三弟的孩子，我就说我是孟广林的二女儿。
我在孟二林家度过了三天愉快的时光。我第一次看到了王丽华，那个母亲口中抢别人丈夫的女人。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妖冶，相反，朴素勤劳，少言寡语。她长着结实高挑的身材，年近六旬却腰背挺直，穿洗得洁净的改良旗袍，小立领，斜襟，插肩，长度在膝盖左右，有非常小的开叉。她的衣服都是这样的款式，只是花色不同，而颜色大多是浅蓝的，小碎花的，棉布的。她将头发挽成发髻，露出象牙白的一张脸，很素净，却也能看出当年的风韵。我看得出，她对我们怀有某种有距离的情感表达，口中不说热情的话，行动上却立场鲜明，买了很多食物招待我们。
孟二林坐在沙发上，对他的生活大发感慨，他从母亲，童年，在呼兰的生活，说到当兵打仗，如今的生活，口若悬河，三天也没有停下来。有一次孟二林说得口干舌燥，王丽华就过来沏茶，孟二林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嫌我老了，王丽华就说我也老了。
我在听到这句话时抬起头，望着王丽华，王丽华却没有抬头。
她低着头，沏好茶，就到厨房去。那时候孟二林迷上了西葫芦虾仁饺子和辣子小公鸡。王丽华一边包饺子，一边对我笑笑说，要吃什么就一定吃到嘴，顿顿吃，一直吃到再也不想吃了为止。
我就是那三天接受了孟氏家族的教育，得知孟家的古训和家庭的过往，也在那三天认识了孟二林另外三个子女，也是两女一子，只是这一次老大是儿子。
我的眼前就恍然有另一个二婶娘和她的那三个孩子，恍然间佳娜姐就站在我面前，我对孟二林的婚姻生活没有评判。我不知道怎么评判。
文革时候孟二林被批斗得受不了，就从看守所跑出去，上了火车，他一路北上，来到依兰。三九寒天，他穿着单薄的南方衣服，来到朱宁的家里，他站在雪地里看朱宁的房里亮着灯，他想他要走进去，这是他唯一可以栖身的地方，南方回不去了。他想在这里终老一生，他紧张的心跳得很厉害，他哆嗦着去敲朱宁的门，那时候他想起南方的一地鸡毛，被撕成一条一条的丝绸被面，奇怪的是他内心安静，好像看年代久远的一出戏，别人的戏。他知道，朱宁是这世界毁灭之后，能够收留他的那个人。
朱宁果然收留了他，不仅给了他一张床铺，每天给他好吃好喝的，还给他做的一身里外三新的棉衣。一个月后孟二林恢复了健康，他面色红润，他躲在东北这个小县城，这个想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掳至此，坐井观天的地方，也是当年大清国兴国之地。远远的他能看见九龙岭，蜿蜒起伏的九条山脉，气势恢宏，据说这是大清九帝的象征，很多年来，这里的山林是不能砍伐的，砍了这山林，就犯了“揭龙麟”的大罪------依兰是龙朝旺盛之象征。
那段时间，孟二林想了很多。从呼兰大街上招兵的共产党军队，到打到海南的诸多战争。从自己的身份，革命，反革命的变换，到朱宁的三个孩子，再到王丽华和另外三个孩子。那时候，王丽华是一个小护士，刚参加工作，扎着两条长辫子，她管朱宁叫大姐，管孟二林叫姐夫。本来她和朱宁是好朋友，后来，她却与孟二林越来越近了。她怀着崇拜看着孟二林，她的眼睛又热烈又纯洁。孟二林说他本来不想离婚，就是朱宁把丝绸被面都撕成了条条，他也不想离婚。但是朱宁走了，带着三个孩子。然后------孟二林自己摇摇头。
但孟二林还是走了。他一路来到哈尔滨。孟广林一家已经被贬去了苦寒之地，只有孟三林在一片红海洋中过着逍遥派的生活。他在文革初期曾经造反，但后来他认为造反不如多赚钱来得舒心，那时候孟三林在哈尔滨啤酒厂做销售，他热爱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让他家中有喝不完的啤酒，因为啤酒可以交易，他又拥有许多市场上搞不到的肉食熟食和紧俏商品，他的日子过得富足有余，他说给个厅长他都不换。那时候孟三林已经认识到，精神和革命不再是让他燃烧的动力，唯有金钱是他需要的。孟三林一直都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也热衷于享乐。