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场,我记忆的沟回

【一】

几十户人家就那么稀稀拉拉地戳在一个不大的山窝窝里,远处山梁湍出的泉水,在山窝窝的旁边分了叉儿,三条小河在人家的周围静静地流淌着,山里人形象地叫它鸡爪河,这个林场自然就叫鸡爪河林场。

建国初期,一个闯关东的跑腿子在这里落了脚。两年后他又回关里的老家,用两袋子高粱骗来一个良家姑娘,之后,把她死死地囚在了这遥远的鸡爪河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里。

一个寒冷的冬日,一阵痛苦的分娩之后,那苦命的女人竟成了我的母亲,那个跑腿子自然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在老家是给人家放羊的,来到林区就扔掉了羊鞭子,操起弯把子锯,当起了伐木工人。虽然条件艰苦,但他喜欢周遭的沟沟坎坎,从我记事起,就常听他说起往事:“这山林多养人呀,不像老家那屌日的地场儿,尽他娘的疙瘩子儿,兔子都不拉屎。”

每每这时,母亲总是撅着嘴说:“还是老家好,我可不喜欢这人少黑瞎子多的破山沟子。”

父亲急了:“好,好,哪天你就回去吧,俺给你拿盘缠,回去不饿死你才怪呢。”

接着父亲又开始说起他小时的遭遇。

父亲小时生活在辽西,家里特穷,七岁时就开始为人家放羊,冬末春初,山上刚刚泛青,父亲饥饿难忍,就和羊一样找野菜吃。

羊是识毒草的,可父亲却没那本事。一次,他误吃了毒草,昏死过去,被人背回家时已快不行了,幸亏村里的老中医将父亲救活。

几天后父亲的头发全部脱落,从此再不长头发,成了秃子,我们哥儿几个自然就成了秃子的儿子。

邻居家的孩子欺负我,蹦着高儿喊夏秃子,我哭着跑回家,大哥气不过,出去打了那孩子,可父亲回来时还是给了哥哥两个耳光。

一天,父亲细心地制作了两杆鞭子,交给了我和弟弟。那不是羊鞭子,是猪鞭子,他要把我俩和家里的一头猪放逐到后面的山坡上去。

后来我想:父亲来到这偏远的鸡爪河林场,也许是相中了后山那一坡草地。于父亲,在那全国人民都无奈的岁月,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如果到腊月能杀口年猪,那简直就是梦。

我接过了鞭子,成了童年的父亲,不过我放的不是别人家的羊,而是自己家的猪,我和弟弟在后山坡上放牧着父亲那荡漾的梦。巧合的是,那年我也是七岁。

从此那后山坡就不再寂寞,从此就溢满着我和弟弟的笑声。一场春雨过后,凋敝的植被开始复苏,山坡上弥望的是嫩嫩的绿色。

我和弟弟在放猪的闲暇,趿拉着哥哥穿过的农田鞋,在山坡挖着山野菜,预备晚上回家蘸酱吃。

有时正挖得起劲儿,看见一只蚂蚱在眼前的草尖儿上悠闲地荡着秋千,我手疾眼快,将它逮住。不一会儿的工夫我和弟弟就逮住几十只蚂蚱,我俩用铁丝将它们串上,放在火堆上烘烤,片刻工夫就香气四溢,顿时吃出我俩一脸的快乐。

有时我和弟弟为了几枚山雀蛋,要与狡猾的蛇斗上好一会儿,等我们用鞭子把蛇赶走,才把山雀蛋小心翼翼地藏好,拿回家里,盼着父亲的几句夸奖。要知道,在那经济紧张的年月,能吃上一盘炒雀蛋,也是件值得炫耀的事。

