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佛教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解答这个疑问，必须先回到华夏文明本身。
如果对华夏文明的核心内容－自强向善，进行初步解构，其呈现为两大主要方面：
一是现实的、实践的层面方式与目的——自强（目的：自我强大，方式：以一切先进性为主要抓手促使实现自我超越性）
二是文明的理论、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的主动方向性选择——向善（利众者善，以善的结果为实践的方向，以善的价值观对实践进行规范。）。
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核心内容分成这个二元的结构，并用这个结构可以对其他文明进行分类分析。比如印度文明，笔者对其描述为“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类型，其现实实践部分就是其种姓制为主体，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立基处是曾经的婆罗门教（现在的印度教）。
环地中海文明也可以以此解构，就以其代表的基督教而言，在罗马时期，就说过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其现实实践与价值观是明显分开的（其分析在后，本节暂不讨论）。
我们回到对印度文明的分析，这里用“婆罗门－种姓制”这些具体的所指事物来描述印度文明，而不是描述华夏文明“自强向善”抽象的描述性词汇来表达，是因为印度文明内部结构的超稳定性从婆罗门教诞生种姓制建立，变化都是在这两个事物（‘婆罗门教’‘种姓制’）的名下进行演化的。但是华夏文明理论的载体和实践的载体都是在不断变化的，理论层面，从河图洛书、到八卦易经，然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下的外儒内法，然后融合佛家地理学，到今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承载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理论都是不断变化的，而承载文明的现实实践，从夏人黄帝后裔的对华夏族统治，到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变革，到大禹开启的华夏族封建王朝实践，到秦汉后华夏族融万族转化为大一统（郡县制、汉族）王朝制度，然后随着汉朝打通丝绸之路，作为农耕定居形态的汉族，开始大规模与世界岛上各族大量交流，丝路带给华夏巨大利益，也将无数的其他族裔拉进华夏文明共同体之内，而华夏内部也因为陆上丝路、海上丝路的长期发展，大量财富利益进入华夏，带给华夏文明内部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逐渐演化出一个具备高度复合生产生活样式的新的族群——中华民族。华夏文明这两个方面高度的变化性，反映了华夏文明适应历史发展而不断作出的自我超越。所以这里对华夏文明用抽象的自强向善的词汇来描述。
但是如果要将不同文明进行比较，描述方式就要类同，如果我们对印度文明也用类似抽象的词汇进行二元描述，可以将印度文明总结为是一个“弱己恶向”的文明样式。
“弱己”是对印度文明结构实践结果的总结。种姓制残酷、严苛的等级划分及等级压迫，使得印度次大陆上众多族群无法有效组织起来。尤其对被统治阶层而言，其利益在种姓制对职业的绑定，战争如果作为一种职业，将大部分被统治者‘赶’出了他们的‘职务责任’范畴。刹帝利作为主导战争的族群，他们只能有效动员很少的群体成员对新入侵者进行有效反抗。而婆罗门教将现世苦难的解脱方法指向来世，更加倍弱化了大部分民众在此世有所作为的内在动力。因此印度的文明本质上就是通过弱己（弱反抗、不有效作为、强服从），而维护一小撮上层统治者的始终统治压迫他人的特权。
而在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婆罗门教从一开始，就站在统治者角度，将深深的恶意朝向其信仰下的、统治下的所有人民。忍受此生的苦，忍受子子孙孙无穷尽的被压迫的低种姓身份，唯一的解脱的方式，就是现世的忍受，甚至服从被统治、忍受被压迫，而换取来世的解脱，或许才有一丝可能成为来世压迫他人的人上人。于是在印度文明的这个文明体系中，除了极少数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个体，所有人都处于被某些人压迫的状态，而除了底层的贱民（只有被压迫的命运），绝大部分族群个体，都在这个文明体系里被一些人压迫着又压迫着另一些人。虽然我们在这个主导印度文明价值观的宗教理论（婆罗门教、印度教）中甚少看到恶的表述。但现世恶的现实状态，是被宗教理论构建的社会体制制造出的。这里，不用‘向恶（对应华夏的向善）’一词来描述，而是用：“恶向”一词，恶这里被这个文明的价值观隐藏为一个价值观的前提被赋予个体，善恶不再是个体对实践目的和结果的主动性追求，而是，文明中隐含的恶使得个体在现实中呈现出恶（压迫他人）的必然状态。