他与孟广林和二林有天壤之别，孟家两位大哥是追求精神的人，而孟三林追求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这也奠定了孟三林的人生道路，孟三林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得风气之先，成为冰城最早发迹的富人之一，唯一可惜的是孟三林短寿，寿命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寿命让他壮志未酬。
1969年，孟二林在朱宁的小屋里恢复了精力和体力，也与三个孩子有了一场相逢。半年之后，文革之风在依兰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孟二林被红小兵的儿子赶出了家门，他在哈尔滨短暂停留，就上了南下的火车，与当初北上不同，这时的孟二林，脸色红润，衣着体面，坐在火车上，没有人怀疑他是从看守所逃出来的阶级对象。孟三林把二哥送上火车，然后从窗口递进来一箱哈尔滨啤酒，孟二林把这箱啤酒放在他的卧铺之下，他一路喝到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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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进入依兰的当晚去吃火锅，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紫铜火锅，泛着紫色的扁圆的锅烧着炭火，尖尖的烟囱顶像阿凡提的帽子。
紫铜火锅蒸腾的热气，加上烈性白酒，让张专员和老艺术家很快恢复了活力，他们青黄的脸恢复了光泽，然后开始脱掉大衣，脱掉外套，穿着毛衣喝酒，潇洒自如。而我手脚冰凉，我被劝说喝白酒，我毫无选择，我几乎冻僵了。我喝了人生第一口白酒，然后不停喝下去，我本来不吃羊肉，但那一晚却不可避免的吃上了荤腥。我在羊肉和酒精作用下，脸色绯红，在恢复正常思维不久，就进入了有些麻木的神经。被酒精麻木的神经。我记得那酒杯交错的时刻，那些冬日的寒冷和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就像梁山好汉，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东北女人所必须具有的生命力，她必须是豪爽的，必须是粗犷的，必须是坚硬的，她必须像地母一样，黑土地的地母，宽厚温和，任何软弱都与黑土地无关，因为天地这样要求我们，我们要在这样的天地中展示生命，我们别无选择。
我回到旅店房间里是已经是夜半了。另一张床已经有一个女人入住，我只看到她的什物放在床上，并没有看到人。这是县委招待所，门框和窗框都是清真颜色，木板床上铺着薄薄的褥子，一张硬而厚的被子。我像所有被冻怕的人一样，把可能保暖的物品诸如军大衣等，都放在被子上。酒精蒸着的身子并不能保持多久体温，一旦酒精挥发，我又会被寒冷包围，我决定穿着毛衣睡觉。我很快睡着了。
我是被第六感官惊醒的，我睁开眼睛，看到昏黑的房间里，一个烟头发出微光，沿着烟头的方向，我看到一个女人，她坐在床上，正在沉思。我看看手表，凌晨三点。我翻一个身，继续睡去，清晨醒来，那女人已经不在了，东西还都在。
第二天开了一天会，然后吃饭，像前一天一样喝酒吃肉，我又一次喝得半醉，但不是因为冻透，而是因为我敌不过那些敬酒的人。我好想在酒桌上突然长大了，专员和艺术家没有照顾我，而是鼓励我多喝一点。艺术家说要想在冬天的野地上继续跑下去，我必须学会喝酒，而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
要想在北大荒存活，就从现在练起。李玉和对我说。他已经喝得满脸通红了。
