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血荐轩辕 俯首甘为孺子牛
——记杜尔伯特县老党员王义的奋斗人生
作者： 斯琴巴图
黑龙江省的松嫩平原腹地有一个全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那是水草丰美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杜尔伯特”蒙古语“四”之意，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县份。据《蒙古秘史》记载，十三世纪初蒙古游牧部落——杜尔伯特部移牧到嫩江与通肯河之间，清朝顺治五年（1648），杜尔伯特部改为杜尔伯特旗。解放后，在195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旗建县。
据杜尔伯特县志记载，1946年中国共产党进入杜尔伯特草原，末代扎萨克色旺多尔济接受共产党领导，组建蒙汉联军，剿灭土匪，平定地主武装叛乱，建立人民政权。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杜尔伯特有3000多名热血青年志愿参军，走上战场，有200余名英勇牺牲，为国捐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上百名国家级、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建功立业，王义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杜尔伯特最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是杜尔伯特人民的优秀代表。
苦难的少年时光
王义，1913年，2月20日出生于杜尔伯特多耐站，先后迁居到好田格勒、东吐莫，最后定居在被杜尔伯特人称为神山的多克多尔山下的马场屯。
民国、伪满时期，杜尔伯特的百姓饱尝官府、贵族、地主的欺压和剥削，还要经受奸商的克扣和诈骗。为了生计，很多家庭迁出又迁入，迁入又迁出，可在哪都生活都异常艰辛，生活已如炼狱般困苦，还要不时经受土匪的骚扰和抢劫，很多人耗尽力气生产的粮食和育出的牛羊，最终所剩无几，麻袋片当衣，糠菜当粮，草把子为枕的农户比比皆是，生而为人似乎是一种考验和惩罚。
那样的年代里长大的王义，充满绝望和仇恨，他无数次的想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在东吐莫居住时，王义已经成长为一个身材高大而瘦弱的少年。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小子不吃十年干饭，王义的父母体弱多病，他渐渐成了家里顶梁柱，成为家里唯一的劳力。十四岁那一年，全家只靠他一个人，靠给地主扛活维持生计，一家人经常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苦不堪言。王义盼望自己能更加强壮，这个家离不开他，为了家人能多点粮食吃，他拼了命的干着活，像一个不知疲惫的老牛，可苦难又悄悄的降临了。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北平顺利到达东北，成立了政权－－“满洲国”（日本语：まんしゅうこく），并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新京”成为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伪满政权建立后，又一座大山压迫在杜尔伯特农民身上。王义刚满十九岁那一年，被侵华日军抓去做了劳工，负责赶马车，为了美化压榨和剥削，日本军人把这说成是在赶“国际车”。在一次赶车途经齐齐哈尔昂昂溪的时候，一个喝醉了的日本兵突然开枪打野鸡，辕马受到惊吓，狂奔到荒原里。王义拼了命的想拦住惊马，但被甩到车轮下，被车压伤。随后赶到的日军，见血肉模糊的王义躺在荒草里，冷酷的转身离去。王义渐渐清醒后，靠着顽强的意志，从原野里爬到路上，几经辗转，备尝艰辛，挣扎着回到几百里外的家，他因此对日本军队充满仇恨，默默期待着有一天，能加入到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去，可一家老小需要他，他只能拼劲全力的让家人有饭吃、有衣穿。
迎来新世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杜尔伯特旗公署解散，解放委员会成立，不久又改称地方治安维持会，杜尔伯特百姓迎来新天地，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1946年5月，中共嫩江省委决定在泰康建立杜尔伯特旗政府，开始号召群众减租减息，共产党在杜尔伯特泰和一带开展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王义逐渐受到党的教育，参与革命的激情慢慢点燃。
