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在做校长时，一天，在校园里看到一名男生正想用砖头砸另一个同学。陶行知及时制止同时令这个学生去自己的办公室。
在外了解情况后他回到办公室，发现那名男生正在等他，便掏出第一颗糖递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比我先到了。”接着又掏出第二颗糖：“这也是奖励你的，我不让你打人，你立刻就住手，说明你很尊重我。”该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
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
这时那名男生已经已经泣不成声了：“校长，我错了。不管怎么说，我用砖头打人是不对的。”
陶校长这时掏出第四颗糖：“你已经认错，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故事简短，却诠释了教育的全部意义。
设想，假设我是那个幸运的男生，往后人生，多次回忆，这四颗糖滋养的是一个人一生的甜蜜与感激啊。
我们都是以多重身份嵌透于生活之中，被各种人，事件打磨成今天的样子，这个样子的我参与在生活中，又成了打磨别人的器具。
小时候，我被欺负了，回家告诉妈妈，妈妈说：一定是你不好，人家怎么不欺负别人。我尽量避免被欺负，欺负了尽量避免让家人知道，当然，也有的时候，我也去欺负别人。
小学二年级左右，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家境贫寒，身体精瘦，天寒地冻的时候，我们穿厚重的棉衣，她还是很单薄的衣服，缩成一团，手指又黑又细，一些调皮的同学说她像猴子，像逗猴子一样的，去拽她缩在衣袖里手，看到之后，夸张的笑，我也跟着笑了…这个笑在当时的我们来看，就是恶作剧而已，我们却不曾想过，这种笑对于这个同学意味着什么？
老师告诉我们不可以嘲笑别人。可我们不知道如何不把她又黑又瘦的手指和猴子联系起来。
稍大之后，回忆这事，我都能感觉到她眼里的惊恐。才知道，我们当年的笑，叫霸凌。
我们的恶，没有被及时解读和梳理，我们的善也没有更多被激发。与一片混沌中，暗自生长。
我们的老师只是告诉我们不对，却没有切断我们关于“恶”的联想，假如，我们遇到陶行知，或许，我们在小学二年级就已经开蒙，就有了关于善恶的独立思考。
今天，这个故事于我，更多的价值，在于反思，我作为家长，如何通过行为和语言塑造孩子的价值观，是非观。在于重新理解德鲁克关于“管理”的定义。
德鲁克说：管理，就是最大可能激发人的善意。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管理的效率是用“服从”去衡量的，越是被服从，越是得意自己的管理手段的行之有效，而忘了管理本身的目的什么。
在《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一书中，作者提炼出，塑造孩子最好的时机，就是孩子做对事的时候。用正确的语言去定义孩子的正确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强化，就是塑造，就是行之有效的管理。（何止是孩子啊？）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严厉，正确是好教育”的拥趸者。我对待犯错的侄女，对待上级，下级的各种错误，严厉指责甚至鄙夷，在指责过程中，自己仿佛“”忠臣死谏”附体，站在道德的谷堆上，体味“高处不胜寒”的孤冷。那段时间，所写文字倾尽对“不正义”的刻薄，朋友打趣说，有鲁迅先生风骨。
人生之贵人，实则春风化雨的点化之恩。所谓那些严厉，正义，很多时候是美颜了的不晓世事。用道德制高点优越感去遮掩自己对“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漠视与无知。
教育，不是表现严厉，权威，你的正确性，而是点化与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