等我回到旅店，房间里还是清晨的样子，另一张床上干净，整洁，只有床角的小行李箱和洗漱用具，整齐的摆在那里，我很快睡着了。到了深夜，我再一次被生物钟叫醒。凌晨三点。那个女人坐在床上，一个烟头发出暗红微亮的光，我睡意深沉，转身睡去。
然而清晨醒来，就像昨天一样，那张床上空无一人。
我在睡醒之后，几乎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这是怎么回事？是我在做梦？只有床脚的箱子还是原样，洗漱用品整齐的放在床头柜上，玻璃漱口杯，一柄浅黄色牙刷，田七牌牙膏，叠得方方正正的一角纯白手巾。或者她昨晚就没回来过，我想。但那黑夜中的一点微光，却是那么真实的出现在我眼前。
没容我多想走了，走廊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有人在敲门。
吃早饭啦！门外传来小楼先生的声音，评剧小生悠扬婉转，有一股子清冽之气。唱戏是老天爷赏饭吃的行业，小楼先生天生一副珠圆玉润的好嗓子，脸如满月，肤如凝脂，比一般女人的皮肤还好，最主要的是他的气质，温润如玉，不急不火，处处透着人生如戏的自在从容。
我们这个小组，本来我是最小的，要多照顾老艺术家和专员，偏偏我贪睡，每天又都睡的很晚，还要别人来叫我。我急忙洗漱着装，到楼下吃早餐。
早餐是白米饭，馒头，鸡蛋和各种腌菜。
我坐下，睡眼惺忪，小楼先生就慈爱地望着我，他说我跟他最小的女儿同岁。
小楼先生是旧时代过来的艺人，解放前有一妻一妾，解放后不能妻妾同堂了，两个女人却谁也不肯离开这评剧名角，政府也管不了，就把这事搁置起来，为了掩人耳目，妾和她的子女从大宅院搬出去，住在附近，小楼先生轮流住，每家住三天，一三五，二四六，周日听他自便，依旧享着齐人之福。
小楼先生说夜里没睡好？择床？
我说奇怪了，夜里，两个夜里，对面床的女人都不睡觉，坐在床头抽烟，如若不是看到行李箱，我还以为自己梦游了。早晨过来陪吃的文化馆齐干事就说，说来也是奇事，这个女人是来找孩子的，
找孩子？她孩子丢了？我问，回忆起夜里，恍惚之间看不出那女人的样貌，看坐姿，应该有五六十岁了。头发是烫过的，大卷，梳理得很整齐。
说起来也是造孽。齐干事喝一口粥，抹一抹嘴说，这女人是从北京来的，说是来找一个孩子，1977年生的，应该是腊月，咱们这地界小，1977年生的孩子都在户口上，哪家生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哪里有这个孩子？那女人不信，挨门挨户地问，说是1977年腊月，一个年轻女人在这里生的，有人问是她的孩子吗？她说不是，是她儿子的孩子，又有人说怎么才来找？她就哭了，说原本不知道，如今儿子不在了，才知道儿子的女朋友在这里生过一个孩子。那女人一边说一边哭，后悔当年不同意儿子的婚事，如今知道也晚了，只一心想找到这孩子，是一个香火。
张专员说那还不容易，找医院呀，谁给她接生的？齐干事说医院也没有记录，再说咱这地界还有接生婆呢，这一来线索就多了。小楼先生感慨说，就像戏文里一样，咱们那戏文里丢儿认儿弃儿的，多了去了，过去那个时代这样的事儿多，新社会还真是少见。这时候司机来了，我们去文化馆开会，话题就断了，并没有想到这件事影响了我的生活，勾起了我少年时的回忆。
在依兰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有时间与母亲通话，母亲说没有找到二婶娘的电话号码，平素有事都是写信。你打听一下吧。县城不大，朱宁当年离了婚，携儿带女回到故里，也是当地一件大事，你问问老人儿，都知道。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想躲开这探亲访友的任务，不过从心里讲，还是想看看佳娜姐如今是什么样子。
我来的时候说起过来依兰，孟凡杰很不以为然，他说看不看都一样，他说你不知道她有多丢人，有一次依兰交警给我打电话，我想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找我。我拿起电话，那边还没说话，就听到一个女生尖利的破锣嗓子，叫着说，我弟弟是警察，你敢抓我，我就让我弟弟抓你。我说那是谁？孟凡杰说你还猜不出，是佳娜呀，她从山里拉木材，没有许可，被人扣下了，还打着我的招牌唬人，人家不信，打电话来核实的。
