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复霸的失败，以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霸业的虎头蛇尾，其根本的原因都在于他们没能看清国际局势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个变化正是起始于晋悼公复霸成功的那一刻，而这一切又是与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结构演变分不开的。
关于这一点，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有过介绍，其根源还是在于争霸模式本身的缺陷。争霸战争是一场零和游戏，参与战争的各方只是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拉锯，双方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并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实际的收益，反而会因为不断的分封功臣而日渐削弱公室的实力，增强国内豪强的政治资本。
到晋悼公时期，各国公室的土地财力都已经被完全削弱了，而在各国内部掌控权力的大族，则掌握了一国之内的大部分资源，政治权力的下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是晋国内部掌权的六卿，还是被权臣掌控的诸侯，都不愿意再投入更多的力量来进行争霸战争了，这一点在悼公中期的迁延之役中便开始显现。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晋悼公十二年（562BC）是春秋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分界点。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各国都紧密团结在以晋国公室为核心的华夏联盟之中，积极地投身于争霸战争；在这个节点之后，各国对于争霸战争便再也提不起兴趣，转而开始了私家之间的争斗。而这个时间节点之所以这么重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便是楚国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在具体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争霸战争，或者说是霸主存在的本质。
通常我们讲起春秋的历史，往往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春秋五霸”，但对于“春秋五霸”具体所指何人，往往又有十几种不同的说法。五霸的概念最早是在战国时期提出的，在孟子和荀子的著作中均有提及，后世也对五霸所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在广为流传的各种说法中，只有齐桓公、晋文公是毫无争议的霸主，而其他三个席位的归属却众说纷纭，其中有幸被列入五霸的有郑庄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等，各家各派往往都各执一词很难取得共识。
现代学者所认同的五霸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包含了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这种说法更倾向于儒家所认同的仁义之道，至于其在当世所取得的功业究竟有多大，似乎并不关心。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更认同当时所取得功业，其中就包含楚庄王、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但无论是何种说法，持有何种的评判标准，都是站在后世人的视角来进行追认的，很少有人关心当世人的看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当时人们的视角，来考察一下霸主的涵义和职责。
如果遍历世界各地的封建史的话就会发现，霸主是一个极富有中国特色的存在。而为什么中国封建制下会出现霸主这么一个奇葩的产物，就是很耐人寻味的问题了。
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中国古代的历史自传说中的夏朝开始，便是一个朝代更迭的历史，先秦时期存在的夏商周三代，也往往被认为是与后世王朝具有同一属性的历史实体。然而如果深入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中国版图的真正统一是始于秦始皇的统一，在秦统一之前，中国大地上并不存在一个具有统一国家性质的时期。夏商周三代从具体的政治属性上看，是由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大国，通过武力威慑的手段对周边的城邦或者村镇国家进行控制，从而建立起来的与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甚至连邦联制都算不上。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与黄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而黄河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母亲河，在气候温暖湿润的远古时期，黄河经常会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面目出现，将中原大地的千里沃野，变成自己奔流的河道，从而给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为了共同抵制水患，当时的各个部族便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黄河进行治理，而在治水的过程中，渐渐会有人掌握了各部族的人力和资源，进而形成一个具有强大控制力的超级部族，从而诞生了我们认知中的第一个王朝——夏。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虽然经历了商代夏，周代商的重大革命，各王朝内部也经常会出现权力更迭，但中原的政治秩序却大致确认了下来，并最终为周王朝所继承。
在这种权力分布不均衡的政治体制之下，居于中心地位的王朝为了稳固统治，往往会进行一些变革手段，以使得周边的国家能始终对自己保持忠诚，最终确保自己地位的绝对稳固。这些变革中又以周公改制影响最为深刻，有关周公改制的背景在本书的开头有过一段介绍，周武王夺取商王朝的天命之后，将自己的兄弟和宗亲分封各地进行殖民活动，并对商王朝及周边残余势力进行监视。
这种殖民模式或许是早先夏商两代所没有的，周武王自以为用兄弟宗亲拱卫王室可以让周天子的地位得到绝对巩固，但后来的历史却证明，这似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到周成王时期，这些被派去监视敌人的兄弟之国，反而与旧朝残余势力勾结起来，对王室统治构成威胁。周公在平定东方的叛乱之后，痛定思痛，决定对周王朝的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从而有了营建东都和制礼作乐这一系列的政治革新。
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等级秩序，将天子以下掌握有土地资源的国人，或者说贵族阶级，划分为公、侯、伯、子、男、士六个等级，对每个等级的贵族在衣、食、住、行等等各个方面的规格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各个阶层的贵族都必须严格按照其中的规定，来配置日常的一切用度，不能因为你有钱任性就逾炬，或者因为你对客人重视而擅自提高接待的规格，也不能因为节省或者谦卑而私自降低规格。周公制礼作乐的最终目的，就是用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限制地方诸侯的思维，从而达到稳固王室地位的最终目的。
可现实就是如此吊诡，你越是害怕什么，这件事情就越是容易发生。在礼乐秩序支撑之下的天下体系，仅仅维持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就崩塌了，这显然是周公制定宪法的时候所谓能预料的。西周末年，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使得中原地区的降水线南移，随之而来的是游牧部族的纷纷南迁，这些南迁的部族与国内的野心家勾结，直接冲击了王室所在的镐京。以至于被戎狄追逼而流离失所的周平王，不得不依赖诸侯的支持，迁都到洛邑以维持国祚。
这场巨变使得周王室统治的根基瞬间瓦解，也完全消解了王室的权威，由此带来的是局面的完全失控。原本被王室压制得不到发展的诸侯，纷纷脱离王室的控制，开始兼并周边的国家，进而在几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文化地域内，形成了一些远超西周时期国家规模的超级诸侯国。而这些新崛起的超级国家之间，又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原局势顿时变得混乱不堪。
除了国际政治的混乱，超级国家也改变了原本小国寡民的社会结构，由此带来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那便是阶层的重新划分和贫富差距的猛然增大。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渐积累，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副让孔子所痛心疾首的画面，以子弑父、以臣弑君的事件频发，又让各个诸侯国内部陷入了混乱之中。尽管各国内部都对此采取了不少的应对办法——比如晋献公的国无公族制度，郑文公驱杀诸公子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制止国内争端，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混乱仍然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