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莱经典与犹太民族意识

经典，一分为二可以看作是经书和各种典籍的结合体，是作为一种宗教或是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体现载体之一。它是在某个时期，某种环境下进行总结编纂的一册册有关文明和信仰的记录与阐发, 它们大多数都吸收了属于它们那个时代的各种文化精华，然后呈现给后人观察，也昭示告诫着后人。祖先的筚路蓝缕与文明的来之不易，也一同作为描写的正面或侧面融入经典中去，而这点，足够容易引发后代儿孙的思想共鸣。就如同先秦时期《诗经》中的《秦风》里的“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修我甲戟，与子偕作”一样，在当下也能感受到秦军将士的慷慨激勇与大无畏精神。西方经典也是如此，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参与东征的大多数士兵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和收复耶路撒冷之志前往东方作战。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一场为上帝、为兄弟而战的战争，目的是夺回对圣城耶路撒冷的控制权，由此可见一个民族与一个信仰经典的强大精神力量。这股充满韧劲和强大能量的作用力，也深深地融入犹太民族的血液里并留下难以忘怀的烙印。

从1948年到1982年，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争，史称“中东战争”。 中东战争的缘由是1948年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引发巴勒斯坦人以及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因为犹太国以巴勒斯坦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占领了土壤最肥沃的百分之五十七的土地。很显然，信仰宗教与争夺自然资源的矛盾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刻显得淋漓尽致。

犹太民族的前身是闪族，和阿拉伯人同属于一个族系。根据闪米特诸教经书《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中的嫡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是犹太人的先祖，这一点在《旧约圣经》中是能够得到考证的，而且犹太教认为旧约是上帝和“以色列之子孙”的圣约。犹太教是犹太民族集体宗教信仰，它集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组织制度和民俗礼仪为一体，对犹太民族意识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这种民族意识的出现早于犹太教信仰的建立：古希伯来人为摆脱巴比伦多神教的控制，历经千辛万苦迁徙迦南；为逃避百年不遇的旱灾，饱经苦难逃至埃及; 为避免埃及暴政所致的种族灭亡的恶运，历经千险出逃埃及。正是由于希伯莱民族在颠沛流离的命运，民族意识伴随着犹太教在西亚、北非诸民族的征服与反征服的历史中萌芽、发展、成熟，并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对统一的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或多或少在犹太民族复国的历史中可以窥见其踪影，而作为犹太民族的信仰之书——众多希伯莱经典，则为不断地滋养着他们的民族魂，并一起保留至今。

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希伯来经典在犹太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圣经是古代居住在西亚地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共同尊崇的一部圣典，对西方的文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犹太世界里，圣经的地位比较尴尬，长期犹太人对另一部希伯莱经典《塔木德》更为熟稔。犹太教认为，上帝在西奈山启示摩西的妥拉，是对犹太人及全人类的教诲和诫命，除了成文的律法书《摩西五经》外，还有不成文的律法、习俗以及对成文律法的解释称之为口传律法，《塔木德》则是对这种口头传律法的最高文字形式。当第二圣殿在公元70年因犹太人反抗罗马军队的起义以失败而告终，惨遭焚毁厄运后，犹太民族开始了他们的流散时期，而《塔木德》就诞生于此。斯坦萨茨曾说，如果《妥拉》是犹太教的基石，那么《塔木德》就是这基石上最核心的支柱。在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新巴比伦摧毁之后，犹太人便开始了流亡，尽管后来新巴比伦为波斯所灭，犹太人依旧作为“巴比伦之囚”备受欺侮。在圣殿遭受第二次毁灭之后的百年流散中，他们在与罗马帝国的斗争中始终不忘千百年前与上帝立约的荣光，在许多以复兴犹太民族为已任的贤者与智者的领导下,《塔木德》就开始了编纂。直到今天，正统派的教徒们仍然相信，《塔木德》中记载的内容是上帝所启示的，它塑造了民族精神的内涵，并成为这一精神的指南。

