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董子豪升入八年级的第三个周末，回宿舍收拾完物品，他坐上公交车。没有例外的话，父母已经在家为他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学校食堂的饭太难吃，死贵，打饭的态度又不好。”这样的话他说了一年。父母劝他“哪的食堂都一样，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几乎每个周末，父母都会问他作业是什么。“已经在学校做完了。”将子豪回答。父母从未检查过。“周一抄同学作业多快”，好朋友提醒他，“好不容易放假，玩手机，看电视，打游戏才是过周末，做什么作业”。
吃完晚饭时是晚上七点，他从书包里掏出偷偷带去学校的手机，在空间发了一条下午课间录的视频，然后打开王者荣耀。
他不会知道，二十六个小时后，学校教导处的崔主任和他的班主任，会敲响他家的门。
他准备玩两局游戏，早点睡觉。已经和同桌张伟约好，明天要带另一个同学赵杰出去玩。“赵杰是张伟的跟班，每次出去，都是花赵杰的钱”，二十六个小时后，他跟崔主任说。
张伟在晚上七点上线，和董子豪组队玩了两局王者。他不知道，再过二十四个小时，他将成为名人。
时间赋予每个人各种可能，而未来的可能，都藏在当下微不足道的细节中。它可能是一句不经意的话，也可能是毫无意识的举动。多少年后，董子豪和张伟回忆起来的时候，会对此有深刻理解。
早在周三，教导处崔涛主任已接到邀请。周六晚六点半，他和朋友有个聚会。“放假了，不用管工作，我们哥几个好好喝一场。”朋友打电话说。
周五刚准备完安全检查的材料，崔涛想彻底放松一下。六点二十，他出门。他想关机不让任何人打扰。“一定记住，二十四小时开机。”校长曾反复嘱咐。崔涛想了想，把手机放进口袋。这时，电话响了，校长的电话。
“即使当时关机，我也逃不了。”后来崔涛说，“到处是雷，谁知道哪颗会响？我就是个趟雷的。”
“你们说说，这事怎么办？”周六晚上七点，会议室里，所有的领导都在。崔涛看到校长发给他的一段视频，一个学生躺在地上抱着头，有个同学踢他，他想爬起来，又被同学踢倒，伴着嬉笑声。
校服显示，这是他们学校八年级的学生。
“QQ空间，还有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全都传遍了。”校长显然很着急。
“先查查是哪个班的学生吧。”崔涛建议。
他把视频发给了八年级十二个班的班主任，十班的班主任回消息说打人的是张伟，被打的是赵杰。“你现在到学校，马上。”崔涛发消息。
八点钟，会议结束。张伟和家长赶到学校。班主任告诉他，孩子出事了，务必尽快赶来。
“我的孩子有错，那你们学校该负什么责任？你们怎么教育学生的？”家长看完视频说。
“先说视频谁拍的。”崔涛问张伟。
“董子豪。”
崔涛和班主任离开会议室，坐进早就停在楼下的车里，前往董子豪家。晚上九点，他们敲开董子豪的家门。
校长在他们之前，已经离开学校，他跟局长通了电话，赶往教育局。
会议室里，副校长还在和家长交涉。“学校有责任，顶多给个处分。你的孩子怎么办？报警进派出所留案底？你先想想，现在自上而下抓校园欺凌，你孩子撞枪口上了。”
“那怎么办？”家长口气不再强硬。
“灭火。”副校长说，“我们去赵杰家，先求得谅解。记住，不能提视频的事。”
很多事件，只要不曝光，可以等同于没发生。而一旦通过视频的方式暴露在公众视野，那就是天大的事。舆论，会将每一个微小的情绪汇聚成汹涌波浪，身处舆论中心的人，难以抵挡它的威力。
旁观者不会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只关心视频或照片呈现出的样子。然后将情绪无限放大。
崔涛当然清楚其中利害。“咱们分三组。一组联系教育局。一组去找视频发布者，从源头删除视频。一组带着打人的学生去被打学生家，只要被打者不闹，事情就平息了一大半。”开会时崔主任提议。
事实证明，那一个小时的会议，决定了这起事件的走向。
一个月后，有兄弟单位的人问起崔涛，“你们是怎么在一夜之间就把火灭了的？以后如果我们也出类似的事，好做个参考。”
“做好预案，防患于未然。”他说。他记得每一个细节，每个细节处理稍有不慎，后果都不敢想象。崔涛为当晚的当机立断感到自豪，但他明白，里面侥幸的成分更多，“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这件事从未发生。”
如果说一句辱骂或讽刺的话、一次推搡也算校园欺凌的话，那么在校园里的欺凌随时在发生。“你管不了，当时管了，明天还会发生。”崔涛说，“这和学校教育有关，更和大环境有关。”
“学生骂人怎么办？批评教育啊，耐心说服啊，不管用。给处分又能怎样？谁去查一个中学生的档案？只能处理恶性事件，但恶性事件一旦出现，也就意味着什么都晚了。”崔涛熟悉学校的每一件琐碎，“再说，敢管孩子的老师，基本没有了。”
“他们不满十四岁。”崔涛认为这是根本原因。“同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没有开除权。”
在董子豪家，崔涛让他删除了视频，并让他通知自己的同学，删除转发的视频。“全网散开了，根本无法全部删除，能删多少是多少吧。”他只能做到这些，“听天由命。”
他在董子豪家待了一个小时。事情的原委，让他震惊。
