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大人物”说起
1908年，梁启超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了。
在这一年他特别的忙，前一年十月，梁启超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不到半年，政闻社就从东京迁移到上海。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得遥控指挥。
当年8月3日，慈禧太后将梁启超再次定为“忤逆”要犯，刚刚成立的政闻社，被迫解散。
那时候的梁启超，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庭开销巨大，入不敷出。如果不是友人的救济，可能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拮据的生活，并没有让梁启超放弃自己的政治梦想。他一边继续通过书信，向国内的立宪运动摇旗呐喊；另一边，他在准备一件大事，出一本书，为一个被抹黑千年的改革者洗刷冤屈。
梁启超有一句评价这位改革者的一句话：“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梁启超的意思是说：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人，那么只有他可以担任。然而这样的人物，却蒙受了天下人的指责和辱骂。甚至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冤屈还没有洗刷。所以我每次读《宋史》都伤心得读不下去，失声痛哭。
而这个改革者，就叫做王安石。梁启超在他潦倒之际，也要完成的书叫《王安石传》。
一段相左的评价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产生了疑惑，说王安石不是唐宋八大之一吗？不是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的领导者吗？这样的改革先驱，人们为他鼓掌喝彩还来不及，怎么还需要梁启超给他平反？
其实，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到之后的八九百年之间，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否定远远大于对他的赞赏。
首先，同朝为官的人对他的否定。
比如王安石的老上司三朝元老韩琦在面对着宋神宗向他询问，“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时，他就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王安石这个人呀，当个翰林学士还绰绰有余，但是你要让他来辅弼您（变法、改革）这可万万不可。
诶，你说不对。韩琦在当王安石上司的时候，就看王安石不爽，他说的话不作数。
那我们再来看看，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苏洵是如何评价他变法的。苏洵写了篇文章，叫《辨奸论》也就是教你如何辨认奸臣，里面有一句话：“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大意思，现在有些人，满口孔老的话，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这是王衍和卢杞（弄权、祸国之人）结合体。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
其次，后世的人对他十分否定。
其中一个身份最高贵的人，就是弄死岳飞的宋高宗。他是怎么说的？
“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
宋高宗不仅把北宋灭亡的锅甩到了王安石身上，还把“熙丰变法”改名为“王安石变法”，说王安石这个人一意孤行地蒙骗我的祖宗，他就是天下治乱的根源，而并不是我的祖宗神宗皇帝的意思。
你说宋高宗这个人不是什么好鸟，甩的锅能信吗？我们再看看，被陈寅恪先生成为，“有明一代，才德无可匹者”的明朝文学家，杨慎是怎么说的。
他说：“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就是说，宋神宗昏聩到什么程度，就是把周赧王、胡亥、汉桓帝、汉灵帝合为一体，就是宋神宗。而王安石也是聚集了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的奸邪。我这句话说的是最公平最严明的，在之前古代的奸臣没有一个能和王安石相比的。
这些还不算完，苏轼、范纯仁、富弼、朱熹等等历史名人，都对王安石变法有极其负面的评价。在材料，有一个评价可以说是把王安石黑到了极点，是一个叫罗大经的在自己的笔记《鹤林玉露》里说的：“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让统一的天下变得分裂，这都是王安石的罪过；而分离额之后无法统一，这是秦桧的罪过。
你看看，直接把王安石和秦桧在一起比喻了。
可是，王安石真的如同这些人说的那样，不堪吗？
王安石变法之失
要说王安石这个人，私德和才华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未满二十三岁就高中进士。勤俭节约、孝顺母亲、一心为公。宰相文彦博、欧阳修，都对他极为赏识。
朝廷也多次提拔他到京城来当人人都想做的京官。可是王安石却屡屡拒绝，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自己资历还浅，不想在京城里边的机关里头再混吃混喝过日子，想去基层做点具体的事情磨砺自己。
他在继承的确也政绩突出，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在进京述职的时候，提出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阐述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实。也为他多年以后入朝主持变法，埋下了伏笔。
就在王安石被黑的最惨时，他的死对头司马光都忍不住在《资治通鉴》里来给他说话：“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你如果说王安石这个人奸邪，这实在是诋毁太过了，他只是不晓事理，又太过执拗了而已。
其实，说到底，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和为何被辱骂千年，其实无非以下几个原因：
王安石变法为人诟病的第一个原因，性格太过执拗，得罪很多人。
刚才我们说过，有个被他得罪的长官叫韩琦。他们一起曾在扬州共事。
这王安石有个毛病特别爱学习，每天通宵达旦地读书，早上就眯了一会，不洗漱梳妆就直接到单位上班了。