在长期的流散过程中，犹太民族以特殊的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和宗教组织制度维系了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延续。犹太人“以对悠久的共同历史的回忆、对共同遭遇的感受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促使犹太人到犹太教拯救以色列的历史中去找寻解脱现实苦难的历史范式。也而这些历史，则潜藏在众多的希伯莱经典著作之中，例如《圣经》中犹太人将重返锡安山、重建大千年王国的预言，犹太人从中获取精神的鼓舞。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说犹太民族的命途多舛、饱经磨难锻炼了他们的民族性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民族主义的浪潮进一步的推动觉醒与发展，那么希伯莱经典中所蕴含的各种观念则构成了诱发犹太民族内在的反抗精神，赋予犹太民族以无穷精神力量的重要思想源泉。首先，犹太民族相信迦南地带是亚伯拉罕与上帝签约，赐予以色列人的土地，所以在当今可以看到除却政治因素,以色列人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犹太民族对巴勒斯坦地区内化要求的一种神圣的宗教精神追求。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从吾珥迁到迦南后，亚伯拉罕为摆脱本民族被其他民族同化的危险，把本民族的部落神耶和华说成是万能的，称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视迦南为耶和华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土地，成为早期民族意识的根基，并得到很好的传承。直到今天，这种观念使得犹太人无论流落到世界的哪个角落其对迦南地，即巴勒斯坦地区的追求和强烈的回乡愿望都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感，而迦南则成为了寄寓这种情感的地理象征。其次，犹太教以信仰上帝为宇宙独一之真神的神教观念构成了他们民族意识中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圣经·以赛亚书》明确记载了耶和华的声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在近代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中均把利用犹太教的一神信仰，作为加强犹太民族感情和呼唤民族觉醒的纲领之一，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观念，使每个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且是负有责任。再者，犹太民族长期认为以色列人的灾难是上帝对其罪行的处罚，但上帝并不会置自己的子民于水火而不顾，上帝将派弥塞亚解救犹太人出困境，并使其复归故土。《圣经·耶米利书》也声称:“日子将到，我要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学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正义。在他的日子，犹太必得救，以色列也必然安全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的义”。而这正是弥塞亚观念，在流亡的犹太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犹太人必将得救的永恒精神期待，一种在面对大灾大难面前的乐观主义和激愤之情，能够把过去一批批移入的犹太人融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其团结的凝固与意志的狂顽是建立在他们千百年来所遭受的屠戮而引起的耻辱痛苦、烦恼之上，这些经历更像是犹太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马克思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犹太民族的前三个特征在长期的流散生活中消失殆尽，只有共同的犹太教文化构成了犹太民族存在的牢固纽带，这点在以色列建国后对地理位置的命名上体现得极为突出。在勘定内盖夫沙漠各地方、山脉、河流、道路的希伯莱名称时，决策者整理收集来的地名，在圣经、犹太法典、埃及或亚述碑文上，甚至在希腊、罗马文学中找寻相关史料来炮制希伯莱地名，还制定了三类原则：第一，尽量使用《圣经》名称,即便不是地名也能够使用；第二，以犹太古代知名人物命名；第三，反映地标和地貌的阿拉伯地名直接翻译成希伯莱语。这些原则既了以表达“以色列”地与古希伯莱文献之间的连续性，见证古犹太国与当今以色列的历史联系，地名也启用了诸如“犹大”和“撒玛利亚”等古希伯莱经典中的意象，通过蕴含在经典背后的民族希望和民族精神吸引着世界上众多犹太人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以遵守上帝神圣的戒律。

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境遇,其民族意识在近代被深深地融入到了犹太复国主义之中，并构建了以色列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圣经·旧约》和《塔木德》为代表的古希伯莱经典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犹太民族意识高度发展且将犹太民族复兴之后，面对全球化语境下各种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中东局势的奇谲多变，他们的民族意识并没有伴随着古希伯莱圣典中日渐削减的世俗象征意义而消亡，而是在全新的环境下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而它的源泉便是来自一部部熠熠生辉的古希伯莱经典之中。

参考文献：

刘中民:《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王炎:《命名政治——以色列地名与话语霸权》

钟志清:《圣经与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