赵杰家长并不知情，孩子回家后没说。周六晚上，张伟家长买着营养品来他家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打我，踢我好几脚。”赵杰说，“说告诉老师还打我。”
“孩子，实在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不会有这种事了。”张伟家长说，“你们都是好同学，让张伟给你道歉。”他转身抬起脚，把张伟踹倒在地。
“站起来，道歉！”他说。
张伟和他的家长一个小时后离开了赵杰家。两个家长谈了很长时间，没想到两个家长还是同级不同班的同学。“让孩子每天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医疗费营养费我全拿。”临走时张伟家长说。
“我们还希望你能答应一件事。”副校长说，“如果有记者来采访，希望你不接受采访。”
“行。”
“我知道儿子吃了亏，但对方是我同学，人家又是营养品又是给看病的，我不好意思。还好孩子没受伤，以后不打架就行了。”赵杰父亲后来跟前来回访的崔涛说，“小孩子哪有不闹的。我们小时候不也这样吗？”
崔涛没有多说，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安抚下来，他不想再有任何风吹草动。
“保护未成年人，不是单方面的事，家庭、学校、社会，谁也不能逃脱责任。”崔涛后来跟朋友说，“赵杰的家长犯了个错误，他关心孩子肉体的伤害，根本不在意孩子的心理伤害。他在意面子，超过在意孩子。”
“有些伤害，会在一个人心里埋一辈子，你不知道哪一刻会爆发。一旦爆发，要么伤害自己，要么伤害比他更弱的人。”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我国校园暴力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校园暴力案1000多件，2016年、2017年分别同比下降16.51%和13.37%。报告显示，校园暴力案中被告人为未成年人的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至2017年占比分别为64.87%、63.4%、60.79%。
这是一组很好看的数据，然而进入司法程序的校园暴力案，涉案人都已超过14岁，并且，并不是每一起校园暴力都会进入司法程序。隐藏在这组数据后面的案件有多少呢？很可惜，我们无从得知，也没有统计。
“每个孩子的行为，都是社会及家庭行为的折射。有些欺凌，并非孩子间的打打闹闹那么简单。”崔涛说，“那是一种作恶，但没有力量制止这种恶。”
董子豪说出了所有细节。
“赵杰不说话，老实。赵杰从七年级就欺负他，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欺负他。
张伟欺负他最厉害。他走到哪都让赵杰跟着。赵杰给他打饭，给他端洗脚水，如果不听话，就把他拉倒厕所，打他的脸。
打完后就让他用凉水洗脸，这样老师看不出来。”董子豪说。
“那你们班没有同学制止？”崔涛问。
“同学都觉得好玩。没人管。”
“没告诉过老师？”
“告诉了。老师批评那些同学了，可过后他们还是欺负赵杰。我录视频，也是觉得好玩。”
回去的路上，班主任向崔涛检讨，崔涛没说什么。他知道，处理一个老师，没有任何用处。再说，班主任不是没管。能怎么办？“老师畏手畏脚，不是一天两天”，在当前环境下，只能反复加强教育并时常关注，“也许能预防一部分，但无法杜绝”，只能是“不出事，出事及时平息”。
回到学校已接近凌晨，三组人员碰了下情况。教育局那边说，学校尽快处理，“不要扩散”。
第二天，张伟家长带赵杰去医院做检查，身体没有大碍。路上赵杰家长接了自称是记者的电话。“我们都已协商解决完了，不接受采访。”他说。周一，张伟未到校上课。“出这么大事，先让他在家反省一周。”崔涛告诉家长。
崔涛觉得特别疲惫。“事情处理干净利落，没扩大影响。不过，如果赵杰家长追究，如果双方家长不是同学，如果没能三方面同时着手，结果很难预料。”他说，“事情可以处理，最根本的却无法解决。”
“有一天，受害者会不会变成施暴者？”这是最让崔涛担心的。“我们没有心理干预，也没有长期跟踪观察，自生自灭。”
欺凌早就存在，早期舆论和媒体并不发达，因为没有听说过，所以我们认为它并不存在，即使有，也是个例。当触目惊心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出现。我们才意识到。欺凌（包括轻微的和严重的），广泛存在于校园。
从挪威到澳大利亚，从美国到日本，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有关防止校园欺凌的干预措施。相对于我国，却明显滞后。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这仅仅是教育是学校的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广义的社会问题。
即使意识到是社会问题，即使未来十年二十年，社会的主流是他们。相比于经济发展、就业，它仍然是小问题。
崔涛在电话里回复完兄弟单位的咨询后，走出办公室。正是课间。他看见张伟向卫生间方向走去，赵杰低头跟在他后面。
“张伟，赵杰，你们又怎么了。”他叫住两人。
张伟回头，迅速扳住赵杰的肩膀，笑着说，“老师，我们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