佛教反对婆罗门－种姓制文明体制里内生性的恶。但佛教无法改变现实中，人所受困难苦痛（甚至不得不默认种姓制形成的社会稳定作用），于是就将对恶的否定集中在了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众生平等，佛教揭示出一条信徒通过意识领域的修炼，每个人都能实现涅槃的道路。佛性是每个人都内在具备的，但是需要遵循释迦牟尼找寻到的意识的自我修炼道路，将人内在潜在的佛性被人明确地觉悟到。
佛教最开始就更倾向于信徒的自我修炼，这种修炼完全在个人的意识领域内，强调自渡，基本属于个人的实践范畴内。但是在佛教流入中国后，在这个王权处于绝对主导的世俗化世界里，在这个自强向善为核心的文明之中，面对人们团结起来求共存与更大的幸福的特色社会之中，个人的内在觉悟何以与这个华夏社会形态的特点，以及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结合？佛教的历史实践结果是最终演化出禅宗这类华夏本土教派，将个人修炼觉悟与普度众生的社会愿景紧密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回顾宋以前的华夏历史，我们讲道德仁义，崇尚王道否定霸道，但是在实践中，统治者和民众有多少真心接受呢？遇到世事轮回，又有多少人坚守呢？春秋战国，多少诸侯被自己的子嗣臣民饿死在宫中？汉朝历史从头到尾，统治阶层的恶斗不断。无论汉唐，强盛时对四方动兵，衰弱时被四方动兵。可谓盛亦百姓苦，衰亦百姓苦。
华夏文明追求自身的自强向善，这本质上是一个追求自我强大的强悍的文明样式。但是，现实不断告诉人类，强盛是不可能一直持久的。再强大的文明、政权、也有衰弱甚至消亡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一个文明主体而言，追求持久强盛，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不会成为事实结果。对一个文明下的人民而言，无论是在强盛时还是衰弱时，持久追求自我强大，固然是一种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但是无视现实必然的衰弱，在有些时候也是一种狂妄。因此持久追求自我强大，在文明早期，更多是对统治集团、精英阶层的品行和意志层面的要求。天子守国门，与国同生死，不外乎如此。
而对百姓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才是一种常态。千秋功过、万世基业只能是群体里极少数统治阶层所追求的。老百姓在太平盛世得以小康、在乱世中得幸存才是最大的愿望。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百姓，在自强向善文明之中，却被文明所忽略而少人顾及。虽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状元仅为唯一，绝大部分人都非状元。那么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我们的自强的文明何以能关怀他们这些“弱”者？这种关怀本身，难道不也是‘善’吗！
也就是说人分强弱，我们的早期文明传统更关注向强，而对天下大部分都弱者却缺乏文明层面的关注和关怀，尤其是在精神层面（华夏社会讲得仁义忠孝更多是从现实层面而言的）。这就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佛教在我们华夏文明之中所发现出的第一个大的短板。
这个短板是随着丝路打通后，从华夏社会多个方向呈现出来的：
－大一统实现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向极少数统治精英，导致政治权力争夺愈发激烈，而得利者群体大幅缩小，使得大量社会精英在政治活动中处于弱者甚至失败者地位（相对于分封制时期，小国林立，大量诸侯及依附于他们的贵族。郡县制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进入权力顶部的社会精英占比大幅缩小）。
