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简称川或蜀，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论到地理形势，西有青藏高原为依托，北有秦岭隔绝中原，东面的大巴山、大娄山则像是两条伸出的手臂裹挟着长江天险将丰饶富庶的成都平原环抱于其中——川蜀地势之优越，以后人杜撰的“烧断剑阁七百里,蜀中别是一洞天”最可一言以蔽之。与之相比，号称“四塞之险”并被无数古人视作王霸之基的关中地区，无论在地理气候条件、人口基础还是物产的丰富程度上都差远了。可奇怪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崛起于关中、并以此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数不胜数，无论是两周、秦汉还是隋唐，都是中国古代王朝史上不可逾越的巅峰。
而在这方面，川蜀地区就乏善可陈得厉害了。
早在两万五千年前四川地区就出现了人类文明，古蜀文明甚至可与黄河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为中国上古三大文明。到了商周时期，古蜀族建立了蜀国，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四川盆地，秦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灭蜀，四川自此与中原王朝结为一体。
四川优越的地理形势，使得中原每逢分崩离析便必有豪强在此割据，然而其中就从没一个是有出息的。从秦到清割据四川的大小政权不下十余，然则却统统被两大“魔咒”缠身——享国不过50年、传承不超两代（成汉除外），就更别提挺进中原、一统天下了，这可是号称“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容斋随笔·卷八·第一则》宋·洪迈）的大才诸葛孔明都无法做到的逆天之举啊！
究其原因，可能是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实乃温柔之乡，既有好吃好喝、好山好水还兼有美女如云。然而温柔乡就是英雄冢，百炼钢也得化作绕指柔，所以古人之所谓“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忠告，也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
所以蜀地能培育出“三苏”、“三杨”以及司马相如、李太白这样的天之骄子，却从来没有过诞生刘邦、李渊、朱元璋这类枭雄的土壤。
即便能在蜀地称王称霸的，大多也是惯会享受生活的主儿。就算过不下去了，也得想尽办法苟且偷生，于是就有了下面这首著名的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述国亡诗》五代·花蕊夫人）
而这首诗说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后蜀末主孟昶（音同“厂”）。
成也孟昶败也孟昶——先来简单说说后蜀的兴亡。
话说蜀地虽然不盛产枭雄，但有一到乱世就自立山头的传统。所以到了晚唐中央政府失去对天下的控制时，蜀地自然也不能消停，这回跳出来搞事情的是西川节度使王建。
王建也是个有故事的人物。他出身寒微，祖上跟武大郎是同行（买炊饼），更因为从小就混黑道而且排行第八，所以被乡亲们嫌弃的称作“贼王八”：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世家第三》）
后来王建把事情搞大条了要被砍头，幸得讲义气的狱卒兄弟相助才逃得生天，只好跑去当兵混日子。不过在乱世中当兵也是条发达的捷径，再加上王建脑子好、下手狠，很快就熬出头，到了天复三年（公元903年）已经贵为西川节度使、爵封蜀王。
4年后朱温篡唐代梁，王建自忖山高皇帝远，便自立为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王建的皇帝当得还不错，虽然税收得很重，但起码社会比较安定，号称“蜀中大治”。不过他的儿子王衍就是个昏君了，不但荒淫奢侈、滥用民力而且大臣们腐败得太不像话，所以当咸康元年（公元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遣大将郭崇韬发兵灭蜀时，王衍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只好投降。
前蜀灭亡后，郭崇韬推荐孟知祥担任西川节度使。不过很快后唐爆发内乱，李存勖和郭崇韬先后身死，李亶（李嗣源）抢得帝位后又跟各种不服的诸侯打成一团，于是孟知祥便产生了割据自立之意。他先是拒绝向中央缴纳贡赋，又杀死了李亶派来的监军，随后与东川节度使董璋联手击退了后唐的平叛大军。
