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我看着这篇推文，
看着@张张张同学来了又走，
心里泛起一种难以言说的味道……
有点像读了《挪威的森林》，
忽然想起了当年从莫斯科跑回北京的那一刻，
很想好好的道别，
但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回头。
以下文章来源于喧嚣与爱 ，作者张张张
2021年初，我来到芬兰——号称全球最幸福的国家。
记得飞机降落时，窗外是雾蒙蒙的纯白一片。我拿着从机场便利店买的电话卡，拖着两个装满保暖衣物的箱子，混沌地顺着指示牌找到机场的大巴站台。
那只是下午三点，但天空已经泛蓝——夜色降临的征兆。
大巴迟迟不来，我走向铺满白雪的露天空地，试图找人询问。停车场空无一人。异国的雪花就那样落在我脸上、睫毛上、手上。
北欧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冷，但我感觉很孤独。
终于坐上去图尔库的大巴。
那时候不过下午五点，道路两侧已经一片漆黑。经过好几个城镇，然而一个人都没见到。就像鬼城，只有超市的灯光在凛冬的夜里格外刺眼。
毕竟，国土面积在欧洲排名前列的芬兰，只有五百万人——成都市区人口的三分之一。
下大巴后我才发现Uber在图尔库无法使用。想找人问路，等了十分钟也没见人影。
不久后，停在路旁的车里走出一个胖乎乎的大叔，他问我是否要坐出租车，我点了点头。他拎着我的行李放进后备箱，我也跟着稀里糊涂地上车。
时至今日，我都为那份勇气或说boldness倒吸一口凉气：那种场景，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绑架的前兆。
活着下车后，还要在一堆五颜六色的平房和小别墅里找到预定的民宿（学生公寓两天后才能入住）。
我走走停停：走是犹如行尸走肉般地用膝盖顶着箱子前进，停是在各个转角处止步，拼命对着手掌呵气。
那是市中心的步行街，路人却少得可怜。可见范围内，只有一位老奶奶在我前方。
她时不时停下，回头看我。我感到尴尬，索性不再继续往前走，她也随即驻足。我拿起手机，假装看地图，余光瞟见她在风雪中踌躇的神情。
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她走向我，说，"if you want to find a hotel, there are several in the city centre" 说着用手比划方向。
我慌乱地告诉她自己没有在找酒店。她笑着点点头，转身继续往前走。走两步后又折返到我面前，对我说，Happy New Year !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图尔库居民。他们善良，而腼腆。
我后来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有一次我想去临街的快餐店吃饭，但一直拉不开门，蹲在街边抽烟的一群大哥七嘴八舌地用芬兰语、破碎的英语还有肢体语言向我解释此路不通，又把我带到正门。
在超市买寿司时找不到食物盒子的盖子，却找不到店员，只好在原地张望，路过的女士盯着我看了数秒，直接拿起一个盖子覆在我的寿司上，未等我道谢就已经离去 ...
其实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在豆瓣陌生人善意接收发送小组，可以看到无数比这更加动人的故事。
然而，对于处在陌生环境感到焦虑、茫然的我，这些举动却意义重大。
很奇怪，在明媚夏日里回想起那个寒冬，会像成年后回首童年一样，感到不可思议。
比如我会忍不住惊叹：畏头缩脑的我，是怎样熬过那样的奔波，面对那般寒冷潮湿的雪夜，走过空无一人的市中心街道，在犹如魔咒般的字符里找到民宿的痕迹？
在某一瞬间，我笑着给金猪发语音说感觉自己要死在芬兰了。我没有夸张。
那市中心的街道，后来我又走过许多次，却再无法还原出那个冬夜见到的苍凉景象。
按理说，这些感受应该出现在我写的第一篇有关芬兰的推文里。
但我把它们留到了今天，这个人人都穿着吊带出门、这个几近拥有极昼的夏天。
许多芬兰人知道我是交换生后都会问，为什么会选择芬兰呢？
如果在英国或美国这样的留学大国，或许不会面临这样的提问；而芬兰人总是疑惑，总是好奇。
听到对芬兰的赞美，他们时常感到害羞，有时还有些许错愕。
“都说芬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可大多数芬兰人看到这样的统计结果都会感到震惊。或许是我们生活在其中太久，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的国民总是不自觉地与瑞典比较，觉得瑞典比芬兰好。”
