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摊上的一件大事

  曾纪泽，曾国藩次子（长子早夭），人称“曾小侯”、“曾袭侯”。清末外交好手，可惜五十出头即逝。光绪四年（1878年）接替郭嵩焘担任清朝驻英、法两国公使。任上遇到一件大事，事关俄罗斯归还伊犁（1871年俄罗斯趁中国内乱侵占伊犁，事后声称代中国暂管）。后一年，即1879年崇厚被派出使俄国谈判，结果签了一丧权辱国之《里瓦几亚条约》回来。朝议汹汹，崇厚被判下狱，定监斩候。清廷遂改派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令其赴俄重新谈判、改约。其时，军事上也做了准备，年近古稀的左宗棠甚至抬着棺材奔赴新疆。但是不要忘记，条约是已经签好的了，而且清朝是弱国，俄罗斯是强国又长期觊觎新疆，改约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在当事人曾纪泽看来，这完全是一倒霉事，不幸摊在自己身上。我因做过几年国际贸易工作，算跟外国人谈判过，也去过俄罗斯，故而对此折冲樽俎之事颇有所感。但这里要说的不是谈判改约的详细过程，而是曾纪泽一开始知道自己被任命此事后的态度，很有趣，可略为一述。

  先看三份文件，分别是曾纪泽写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若可把清朝看作一公司，此相当于其直属上司部门）、皇太后皇上（老板）和丁日昌（公司其他部门的朋友）的。我试着用时下白话翻译一下。

  1.《巴黎致总署总办 庚辰正月二十四日》（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在巴黎写给总理衙门的总办事人）

  相当于对直属上司部门抱怨公司高层——接到您的电报，说我被派去俄罗斯改约了？我吓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崇厚那么有能力的人去都没办好，我去就能办好了？我现在就可以说这事太难办了，况且让我去办比让其他人去办更困难。因为英国和俄国是死对头，我现在又是驻英公使，我去俄罗斯说什么，人家都会认为是英国那边怂恿唆使的。我现在只能等公司进一步具体通知了。我目前人在巴黎，应酬太多，等忙完了这阵就回伦敦，看看能探到点儿什么情报吗。因为越是死对头，彼此了解越多，我或许能逮着机会和英国人商量商量。请转告经理让他放心，我不会跟英国人乱说什么的。

  2.《伦敦致丁雨生中丞 庚辰二月十五日》（光绪六年二月十五日在伦敦写给丁日昌，丁时任福建巡抚，曾纪泽的爹曾国藩是他的老领导，曾国藩可看作对公司存亡有过大功劳的人）

  相当于对公司里其他部门的好朋友抱怨公司——我最近心情尤其差，因为听说公司要派我去俄罗斯改约。公司没事吧，派我去干这事？人家俄罗斯是大国、强国啊，你之前跟人家签好的条约，现在要毁约？想什么呢？我就怕到了俄罗斯，人家鸟都不鸟我啊，我都不敢多想。上司部门有上司部门的意见，公司里那帮自命不凡的有自命不凡的意见，左帅（左宗棠）有左帅的意见，俄罗斯人有俄罗斯人的意见，我到底听谁的？谁会真心帮我？净是些毁我的，不把我搞到重蹈崇厚的覆辙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再说了，公司这么着惩罚崇厚也不对啊，人家之前是全权代表公司出去谈判的，一处事不当，就遭到无所不至的严惩诋毁，那以后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出差的，谁还能再为公司办事？总之，毁约也不是我上司部门的本意，都是被公司里那帮自命不凡的人所迫，而我又刚好受到牵累不得不接这个盘子。

  3.《派使俄国大臣谢恩疏 庚辰三月十五日》 （光绪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折子给皇太后和皇上感谢被派出使俄国）

  心里一千一万个不愿意，还是要向老板表达自己被派去俄罗斯的感情之情——我于光绪六年三月初九日接到本部门的通知：“光绪六年正月初三日奉上谕：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着派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钦此。”我跪着听完了后，感激惶恐得难以表达，当即恭敬地摆上香案，向公司所在的方向叩头谢恩。我才能低下，却得到很多恩宠，惭愧自己连一点小小的报答都没有。现在命我兼使俄国，上天依赖我，我实在恐慌得无地自容。我本没有出使他国的才能，却滥竽充数担当这个职务。实在名不副实，害怕我不能胜任。只有战战兢兢，尽我的绵薄之力。我既不敢轻狂，师心自用而惹来专擅的嫌隙，也不敢推诿偷安，袖手旁观而被人讥讽为敷衍了事。只能自我激励，发誓用我那愚笨的材质去尽全力，希望能有尺寸之功，报答老板的恩情于万一。    总之，曾纪泽是抱怨、抱怨还是他妈的抱怨——我这倒霉催的！

  后来呢？后来当然改约成功了，争回了不少权益。等全部签字画押了，曾纪泽又向老板上了一封折子，叫《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里面详细报告了自己谈判的过程，怎么怎么艰难了——意思是，您看吧，我委屈大了去了！还恳请公司将自己这份报告私下里发给其他也在国外出差的看看，让他们知道公司跟国外客户坦诚相见的诚意，让他们端正态度——这意思又是，老板啊，赶快通知公司其他人好好干，有点眼头，以后可别再给我整这些幺蛾子了！这一壶就够我喝的了！

  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说——回到文章开头，即1879年曾纪泽被派驻英法，出国前得皇太后皇上召见，有下面一番对话：

  光绪（老板）：出国办事很不容易啊...公司里明白事理的人少，你替公司办事，将来必有人骂你的时候，你要任劳任怨啊。

  曾纪泽：我以前觉得只要听公司的话、对公司尽忠就是了。但看最近形势，凡是牵扯到我司与国外客户打交道的事，有时候自己的性命反倒是其次，得先将自己的名声抛弃，才能替公司保全大局。比如之前的天津教案（那是曾国藩晚年摊上的一件大事），我爹曾国藩在动身办事前，他那时还卧病在床呢，就已经写好了遗嘱给家里人，命也不要了。等到他着手处理这事时，才发现事关重大，不是一死了之就能解决的，只好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当时公司总部很多骂他的，我爹也引咎自责，给朋友写的信里常说到他“对外对不起舆论，对内对不起本心”，正是抛弃名声以顾大局。其实看当时情形，除了曾国藩那样做，别无他法。

  光绪：曾国藩真是一心为公司着想的人。

  曾纪泽听后摘下帽子磕了个头，没说什么。

  有了他爹曾国藩晚节不保的前车之鉴，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曾纪泽一听到派自己去改约后便大呼倒霉的心理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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