来自中原的威胁消除了，于是孟知祥又反手一击杀死董璋，终成川蜀霸主。明德元年（公元934年）、也就是前蜀亡国10年后，孟知祥趁着李亶病死之机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大蜀，史称后蜀。
不过孟知祥只当了114天皇帝就病死了，他的第三子孟仁赞即位，改名孟昶，即后蜀末主。
孟昶即位时只有16岁，孟知祥留给他的旧臣大多骄横不驯、贪赃枉法，更不把孟昶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形成了“主弱臣强”的危险局面。不过孟昶与他那个待人宽和的老爹性情完全不同，手段极其狠辣，先后将表现最为跋扈的李仁罕、张业处死，李肇、王处回、赵廷隐等人也被吓得辞官致仕，孟昶很快就控制住了后蜀大局。
在清除内忧之后，孟昶趁着中原城头变幻大王旗、无暇他顾之际，收复了秦、成、阶、凤四州，完全恢复了前蜀旧疆。同时在国内孟昶大力整顿吏治、劝农兴教，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于是在中原一片大乱之时，蜀地的社会安定、百姓生活比较富足，经济得到了发展，后蜀的国力达到了极盛期。
不过正所谓盛极必衰。在后蜀一片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孟昶却突然间像是变了一副模样，从前的那个睿智开明、勤政爱民而且治国有方、御下有术的年轻皇帝一下子变成了胸无大志、奢靡无度而且亲佞远贤、好大喜功的昏君。而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中，朝兴国灭如家常便饭，汰弱留强方是常态，不进则退即是铁律——因为开元盛世失去了进取心的唐玄宗李隆基都能迎头撞上一场安史之乱，才独霸川蜀就没有了追求的孟昶还能有个好？
广政十八年（公元955年），后周世宗柴荣发动攻蜀之战，一举夺取了秦、成、阶、凤四州，使得后蜀失去了北方屏障。又过了10年，北宋大将王全斌再度攻蜀，仅用了66天就杀至成都城下，可见坐拥天险之利的后蜀是何等的不堪一击。
无奈之下，孟昶只好出城投降，于是便有了花蕊夫人的那首让他蒙羞千年的《述国亡诗》。
此后孟昶被押送至宋都汴梁，结果刚到地头不足七日便离奇暴卒，时年47岁。
昏君孟昶其实挺招人稀罕的，因为他那精彩纷呈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八卦作为谈资。
历来人们总是对那些雄才大略的明君英主推崇备至，事实上单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还是昏君更招人喜欢。比如说昏君和大美人通常都是标配，这说明啥？说明了昏君起码还是相信爱情、看重爱情的；再比如说昏君通常都宠信“奸佞”而且宠信得坚定不移，这说明昏君一般是有朋友的，而且友情也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再寻常不过的特质放在皇帝这种生物身上就非常难得了，在那些明君雄主身上更是千载难逢——那些家伙通常是怀疑一切和六亲不认的，而昏君们不但几乎相信一切，而且普通人都有的那些诸如奸懒馋滑之类的毛病他们普遍一样不缺，看上去就显得可爱得多了，起码不乏人味儿。
而孟昶就是个典型的昏君，所以关于他的故事也就特别多。
1、说到孟昶就离不了花蕊夫人这位大才女，殊不知孟昶也是大才子一枚。
关于花蕊夫人有许多不解之谜，比如她的出身、姓氏，还有死因等等。
像北宋人陈师道说花蕊夫人姓费，出身歌妓；南宋人吴曾则说花蕊夫人不姓费而姓徐，是后蜀大臣徐匡璋之女，陈师道是在胡说八道……问题是陈师道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生于宋仁宗末年，而吴曾是崇仁人（今江西抚州），比陈师道还晚生了100多年，很难讲这二位谁说的话更靠谱。
相比之下另一位宋人黄休复的记载就更令人信服了——黄休复不但与孟昶、花蕊夫人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他本就是蜀人，常年生活在成都，所著述的杂录笔记《茅亭客话》记载的更都是蜀中轶事，无一条旁涉他郡。
根据他的记载，花蕊夫人是后蜀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徐光溥之妹。一次徐家的水井上出现了彩虹，徐母便认为这是家中有女将为妃后的预兆，后来果然应验了：
“孟氏初，徐光溥宅虹蜺入井饮水，其母曰：‘王（前）蜀时有虹入吾家井中，王（建）先主取某家女为妃。今又入吾家，必有女为妃后、男为将相，此先兆矣。’未浃旬，选其女入宫，后从蜀主归阙，即惠妃（花蕊夫人）也。”（《茅亭客话·卷五·虹蜺》）
