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南明史》,就读懂了人性的善恶与荒唐

南明的历史,在我国的史册中占有重要地位。


南明的由来,是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已经灭亡,这个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永历等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


南明的历史,很多史学家认为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而《南明史》的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


《南明史》是一部揭露南明从建立到灭亡这段历史的历史读物,这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因为它不仅将一些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展现出来,更揭露了人性的善恶与荒唐。


本书作者顾诚,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


01立君的闹剧,不过是一场利益纠葛的勾心斗角


当朱由检在煤山自尽的消息传出后,朝廷全部灭亡,而作为留都的南京,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中心。对于当政和在籍的大臣来说,当务之急是立君。


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没能够逃出北京,因此,南京及附近的地方大臣、太监和将帅等,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是又担心舍亲立疏会引起政治风波。


反复考虑之后,他暗自去找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在桂王和福王之中选定一人,最后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第二天,史可法写信给南京的高级官员说明意见,南京的官绅对这个方案也比较满意。


谁知,在这一关键时期,马士英却突然得到报告,得知守备凤阳太监,勾结总兵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他看手下的大将全都自行投向福藩,担心自己被架空和淘汰,于是,权力的欲望让他背信弃义,借机向福王表示效忠,而这时的史可法还蒙在鼓里,正在写信申说不可立朱由崧的七大理由。


一度处于权力中心的史可法,正是因为他自身的优柔寡断,原本以为反复考量后,想出的拥立桂王的折中方案是万全之策,却没想到自己反被其乱。


真正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可他却在立君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果断拥立福王,致使大权旁落,也让自己于被动的尴尬位置。


史可法的致命弱点,就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着处处应付,小心行事,给自己留条后路,想要八方妥,最后却事与愿违。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当你终于对犹豫不决的事情做了决定,得到的结果却未必是自己想象的,而如果当时果断行事,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02大顺政权的灭亡并非内部腐败所致,而是一系列战略错误


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在接管山海关后,新生政权存亡的两个关键他都没有掌握好,一是对辽东的防务安排,二是政策上的调整,要缩小打击面,保护官绅地主的利益。


正是因为李自成等领导人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没有在政策上及时作出调整,本应放弃对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可他们还是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打击官绅地主,这让投靠他们的地主对大顺政权强烈不满,他们又被推回了敌对的位置。


究其原因,是因为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族贵族所扼杀。


明清之际的山海关战役,清胜顺败,这一战役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大顺军领导人的目光短浅,以及政策和战略上的一系列重大错误。


历史证明,正是因为大顺政权的一系列错误,再加上李自成宽厚有余,而警惕不足,在驾驭明朝降将上也犯了错误,组织混乱,最终叛乱四起,导致土崩瓦解,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人们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的时候,不妨登高望远,想得更深一层,走得更远一步,或许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结果,有很多事情的失败都是由于当时的鼠目寸光所致,等到后悔时却为时已晚。


《南明史》这本书,通过对南明政权的腐朽和内讧的真相的揭露——鞭笞了朱由崧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将人性中的荒唐完全显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为我们详细讲述和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再现了当时的风云突变与惊心动魄的场面。没有亲历战场,却也身临其境。


历史的帷幕总有落下的时候,当曲终人散,南明的悲剧和其中鲜活的生命共同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的功过听凭后人评说。


南明长达二十年的曲折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一段载入史册的历史,还有什么?唯有正确地总结历史,才能吸取经验教训,有效地利用这些历史和军事遗产,而在总结的过程中,或许还能看到些其他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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