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好像是一个万能公式，它被人们用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全世界范围内，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把它当作自己的人生哲学，一种大智慧。在西方文化中，两千年前的古希腊人也掌握了这套处事哲学，英文称之为“Golden Mean”。
当面临选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做出符合中庸之道的决定：买车既不买豪华车，显得很虚伪，也不能买便宜车，会被别人看不起，买中档车刚刚好；对待朋友既不能太热情、也不能太冷漠，不偏不倚则为佳。它还可以被用在找对象、处朋友、管理企业、讨价还价、处理家庭关系等各种情景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能找到中庸之道的身影。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人们做出了符合“中庸之道”的选择呢？其实用袁枚和鸡的故事，就能破解中庸之道背后的秘密。
清朝的袁枚是个“有机食品”主义者，自己养了一群鸡，为此还写了一首诗：
鸡
袁枚
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
主人计固佳，不可与鸡知。
袁枚慷慨地给鸡喂饲料，等养肥了再吃掉。他的计谋能让鸡自觉按照他设计好的路，一只只乖乖地到碗里来。
袁枚为什么认为自己的计谋“不可与鸡知？鸡如果知道的话，会怎么样呢？
假设袁枚的骨骼精奇很聪明，袁枚一漏嘴，所有鸡知道真相之后，都做出不吃饲料的选择。这样的话，鸡就饿死了，得不偿失。
假如一群鸡决定一起“越狱“，趁主人打扫鸡棚的时候一哄而散，弄得满地鸡毛。这样的话，它们就算飞出去，也会被隔壁垂涎已久的老王逮住，并被立即吃掉。就算能躲开老王的魔爪，因为鸡已经失去了野外生存能力，仍然会跑回人类栖息地去找食物，最终被其他人逮住。
只有一种可能，少数鸡知道主人的计谋之后，开始每天只吃一点点饲料，使自己永远不是最胖的那只。同时，也不会饿到饿死或者病死。然后，每天祈求自己不会被厨师忘戴眼镜而挑中。运气好的话，可以耗到自然死亡。这时候，鸡做出了一个符合中庸之道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选择在鸡数量多的情况下，显得更有效。设想一下，如果袁枚养了100只鸡，可是每天只吃其中的1只，并且不断有新的小鸡在出生。那么，每天只吃一点点饲料的鸡，有极大的可能活到寿终正寝。
由此可见，此时鸡心里生出的中庸之道，来自于本能中对死亡的客观性焦虑。中庸之道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最优解。此时的鸡棚，成为了一个有利于中庸之道生长的环境。
诗的作者袁枚本人也深谙中庸之道。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官场上地位越高，被卷入纷争而一命呜呼的风险其实也越大。所以，袁枚不追求仕途上青云得意，却安于随园隐居，过着富足的生活；同时又跟一般的布衣百姓不同，他一直与达官显宦们维持着良好的人际往来，这样遇到麻烦的时候总有朋友会出面帮助，也不用操心古代庶民们在生存物资方面所面临的焦虑。（当然在庶民眼里他大吃大喝一点也不中庸啊）
可以看出，其实在袁枚的潜意识里，支配他生活的不是中庸之道，而是来自于他对死亡的焦虑。使他选择过中庸生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当时封建帝制的社会环境。当然，生活中的袁枚对自己的不卑不亢应该十分得意，可能觉得是中庸之道帮助他提升了生活的品质。
尽管藏在中庸之道背后的逻辑是焦虑，在另一个层面它却促进了社会稳定。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变小，社会的分歧也会越来越少，这样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和社会的安全，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对于正在成长中的社会或者家庭来说，埋头苦干搞建设才是重中之重，这时候中庸之道就扮演着成员与成员之间润滑剂的角色。中庸之道能够增强社会的向心力，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凡是都有两面性，中庸也有它的弊端。例如，一只鸡看到邻桌那位怎么每天只吃一点点饭，结果一问，此计妙也，我也学过来。用不了多久，鸡棚里大多数的鸡都学会了这招，导致大家对中庸的追求越来越极致，巴不得与身边的人分毫不差，因为厨师挑选的时候，至少还有另一只跟自己一样的鸡可以选择，生存率多了50%；同时，大家对中庸的定义也会越来越极端，一开始吃二十粒米是中庸，一个月后变成了吃五粒米才显得中庸；此外，中庸不利于创新。毕竟，创新与风险总是同时存在的，在一个鼓励中庸的环境下，选择中庸之道很大程度上等同于选择了低风险（创新有时候也是出自对死亡的焦虑，前提是得处在一个商业竞争的环境下，与鼓励平庸的环境不同）。
当今世界的主流是鼓励创新，若想让人们更少的做出符合中庸之道的决定，本质上就需要减轻人们潜意识里的死亡焦虑，创造出一个不利于中庸之道生长的环境。例如一个在北上广长大的大学生，比起印度穷学生，因为没有基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更有可能放弃在求职中更有优势的计算机编程，转而学习对职业生涯来说风险更高的艺术。
一个让人更少陷入死亡焦虑的环境，可以更好地鼓励人们摆脱中庸，释放自己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