我俩躺在葱茏的草地上,静静地倾听耳边嫩草的低语,听着鸟儿在树上的歌唱;我俩躺在贫瘠的岁月里,从朴素而又清贫的过活中,挤压出点点快乐。

那原始而又廉价的快乐,一圈一圈地镌刻在我记忆的沟回里,直到现在,那快乐都不至于腐烂或风干,那片我心灵的绿地,永远都那么葳蕤茂盛。

【二】

林场不大,却是我永远迈不出去的圈儿。

林场确实很小,很破落。唯一一条高低不平的土路,却泥泞不堪,每家每户都是清一色的“木刻楞”房子,它是那个时代北方林区特有的风貌。

房子虽然有些破旧,可每家的院子都收拾得干净利落,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栅出个不大的菜园子,每年的春天,园子的青菜长势葱茏,铺满了生机。

我家的房子就戳在林场的西头,通热的火炕,低矮的屋棚,破旧的炕桌和跳动的油灯,就是我家那时生动的写照,它是我生命和记忆的发源地。

在那矮趴趴的房子里,我学会走路,学会了做人,父母用大半生的时间,凭着简朴的语言及举动传授给我们几个孩子最起码的良知。如今,每次回林场看望母亲,透过这老房子,我还能体悟到父母的鼓舞与弘润。

夏天的傍晚,大人们在房前的大榆树下纳凉聊天,我们小孩子在一边儿嬉戏、打闹。弹玻璃球,摔泥泡、扇烟盒是我们的主打游戏,玩腻了,十多个伙伴便纠集起来,打起冲锋仗。

林场的木棍俯拾即是,随便找一根儿就是冲锋枪,于是小小的林场又喧闹一片,到处都充斥着我们小孩儿的撕杀声,那撕杀声结茧出我们童年足金儿的快乐。

天穹六合,大人们扑拉一下屁股上的灰土,领着自家孩子回家睡觉,躺在被窝里,我和弟弟余兴未尽,倾听着四周的蛙鸣。那铺天盖地的蛙鸣彻底统治着林场,夜里,我们枕着蛙鸣入睡。

到了冬天,大雪把林场覆盖得严严实实,每家的房子只能露出两个窗户,远远望去,像小孩儿眨着调皮的眼睛。

窗外寒冷刺骨,屋里却暖意融融,我家的火炕上常常坐着东邻西院的婶子大娘们。猫冬的女人们无事可做,就到我家来听奶奶讲述那些老掉牙的往事。

奶奶叼着烟袋,盘腿坐在炕头儿上,慢条斯理地讲述着,婶子大娘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大家听累了,开朗的赵三婶就掀开我家的地窖盖儿,下去取些土豆放在厨房的炉盖上,烤起了土豆来。

赵三婶住我家隔壁,她天生就是个乐天派儿,她的心里永远都藏不住故事,有话不说出来,就会憋死,大家背地里都叫她“大咋呼”。

一次她在大门口截住了我父亲:“他大伯,你站住,”

父亲停下脚步,不知发生什么事。

赵三婶一本正经地:“也不怕磕碜?快把鸡架门关上。”说完她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弄得父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父亲回头看了看我家的鸡架,自语着,谁家大白天还关鸡架门?猛然低头一看,嗨,原来自己忘了把裤子的前开门扣上。

父亲望了望赵三婶,摇了摇头:唉,这个“大咋呼”呀。

不大工夫,赵三婶已把土豆烤得焦黄,大家拍打着手里的土豆,吃得她们满脸黢黑。婶子大娘们相视而笑,奶奶更是乐不可支,脸上堆成一朵灿烂的菊花。

林场人口少,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开大会或看电影,林场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场部的院子里,有说有笑,热闹极了。

有一次看电影,大家正看得起劲,不知谁在人群里放了一串响屁,“大咋呼”噌地站起来骂到:“孙磕巴,你少在那儿放完屁装孙子。”

孙磕巴急了:“你……你……才…放屁了呢,你……钻进我......我裤裆里看了?”