花蕊夫人是个大才女，更是个大美女，因此才受到孟昶特别的宠爱；而孟昶除了长得浓眉大眼以外，也是知音律、擅填词的文采飞扬大才子一枚。比如下面的这阙孟昶与花蕊夫人在摩诃池上纳凉所作的《木兰花》词，其水准就不在同时期、同为昏君的南唐后主李煜之下：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寂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九·第三十三首》）”
这首词是不是看上去有些眼熟？
因为后来的大文豪苏轼忍不住仿作了一下，结果一不小心还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这就是《洞仙歌·冰肌玉骨》：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全宋词·苏轼》）
这……反正那时也没有版权法，更没有某网可以查重，随他们去吧。
所以孟昶与花蕊夫人是正儿八经的男才女貌——孟昶吸引花蕊夫人的不仅是皇帝的权势，更是两情相悦相知。所以即便是后蜀国亡、孟昶暴死，花蕊夫人还被大色鬼赵匡胤抢跑以后，这段感情也未有任何变化：“徐氏心未忘蜀，每悬后主像以祀。”（《十国春秋·卷五十·后蜀列传第三》）
还有各种八卦传说，因宋太祖赵匡胤一见花蕊夫人便丢了魂，随后就毒死了孟昶（老赵家人爱玩毒倒是没得跑）、霸占了花蕊夫人。后来花蕊夫人因介入太子之争得罪了赵光义，被后者趁行猎之际一箭射死了。
一介亡国女子，正经史书自然懒得耗费笔墨，所以这事是真是假也搞不清楚了。
2、我们熟悉的《戒石铭》可不是赵炅或是朱元璋的首创，而是出自孟昶的手笔。
孟昶不仅是个才子，在他执政的中前期也算得上是个明君。才子+明君的组合就有大概率意味着会有政治遗产流传后世，而孟昶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戒石铭》。
前文曾提及，在后蜀两代皇帝中，打天下的是孟知祥，治天下的则全是孟昶的事情——孟昶前明后昏，所以后蜀也只好跟着前盛后衰。而在孟昶还未因失去追求而昏掉的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他颁布了一篇用于砥砺官员秉公办事、从政为民的“官箴”：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
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容斋续笔·卷一》）
全文共24句、96字，体现了当时的孟昶大力整顿吏治的决心，也能看出他对下属谆谆告诫的一片苦心。不过没过几天连他自己都带头不干正经事了，还能指望后蜀的大臣们能有多正经？
不过这篇官箴后来被宋太宗赵炅看到了。赵小弟觉得孟昶两口子虽然很讨厌，但这篇劝官文无论立意还是文笔都挺合他的心意，就是啰嗦了点。于是赵炅删繁就简，摘取其中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颁于州县，敕令勘石立于衙署大堂前，以作惕励，这就是著名的《戒石铭》。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所以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一当上皇帝就对他们痛下杀手， 剥皮揎草、挑筋断指、切手砍腿等酷刑一样都不能少。后来老朱不知怎么的又打听到《戒石铭》这码事，顿感相见恨晚，于是下令各府州县必须仿宋例立戒石于官署堂前，而且还得建亭加以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清朝入关后一切典章制度全盘照搬前明，只是觉得在官署堂前立个亭子有些碍事，便将戒石亭改成了“戒石坊”。
据说旧时地方官上任，都得对着戒石祭拜以示敬重和遵守，还得带着僚属诵读一遍——孟昶虽然是个昏君，但他的一篇雄文能流芳百世，也算是给历朝历代的反腐倡廉事业做出了点贡献吧。至于说这玩意到底起到了啥效果，那就见仁见智了。反正我觉得该清廉的官员依旧会清廉，该捞钱的也不会因此而少捞一毛，毕竟连老朱的大砍刀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指望一个昏君的几行字就能感化掉，这不是现实而是魔法。
3、孟昶不是没有一统天下的机会，可惜守家之犬的本性让他坐失良机。
自古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其实这句话是值得商榷、起码是不完整的。秦之所以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除了商鞅变法以外最重要的转折点就在于秦惠王时遣司马错灭蜀，从此盛产雄兵的关中与富庶丰饶的川蜀双剑合璧，这才有了谋算关东的资本。