我说那怎么办？孟凡杰叹一口气说，我能怎么办？我说了一堆好话，让他们先放行，再去补齐手续。
我于是问齐干事，我说我有个婶娘叫朱宁的，你可认识？齐干事说怎么不认识？老街坊了，原来是你婶娘，又看看我，恍然大悟似的说，对呀，你也姓孟。
一桌人都笑。我说我本来就姓孟。这么说着，明白齐干事是知道根底的，佳娜姐弟三人一直都姓孟，没改姓。
说起来，朱宁可是不容易，如今还在接生呢。我家几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
前几年她大女儿从哈尔滨回来，本来指望她能帮忙，但佳娜志不在此，一个姑娘家，偏喜欢开卡车，就干上运输了。
我眼前浮现出佳娜的模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女子，怎么会爱上开卡车？我屈指算算，从1975到1985年，竟也有十年了。
5
齐干事叫司机带我去见朱宁和佳娜，我说不用，给我街牌号，我自己去就行。
齐干事就笑，说小城不比哈尔滨，街牌号也不清楚，你自己去，怕是找不到。司机刚跟我们吃了火锅，喝了酒，脸色红红，很热情，一定要送我去。
不就是朱大夫家吗？老街坊了。一脚油门的事。他说。
依兰的街上就像我来的那夜一样，大街上铺了一层冻冰，人们走在上面，就好像走在冰封的江面上，小摊上摆满了各种冻食物，鲜红的对联，一叠叠躺在桌上，福字被挂起来，倒着挂，一串串的福字，年就要来了，年在街角等着我们。汽车慢吞吞的，开到一个平房前，司机冲着厚门帘儿叫一声，嫂子，来客了。厚门帘儿就掀起来，一个削瘦的女人，站在门口，十年不见，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哎呀，小晚来了，佳娜姐扎着双手。快进屋，她叫着。
我进了院子，沿着台阶向下走了几节，摸着黑，进了厨房。一盏灯昏黄的吊着，转弯，进屋，简单的桌椅，倒温暖，热气扑面。佳娜执意要给我倒茶，我说吃过了，也喝过了，明天就走了，只想看看你。我说二婶娘呢？佳娜说不在家，到乡下去接生了，今晚回不来。我俩就坐下，她拉着我的手，手心燥燥的扎人，她低下头说还是我妹妹有出息，一双嫩手像笋一样，是握笔杆子的。我就不好意思起来，我说听人说你开卡车？佳娜点点头说，开卡车挣的多，我本来夸奖她威风英武的赞美词就搁浅在嘴边，囫囵着，说不出口，说到底，赚钱还是第一位的。
我们就说起1976年分部街的那些人，说到木表哥和百灵。百灵如今在呼兰开了饭店，送往迎来，但凡是客人，她都去喝酒，竟然也喝得饭店生意兴隆，顾客盈门，风生水起。
那街上都知道有个能喝酒的老板娘。我说。
她本来就能喝酒，你记得哪次她喝醉了？
我们就笑。想起以前偷酒喝的事。
佳娜姐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对我说，你知道吗？吴丽鸣来过。
我大吃一惊，我说她怎么来了？她不是失踪很多年了吗？
说起来也怪可怜的，当年她没有去北京。佳娜说。
我说不会，我眼看着她和一个男人上了17次列车，哈尔滨到北京的。
佳娜说，他们还没到，就下了车。那个男人的妈妈在通县等他们，把他们拦
下来了。我说为什么？佳娜说，你不知道，那男人其实不是知青，是个右派，回去进不了城，两个人没有生活着落。在通县盘桓了一阵子，吴丽鸣怀孕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她熬不过，就跑到依兰来找我。
我惊得合不上嘴，眼睛瞪着老大。
佳娜说，她本来是来打掉孩子的，可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六个月，我妈说什么也不给她打，那是一条命啊。她就给我妈跪下了。我妈说你就在我这里养着，等孩子生下来，你不愿意要，就送个好人家。她就答应了，还认我妈当了干妈。
我说就住下了？