1947年，王义逐渐成熟起来，在东吐莫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吐莫区委交通员。那年的11月，土地改革开始，王义成为九扇门村农民协会副主席，他积极发动群众，他组织开展清算斗争，提高贫困农民的阶级觉悟，还组织开展了“砍大树、挖坏根”斗争，带领贫雇农打土豪分田地。
1948年春，在只有十几户的马场屯，王义建起全旗第一个互助组。当时农户的生活、互助组的生产都困难重重。有些地主、富农分子对土地改革不满，要挟恐吓他，甚至扬言要杀害他。面对这一切，王义并没有惧怕、退缩，仍然忘我工作。种地没有种子，他四处去张罗；种地没有牛、马，他和乡亲们一道拉犁种地……一年四季从春种、夏锄到秋收、冬藏，他都和互助组的农户同甘共苦，那年终于获得第一个大丰收，人们笑逐颜开，称赞王义是个好的领头人，他也成了群众的主心骨、贴心人，迁入马场屯的住户逐年增多。
1950年2月、1951年1月，王义连续两年被评为黑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1951年4月1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王义任杜尔伯特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12月，县委批准以省劳动模范王义的名字命名的全省第一批、全旗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六区九扇门村马场屯“王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王义社）正式成立。1952年1月，王义被评为省农业特等劳动模范。6月，王义社被农业部授予“1951年农业丰产模范”称号。1953年1月，王义再次被评为省农业特等劳动模范。
王义虽然不识字，但在接受新事物方面并不落后，一门心思想着王义社的发展和社员的生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王义社刚刚成立不久，他就积极地着手改良牲畜品种，先引入苏联盎格洛鲁曼种公马、美利奴细毛种公羊、荷兰种公牛、新疆细毛种羊，为牲畜品种的改良和畜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王义还引入水稻进行试种，但由于水源短缺，水稻试种没有成功。围绕改善提高工作效率，王义根据旗政府下发的《马拉农具推广工作三年规划》，除旗政府分配的整套苏联制造的新式马拉农具外，又先后自购综合铲蹚机、播种机，从而大大提高生产力，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
1956年，王义社办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命名为“共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共和高级社），这时马场屯住户已发展到60余户，集体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合作社购买整套的马拉农具，包括双轮单铧犁、双轮双铧犁、十行播种机、圆盘耙、镇压器、摇臂收割机各一台，再加上原有的农具，农业机械化程度居全县之首。
坦坦荡荡做人
王义经历过太多的事，生活的磨砺，没有让他颓废消沉，反而让他心怀坦荡，笑对人生。
1952年的春天，王义到县银行办贷款，银行出纳员付完钱，王义拿着钱就走，数都没数，回到住处把钱交给会计孔兆恩。孔会计一数钱发现多出3000元。王义二话没说马上带上300元钱去县银行说明情况，如数归还。县银行的领导及工作人员，特别是当事的出纳员感动的热泪盈眶。
1953年春天，王义去县里开会，临走时和会计宋毓臻借20元钱，开完会回来又把20元钱还了回去。宋会计很奇怪地问道：“你出去好几天，怎么把钱又带回来了？”
王义嘿嘿笑着说道：“我来回坐社里的大车、县里管吃管住的，我还花啥钱。”宋会计说：“那还得给你出差补助费呢。”他说“没花钱补助啥！”
王义对自己很“刻薄”，但对待兄弟村屯和社员却另是一样。有一年春耕时节，波波里屯没有种子，他知道后主动相助。社员李大春的父母是1956年春，从省城哈尔滨迁居马场的下放户，在李大春两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他只能和年仅4岁的姐姐相依为命。
面对两个孤儿，王义既可怜又难过，于是决定由管理区收养这两个孩子。他找到黄达林的妻子，请她做孩子的“养母”，孩子的一切费用全由管理区承担，读小学、中学。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王义又帮他们成家立业，1975年姐姐结婚后，又给弟弟李大春娶媳妇，看着两个孤儿已有自己幸福的家，他满心欢喜。