韩琦恰好是一个特别讲究仪表的人。当时北宋的风气比较“开放”，看见小年轻每天早上都这样，长官才不会认为你通宵达旦地学习呢，肯定是去风花雪月的场所鬼混了。于是就经常教育他。
要是普通的年轻人，可能赶紧去解释。王安石却不这样，坚决不解释。私下里和同僚说过这样的话：“不了解我的人，我不会跟他解释，我继续坚持我的自我。”
你说这样的性格能不得罪人吗？以至于有不少人对王安石的诋毁只是表达自己内心对他的不满。
王安石变法为人诟病的第二个原因，用人行事，过于独断专行。
王安石变法的用人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呢，是变法的发起者，因利益分配问题，中途离开。
有一个人就叫陈升之，被王安石举荐为宰相。但是后来，因与王安石对设置三司条例司看法不一，且新法受朝臣反对，便托病归卧百余日。说白了，就是王安石想用的人，不是他想提携的那帮人，没有没有拿到既得利益，就撂挑子不干了；
第二类呢，就是刚开始支持变法，但是提出意见，被王安石排挤的人。
说到这点不得不说王安石有点矫枉过正。在变法内容公布后，他不仅不允许别人反对变法，甚至对他的变法有改进意见的人，他都要排挤。他觉得这样，新法的权威性和执行效率都会得到动摇。
比如，提携王安石的欧阳修，在执行青苗法的时候，对新法提了一点意见，就被王安石排挤。并且王安石还跟别人说：“修，善从俗流。”
刚才的两类人都不再了，那欧阳修只能用第三类人，投机主义和落井下石之人。
比如，有个叫邓绾的人，看王安石当时比较红。就上书给皇帝，欺骗皇帝说新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神宗皇帝高兴坏了，就提拔他当官了。
老家的人知道后，骂他恬不知耻，他回答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随便你们怎么笑骂，好官我当了。
另外还有王安石的变法坚定的支持者，吕惠卿。刚开始他依靠王安石的信任，当上了副宰相，在变法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是王安石离任后，吕惠卿却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极力打击王安石，甚至拿出和安石的私信给皇帝看，说王安石不忠来诋毁他。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君子有一说一，对变法颇有微词，就要遭到罢免，王安石不会去用；而小人对变法带来的影响就更加恶劣，然而，王安石却不得不用。
王安石变法为人诟病的第三个原因，是理念太过超前，北宋还没有能承载新法的机构。
就拿新法中最著名的“青苗法”来说。
青苗法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容：青黄不接的时候，你不用在民间借高利贷了，我们国家给你发放低息（虽然是20%的利息，但是在当时社会算很低的了）的农业贷款，等到收获时节你再还给我就好。我每年正月和五月各发放一次。
王安石在颁行这条青苗法的时候，就是为了防止地主在青黄不接时，趁机发放高利贷盘剥穷人，造成土地兼并和农民的流亡和逃亡的恶果。
你说这不是挺好的吗？多为老百姓考虑。
其实细想一层，它的弊端更大。
首先，宋朝时期的政府财务状况并不透明。在推行的过程中肯定要经过官府，里面就很容易被转空子，形成贪污现象；
其次，是不是借出去了一定能还的上？新法把民间借贷的偿还能力想得太高了。在民间未经法律许可的借贷，都会造成很多惨剧。官府借给你的钱，你也不还，不就是违法吗？那不是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吗？其实在施行过程中也的确遇到很多类似的状况；
第三，青苗法的施行，算是官员的考核。站在官员的角度上，发放不出去贷款就是督办不力；发放下去了，收不回来就是你渎职。那很多官员只有强行摊派强行征收，万一遇见个饥荒，还不上的农民，又得去借高利贷；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根本用不上贷款的大户，也被牵扯其中。你不是大户吗，用不上贷款吗？那行，我把这些项目都承包给你。你当保证人，发放给需要接受贷款的人。但是算下来，这些每年得多付六贯钱，虽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白白掏出去的钱，他们能满意吗？
于是这样的推行，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为了担保而不得不多付出很多原有的收入，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这样就会使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
王安石变法为人诟病的第四个原因，是引发了北宋后期的党争。
在新旧党刚刚形成的时候，由于党魁王安石、司马光等人还算君子，就没有引发太恶性的争斗。
后来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开始，几乎罢尽了新法，改革派人士几乎全部招到贬谪。
之后哲宗亲政，又恢复了神宗的新法，剥夺了司马光等人的谥号。到徽宗时期，新党的代表人物，大奸臣蔡京专权，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史称“元祐党籍碑"。
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南宋的开端，也就是宋高宗赵构，彻底将“王安石变法”钉到了历史耻辱上，才截止。
天才的结局
王安石二次罢相时，已经五十五岁了，皇帝依然给他保留了宰相的待遇，并且对他的生活极度的关心。然而他却想逃离政治纷争，希望像一个平常老人带着自己的文学融入生活。
他对曾经的政敌，苏轼十分关注。一旦有人从苏轼所在的地方来，他都会迫不及待的问他苏子瞻最近可有新作？
有一次，苏轼在黄州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眼生花。”——《雪后书北台壁（其二）》
王安石大赞，他的女婿就问，这句诗好在哪里，我完全不懂呀？是不是下雪了把玉楼冻得起了米粒儿，又把海冻成了银海？
王安石说，苏轼用了两个道教的典故，典故是，把人的肩膀叫做玉楼，把人的双眼叫做银海。
所以这两句是说，天太冷了，冻得肩膀缩起来了起了鸡皮疙瘩。雪太白了，把眼睛都炫得生花。
后来苏轼自己承认，玉楼和银海，好多人都没看出来，就以为是蔡卞的那种解释。苏轼到了金陵后，也去见了王安石，王安石骑着那头有名的驴，在江边等他。
两人对诗言欢，苏轼甚至说道，如果十年前我就知道，您是这样的人，我就在您的门下求学了。
在山水之中，两位曾经的政敌，一笑泯恩仇。
1085年，王安石变法的最高支持者，神宗皇帝去世。仅仅几个月期间，司马光和高太后尽废新法。次年的四月，王安石病逝江宁。同年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也病逝家中。
也许，在王安石病逝前夕，他的心中仍然牵挂着家国，也依然存放着自己当年的梦想。就以他刚入仕不久的一篇绝句作为此文的结尾。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