“虽然芬兰被认为是推进社会平等的先锋国家，但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家暴率、酗酒、抑郁症，都是重要的社会问题。”
北大附中登上热搜，privilege一词被全国人讨论时，我正在奥兰群岛——那里的学生下午三点就放学回家。
芬兰朋友震惊于我说的高中生活，也无法相信需名列前茅才能继续读研。
天气晴朗的工作日去市中心逛街，发现街边的咖啡厅永远坐满了人。“他们不上班吗？” 我忍不住发问。
芬兰朋友说，大多数公司都有coffee break，那或许是办公职员在休息。
很多批判福利国家的人都指出这种社会最大的弊端是让人变得懒惰，极端情况就是宁可领取政府救济金也不工作。
这种情况当然存在，在赫尔辛基还能看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不同职业的工资依旧存在较大差距，种族歧视也遇到过好几次（都发生在赫尔辛基这样的大都市）。
各个城市，总能看到闯红灯、乱扔垃圾的人。芬兰，或说北欧国家，本就不是完美的乌托邦。
然而，仍有一些东西深刻地触动了我。
朋友的父亲是一名伐木工人。我记得驾车环游小镇时，那位沉默、内向的中年男人，是如何自豪地、事无巨细地向我介绍他的工作。
他们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却有好几辆车，包括一辆时髦的凯迪拉克古董车。
我向朋友抱怨同一栋楼的交换生不注重防护，在病毒蔓延时仍然各种聚会。她和我都认为这种行为极不负责。
我说：
即使他们不在意感染病毒，有聚会的自由，却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我，这真的很过分。
朋友说：
集中感染，会加剧公共医疗机构的压力，这可能让其他本能获得医疗资源的病人失去治疗机会。
这两个观点都是事实，或许也不存在境界高低，但却是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起上课的同学中，有中年人，也有二十多岁的青年，我似乎成了最年轻的人。
大二时，我曾想过转专业，但因为要降级而放弃——“不想成为班上最老的人，好像会与大家格格不入。二十岁读大一，简直太奇怪了，太无法忍受了。” 那时候我这样想。
最近，国内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打算退学，去美国念本科。“反抗大学！” 她说。“Bravo！” 我为她加油。
仔细想想，大多令人艳羡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特权之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
更年轻的时候，我很羡慕一位北欧笔友——凭着一张护照就可以走遍全球，有Euramas不遗余力地为学生和青年提供社会支持，走在大街上永远自信，完全不需要担心遇到种族歧视这样的糟心事 ....
很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那种中产阶级白人的幸福人生，不是所有人的模板，更不是个人愿意“放弃内卷”就触手可得的。
这样思考着，不禁觉得社会学真是对我荼毒颇深。
我现在坐在咖啡店里，焦虑地等待着明天回国需要的核酸和抗体检测结果。
想体验欧洲的夏天不假，但想回家见亲人朋友更是真的。
其实还有很多想写的，但电脑快没电了。或许是因为有太多感受，才感到如此语无伦次。
刚到图尔库时，每次坐公交车都要拿着谷歌地图，生怕忘记按下车按钮。
后来的我已经可以不带手机出门，在夜里也能辨认出熟悉的街道。
一开始，社恐的我总是对司机、收银员的问候感到不习惯，后来也爱上了积极地回应甚至是主动对他们说Moi。
人们下车时往往会停留片刻，对司机道谢，我一直想那样做，却一直没有勇气。
在图尔库的最后一天，我拖着大箱子，拿着乘车二维码，却扫不上。
司机说，你别扫了，去坐下吧。下车时，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后门，冲着驾驶室大声喊了一句Kiitos。这应该算是很圆满的告别。
有一幕永远无法忘怀，我拿它当作结尾：我在公交车上，面前站着一对白人夫妇，推着婴儿车，他们的小孩回头好奇地盯着我，对我笑和挥手，年轻的妈妈也冲我温柔地微笑。
过了一会儿，上来一位推着婴儿车、裹着头巾的黑人妈妈和她的其他几个小孩。因为车比较晃，我和白人妈妈帮她摆好婴儿车，那群小孩开始牙牙学语，大家都笑了。尽管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世界大同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