旁边的人都哈哈大笑。

大咋呼言之凿凿地:“我刚才来时看见你边走边吃炒黄豆了,吃过炒黄豆放出的屁又臭又响。”

孙磕巴气的直跺脚,憋得脸通红,调腚走出人群,回家去了。

日子是拮据的,可林场的人们过得却有滋有味。多年以后我混进城里工作,记忆的沟回里储满了树木、小河和带有柴禾香的炊烟,储满了山里人那憨厚、朴实和无拘无束的笑声。

平日总是觉得自己与城里有一种隔阂之感,躺在宽敞的楼房里,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住惯了低矮的平房,仰视惯了蓝天和白云,如今站在自家高高的阳台上,竟患上了恐高症,白天我不敢俯视城里人那匆匆的行色,夜晚不敢打量街上的霓虹。

我的思绪又飞回了山里,回到了那个名叫鸡爪河的林场,那儿是我一生都走不出的母腹,在我的灵魂深处,有一条割不断的脐带,一生一世都与那青山绿水纠缠在一起。

【三】

林场的东山梁上还有一个林场,那是一个由坟茔组成的林场,坟茔里躺着的大多都是林场故去的老人,他们活着的时候在深山老林里战天斗地,死了以后都被抬到这东山梁上。

东山梁并不远,距林场只有几百米,站在林场的场部就能看到山梁上的坟地。

小时候,那片坟地于我可谓神秘和恐怖。一次我和哥哥去那儿采猪食菜,采着采着就摸不清了方向,我大声地喊着哥哥,可喊破了嗓子也听不到一点回声。

我在坟地中胡乱地撞着,头皮发麻,汗毛倒立,衣服被树枝刮破,小腿也被划得鲜血淋漓,当我找到哥哥时,已吓得嘴唇发紫。

我对坟地的恐惧大概就是从那次开始的,听说谁家死了人,我夜里都不敢出去撒尿,早上起来把肚子憋得生疼,如果有人说东山梁长着硕大的人参,我也绝不会走近半步。

如今我对那里已不再恐惧,反而有些亲切,因为那山梁上躺着我的一位亲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和林场其他老人一样,从跑腿子到伐木工人,他们饱受风雪的肆虐,在大山里劳作,二十年前的一天,父亲早晨没有起来吃饭,没有去上班,他在我家的火炕上酣酣地睡着,打着呼噜。

母亲懵了:“他爸平常不这样呀,他爸,他爸。”妈妈惊恐地喊着。

当医生来时,说父亲得的是脑溢血。

父亲在炕上整整睡了两天,脸庞渐渐苍白,失去了血色,父亲带着火炕的余温走向另一个阴冷世界。我们没有哭,愣愣地看着大人们把父亲抬到外面一块冰凉的木板上,直至看到人们用棺材把父亲抬到东山梁上的一个土坑里埋上。

父亲的死就像搬了一次家,从这个林场,搬到了东边的林场而已,因为那山梁上还躺着许多父亲的伙计们,无非他们早去一步而已。

两个林场虽一个阳间一个阴世,但离得却那样近,它们有着分不开,扯不断的血缘,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山梁仙人们的注视之下。

那一年,我离开林场去城里工作,在和东邻西院的长辈们告别的同时,我和母亲一起去东山梁看望我的父亲。

上完香,摆完供,告诉他我要去城里工作。临走时,我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心里默念:老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做人,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我和母亲走出好远,冷不丁回头望了一眼,父亲穿着他那件在世时穿的旧褂子,站在高高的山梁上,正严肃地望着我,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每年的清明,我都要回林场给父亲扫墓,走在朦胧的山梁上,雾气氤氲,不知是人间还是隔世,根本找不到“欲断魂”的感觉,就像离家久了,回来看看一样。

山梁小路的两边竖着一块块木牌或石碑,就像人间的门牌号,那上面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看到墓碑,眼前就会浮现出死者生前的音容笑貌。

如今林场人家的生活已大有改观,也不知这些老人们的生活怎样。我听说,阴阳两界时间相反,老人们一定还没起床,还是不打扰他们,让他们接着睡吧。

【 四】

林场有一条通向外面的土路,那条路弯弯曲曲,一直通向山下的城里。

早些年,那条路总是泥泞而狭长,细得像根纠缠在山野里的鸡肠子,很少见到林场的人们进城的身影,他们整天在山上抚育、栽树,没有万不得已的事,谁愿意走上几十里路,去看城里人的白眼呢?