－从汉到唐，大量胡人汉化或参与内争，朝代更迭，华夏精英阶层发现华夏文明虽然强大但是却无法改变在自身衰弱时被文明落后的外族入侵的结果。魏晋南北朝历史显示，文明强大不能改变实践失败的命运。
－随着汉朝瓦解，南北朝时外族纷纷进入华夏核心中原地带，形成长期动乱，大量汉民避难南迁。而在中原大量汉民与进入的其他族群结堡自保，逐渐演变出世家的组织形式，汉从秦制的组织形式完全瓦解。秦朝全民组织动员机制的瓦解，使得民众自主状态得到加强，因此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文明关怀需求自然得以彰显。
这三个大的历史现象（大一统下政治利益高度集中，政治博弈激烈；文明总体落后的外族屡屡侵入先进文明的华夏核心地域；朝代更迭带来的民众大迁徙，破坏了秦汉严密的基层组织形式，民众自主性加强），使得社会出现了普遍（后两项在朝代更迭的动乱时期更甚）失败者状态。或者我们换个描述方式：民众在现实中显示出的普遍地弱势现实必须得到华夏文明的正视。
华夏文明早期王权发育得异常强大，事实抑制了宗教的发展。这是汉朝打通丝绸之路之后，外来宗教纷纷入华并能立足的主要因素。（政治抑制了宗教的发展，不畏惧宗教的并立。但这不意味民众没有精神抚慰的需求）我们的早期文明将自强向善集中在现实实践领域。但是精神世界的满足，对势弱者关怀是异常欠缺的。这是早期华夏文明巨大短板。
这就是为什么华夏宗教领域在丝路打开后才真正兴盛的核心原因。不仅外来宗教纷纷立足发展，本土道教也成立并快速发展。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37]”。强者和胜利者是不需要鸦片这类麻醉剂的，只有失败者和弱者才面对苦难和挫折需要麻醉剂。
本土道教的理论起源道家，本来就是华夏文明的核心部分，而华夏文明原本就是个极其专注现实社会的文明。因此道教的理论再发展，也不能超越道家理论，这直接意味道家无法在纯意识领域完成一次自我超越性的发展（因为道家对现实世界的理论解释有极高水平，道教如果能在理论认识完成这种对纯意识领域的自我超越，只能先颠覆道家强烈的现实主义内核。但是如果道家能做如此颠覆，那么道教将不能再称之为‘道’），因此当佛教在本土化转变过程中，不仅利用佛教在印度执着于纯意识领域的特色发扬光大，使汉土佛教与华夏文明形成了一致性自强向善特征（在纯意识领域），更有效补充了原有华夏文明在纯意识领域的认识及实践的不足。其宗教关怀弱者（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使弱者安于弱者的现实）的功效，填补了华夏文明对弱者关注的巨大空白。
佛教强化精英阶层纯意识层面的自强向善修炼，以及说服弱者、民众在如何在苦难现实中自处两大功效。是佛教从政治领域的统治阶层和生活领域的民众百姓中，帮助华夏文明补全了短板。
汉土佛教打开从我们的文明从精神世界关怀弱者、关心小民的历史。在精神世界以宗教形式的自强向善呼应实践领域的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
因为华夏文明下的大善所愿就是天下大同，这就是世俗意义的普度众生。如果个人修炼结果不能实现某种利众的普适性（普度众生），这种结果就与大多数华夏人民无关。而这种文化、信仰就无法被华夏文明和华夏文明下的人民所根本性的普遍认同。因此禅宗以明确修炼得道的方式（修禅以觉悟——北派精英主义倾向的渐悟、南派平民主义倾向的顿悟），揭示出一种人人可以、可能实现的至善道路——精神世界的至善之道。因此，佛教最后演化出汉土佛教，就在纯精神层面实现了某种自强向善（以觉悟实现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自强；追求佛陀能实现的精神境界，由内而外，对世界展现最大的善意，以推动人类实现众生平等、普度众生的至高愿景——向善）的状态。从而在整体气质上与华夏文明内核的自强向善相紧密契合，并形成有益互补。
契合是因为本质上汉土佛教和华夏文明的核心内核都是各自意义上的自强向善；
互补是因为佛教从纯意识层面讨论精神和意识中如何建立对自强向善的自觉信念和信仰，而华夏文明以往则是更多是从现实实践层面讨论自强向善的方式和效果。
正是这种契合和互补的特性，佛教才能最终进入华夏文明的核心，与儒道文化相互融合，成就儒释道三教合一。可以说，佛教，尤其汉土佛教为中国人的意识领域的丰满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极大丰富、拓展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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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