1958年9月，东吐莫乡、好田格勒乡合并为东吐莫乡，同月成立东风人民公社。共和高级社随之转为东风人民公社马场管理区，王义任管理区主任。 1961年6月，管理区改为生产大队，王义任马场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
1964年，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马场大队是本县学大寨的试点。1968年春，“造反派”将王义说成是“漏网走资派”、“贪污犯”、“日本特务”，并揪斗他，停止工作“靠边站”。县里召开会议，通知他参加，“造反派”不让，县革命委员会直接与“造反派”交涉，结果由“造反派”押送到县里开会，会议结束再由“造反派”押送回来。当地群众纷纷站出来为他喊冤，此后不久，王义恢复原职，重新工作。对这段特殊的经历，王义从没有发过牢骚，也没有抱怨过一句话，只是更加努力的改善群众生活，他组织人员去外地，购买回一套发电设备，架设线路，其他的村屯还处在用煤油灯的时候，马场大队的夜晚变得越发明亮起来。
1969年，王义根据毛主席1959年11月29日，在《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结合马场大队的实际，购买“东方红75型”链轨拉机4台，“铁牛”胶轮拖拉机3台，各种机引农具全部配套，机械化达到较高程度。在科学种田上，王义也敢为人先：大面积小麦播种一律用24行播种机平播，玉米催芽坐水一埯双株，玉米、谷子高矮间作。玉米最高亩产达730斤。
1970年，根据马场大队沙土地较多的实际，县农业科决定在马场大队试种花生，王义积极支持主动配合。他派生产队长林雨范去山东、河北、辽宁参观学习种植花生的技术。回来后，催芽坐水埯种花生13亩，当年试种成功，花生获得丰收，总产量3500余斤，平均亩产270多斤，除留够来年扩大再生产的种子外，全部被县农业科良种管理站调去做种子。
当地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大队的生产日值多稳定在3元左右，最高日值达3元5角，村里实现了孩子上学、医疗、照明、粮食加工 “四免费”，这一举动坚持了四年。
特别是1972年至1978年七年间，几个连续的丰收，使全大队的生产与经济发展较快，新增割幅为4.9米的牵引式联合收割机一台，牲畜存栏马400匹、牛730头、羊1300只，多种经营队造林5400余亩，卖给国家的余粮也逐年增多，最高年达460余吨，在“大帮哄”年代，马场大队是全县首屈一指的富队。
王义非常注重知识青年工作。1964年至1969年，马场大队共接纳三批知识青年一百余人，其中上海知识青年24人。王义关心、教育知识青年，给青年们讲马场屯的历史，自己的贫困史，鼓励青年们发扬传统，艰苦奋斗，磨炼意志，建设祖国。
年近花甲的王义坚持和青年们吃在一起，干在一起，他头戴草帽、身穿白褂、腰别烟袋、打着赤脚、抡着钐刀，带领青年们一起打羊草的纯朴形象，在每个人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他用无声的语言，为知青们上着终生难忘的劳动教育课。
为了帮助知青们适应农村的生活，他象慈父一样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宿舍维修一新，窗明几净，四壁雪白，环境舒适宜人。柴、米、油、盐齐备，派专人给青年们做饭，逢年过节买足鱼、肉、蛋、面给青年们改善生活。
在知识青年升学、当兵、返城问题上，他一视同仁，不卡不勒，使一批知识青年得到深造机会。一些青年产生在马场屯安家落户奉献终生的思想，一对又一对结婚成家。面对添人进口，一代有知识劳动力的增加，他感到由衷地高兴，为结婚青年解决房屋、口粮、烧柴等，让他们有个温暖的家，马场大队知识青年点，成为全县知识青年点的样板。
时光流逝，王义渐渐老去，但他一直关注着国家、县里的大事，积极建言献策，年近古稀的王义被任为县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82年冬，因高血压引发脑溢血，经及时抢救，病情明显好转，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1985年11月28日，王义病情再度恶化，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3岁。 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他生活和工作过的村更名为——王义马场。
本文完成于2020年9月9日，以此文向在杜尔伯特草原辛勤耕耘的前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