佳娜说就住下了，住了三个月，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早产，小小的，我妈放在手心里看了半晌，说是个俊姑娘。
吴丽鸣说，那干妈给起个名吧。
我喝一口水，声音干干的，说叫什么？
我妈说叫掌掌，掌上明珠。
然后呢？我问。
能怎么样？送人了呗。佳娜说。那年吴丽鸣也不过19岁，又没结婚，不送人怎么办？我妈想养着，又怕报不上户口，害怕耽误孩子上学。
我说那吴丽鸣呢？
没满月就走了，我劝她回家，她不回，她说她娘被她气死了，回不去了。
那她去哪里？
她说往南走，中国这么大，哪里没有落脚的地方？
我默然片刻，说真没想到。
佳娜倒不像我这样多愁善感，笑着说吴丽鸣就是胆子太大，一个女孩家跟着人私奔，又被抛弃，怀了孕，孩子又送人，真是像小说里写的一样。
我妈可心疼她了。佳娜说。照顾月子比亲妈还细心。我妈说原来以为自己命不好，看着吴丽鸣，她的命更不好，那么一个漂亮女孩就被男人坑了。
我就想起二婶娘以前的故事。佳娜说二婶娘本来也是要留下吴丽鸣的，她不干，执意要走。二婶娘就说吴丽鸣的心是真野，那是停不住的人。
我蓦然想起母亲时常说的话，女孩子第一要本分，吴丽鸣是本分的吗？但是如果真爱一个人，怎么能做到本分呢？那时我已经经历了爱情，我知道女孩子一旦动了真心，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就难保能本分的活着。不是她不本分，是内心的激情不让她本分。人能扛过命运吗？不能。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吴丽鸣就不会被父亲送到哈尔滨，生生与爱人分开，到了哈尔滨，也不会擅自做主，私奔而去，如今独自一人又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我说那孩子现在在哪儿？
佳娜说不知道。当年是被从山里来的一对夫妻抱走的，这样的人家都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的住处，长大的孩子也不想让她知道是抱养的。
人之常情。佳娜说。抱孩子的人，都是为了给自己养老的。
我不说话。不知道说什么。半晌，我问她，你还没结婚？
佳娜吃的笑一下，说我不结婚。结婚有什么意思？你没见到女人生孩子，那叫一个苦，哭爹喊娘。顺生还好，遇见难产，死门关走一遭。我从哈尔滨回来后，我妈让我跟她学接生。接第一个我就吐了，受不了，那女人逆生，孩子腿先出来的。我可不结婚，一辈子也不遭那个罪。
我不忍让齐干事和司机在外面久等，就站起身与佳娜姐告别，佳娜把我送到门外。她穿一件黑毛衣，削得薄薄的短发，又细又高的身材，站在风里，静默的像一棵树。我又看她一眼，怎么看都觉得，她好像是另外一个人。
回到旅店，走廊的灯还亮着，推开门，里面一团漆黑，我突然福至心灵，把吴丽鸣的事与另一张床的旅客联系在一起，多么巧，没准吴丽鸣的孩子就是夜半吸烟女人的孙女儿，也是1977年，也是从北京来的，我不自觉的打了一个激灵，大脑立刻清醒过来，我慢慢铺床，想着这个新发现，越想越有可能。我困了，但不能睡觉，我要醒着，等那个女人回来，把今天的发现告诉这个陌生的女人。也许这就是真相。这样想着，又有些犹豫，不知道哪个小女孩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生活的好不好，她的养父母对她怎样。如果这时候杀出一个奶奶，会对她的生活又怎样的影响。我这样想着，眼睛就搜索着，牙刷杯子不见了，也许她收拾起来了，那个棕色的皮箱，我的视线越过她的领地，从床上一直搜寻到床脚，空空如也。我急忙去问前台，前台说那个女人下午退的房，已经回北京了。
她找到孩子了吗？我按住砰砰跳的心脏问。
没有。她挺失望的。
有联系她的地址吗？我又问。
也没有。她住了半个月也没找到，说不找了。
胖胖的服务员不耐烦地说。她双手快速地擦着台子上的灰尘，一脸被风吹皱的红晕，一个同样矮胖的小伙子坐在蓝布沙发上，正等她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