山里人尽管卑微、土气,但他们倔强、豪爽,他们宁愿在闭塞的大山里清苦地过上一辈子,也不愿靠近城里一步。

父辈们不愿进城,可我们小孩一听说进城后脑勺都会乐开花,我们巴不得哪天跟母亲到城里逛上一遭,美美地吃碗炸酱面,回来的路上,母亲还能给我买根三分钱的冰棍呢。

在我记忆的底版中,城里的照相馆是我最愿意驻足的地方,我翘着脚站在别人后面,观看那宽大橱窗城里人的相片,期盼有一天父母也能领着我们来这里照张全家福。

可每每这时,旁边的人就会不用正眼地丢给我一脸的轻蔑:哼,就凭你个傻小子,还想到这里照相?

我悻悻地离开,尾随着母亲开始家转,我暗暗发誓:将来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终于有一天,林场来了一伙人,他们在土路上指手划脚,听说镇上要修那条土路。

第二年秋天,一条平整、宽敞的水泥路终于完工。那水泥路像根结实的绳子,死死地系住我们的林场,生硬地往东边的城里扯,恨不能把林场的人们一股脑地扯进城里去。

年轻人的心潮湿了、骚动了,原本“卖鱼生怕近城门”的山里人,已经不情愿在父辈们用体温捂热的山沟里窝囊一辈子,他们对林场的眷恋一下子消失殆尽,终于丢下手中的弯把子锯闯进了城里。

小林在城里当起了木匠,柱子进了施工队,二狗子脑子活泛,也和城里人一样开起了公司,挣起了大钱。二丫也赶了把时髦,抓住她青春的最后一小绺儿,去城里的酒店做起了招待员,一夜之间也变成了城里人,走起路来飘飘然。

林场一夜之间萧条了许多。

城里人自然有城里人的游戏规则,有些东西不是山里人一下子就能学得来的。长期生活在林场,他们只有“井”的体验,只是晓得来到城里就会增添气度、赚大钱,做起事来忘乎所以,对“天”的理解还颇为肤浅,到头来只能被城里所湮没,从而制造了一出出山里人苦涩的幽默。

 未过多久,柱子因讨要工钱,被包工头子揍个半死,二狗子因倒卖木材而进了监狱,二丫也因怀上了孩子,被酒店解雇,回到了林场。

那一年,水泥路刚刚完工,憨大的我踩着那条还未干透的水泥路,带着一身松树油子进了城,迈进了明亮的机关大楼,从此成了个不伦不类的城里人。

当我走出林场,沿着那条水泥路迈向城里时,曾想做一次彻底的洗脑,来个脱胎换骨,哪知到了城里,排出的粪便里都还有一股土垃坷味儿,说起话来笨嘴拙腮,做起事来缩头缩脑。我终于像瘪了的气球,泄气了。

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一个林场的孩子无论如何也不会长出城里人的骨头。

我索性不去管它,让山坡上的树木在我的大脑中疯长,让门前的小河在我的心里流淌,让那林场的炊烟在我的灵魂里飘荡。

我总是在想,我为什么要竭力地抹掉山里人的痕迹呢?恰恰相反,我应感念林场,在那清苦的岁月,是林场把我拉扯成一个虽算不上清流善类,但还略懂良知的北方汉子,我不只一次地告诉自己:我是大山的儿子,那个山窝窝里的林场,是我记忆最深的沟回。(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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