刘项灭秦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领巴、蜀和汉中共41县。然刘邦以蜀地为根基反攻关中，再以关中、蜀地为凭与项羽大战三载，终成天下之主。
可见能将秦、蜀两地收归己有才是逐鹿天下的根本——哪怕这并非亘古不变的真理，起码也是受到普遍认同的一大优势。而这样的机会，也曾摆在过孟昶的面前。
在孟昶励精图治的执政中期，曾一举收复秦、成、阶、凤四州，将后蜀疆域向北突入关中。这就给了很多野心勃勃之辈以遐想，以为这位年轻的皇帝有进取之心、甚至是夺得天下的大志。尤其是当时的中原混乱不堪，后唐、后晋、后汉什么的如走马灯一般忽兴忽灭，让人觉得很不靠谱，所以不少实力派就把孟昶当成了可以投靠的“明主”。
广政十一年（公元948年），后汉的永兴节度使赵思绾、右卫大将军王景崇在关中发动叛乱，然后就统统上表孟昶表示愿意率土归附——这意味着什么？只要这事能成，关中最精华的部分（京兆、凤翔二府）后蜀便唾手可得，继而乘势夺取整个关中、俯瞰天下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却在后蜀朝廷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孟昶本来兴奋异常的想要派遣张虔钊出大散关、何建出陇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三路大军齐出以响应关中之变，但丞相毋昭裔迎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这位号称极富谋略的丞相认为，前蜀正是一意孤行的想要北进结果却徒劳无功，最后还招惹来后唐攻蜀，导致国亡族灭。因此必须吸取教训，守住老窝就好，千万不要盲目出头。
于是孟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孟昶此人，有明君之姿却无雄主之实，说白了心不够黑、手不够狠，总是婆婆妈妈的没个主意。因此，心狠手辣到能把亲哥哥砍死的宋太宗赵炅就很瞧不起他：
“朕闻孟昶在蜀，亦躬亲国政。然于刑狱优游不断，每有大辟，罪人临刑，必令人侦伺其言，一言称屈，即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间不决者，以为夏禹泣辜，窃效之，而不明古圣之旨，盖大禹自悲不及尧、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车而泣。今犯罪之人，苟情理难恕者，朕固不容也。”（《续资治通鉴·卷第十七·宋纪十七》）
这就是差距，所以后蜀为北宋所灭一点都不奇怪。
扯远了——孟昶磨磨唧唧的跟他的大臣们打了好半天嘴仗，最后还是出兵了，可惜战机已失，赵思绾和王景崇已经被后汉干净利落的干掉了。其实此时关中战乱未平，后汉军也是久战力疲，上下一片混乱，后蜀大军如果趁机一战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说不定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然而失望之下的孟昶，却直接下令收兵了。从此后蜀再无进取的机会，只能躲在老家混吃等死。
可能是蜀山蜀水太养人，所以历史上此间的割据政权，除了个蜀汉以外，大多有守家之犬的特质，都喜欢蹲在家里不冒头，对争霸天下什么的总是兴致缺缺。
4、除了“乐不思蜀”的典故，孟昶还制造了一个“世修降表李家”的笑话。
在蜀地割据的政权大多不思进取，自然会盛产各种昏君和亡国之君，还擅长制造各种笑料，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就留下了“乐不思蜀”的典故，让人嘲笑了千年。
作为一个有故事的昏君，孟昶在这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
广政二十八年（公元965年），宋将王全斌率军包围成都，孟昶想抵抗都找不到人手，只好投降。不过投降也得有个仪式，在仪式上需要孟昶亲自向宋人递交“降表”——话说孟昶虽然文采斐然，但这种活计也不好找皇帝亲自干，更何况他肯定也没心情弄这种玩意。
可是降表这种东西又不能糊弄，毕竟一旦搞不好惹怒了宋人，大家的脑袋说不定都得搬家，所以必须找个专业人士把这件事办得妥妥帖帖的。
这事看着有点搞笑——写降表还有专业的？还别说，真有！
在唐朝的时候有个叫李绅的宰相，知名度好像不怎么高。不过要是提起“春种一粒粟”和“锄禾日当午”这《悯农二首》来是不是就无人不知了？没错，这就是李绅的代表作。而李绅有一个后代名叫李昊，因躲避唐末战乱逃到了蜀地，还发挥祖传特长走上了仕途，在前蜀当上了翰林学士。
在咸康元年前蜀末主王衍降于后唐时，也得履行手续写一道降表，不知道为啥李昊就摊上了这个倒霉差事。可能是他的降表写得让李存勖很满意，便给了他一个检校兵部郎中的官。后来李昊又随孟知祥回到蜀中，于是又随着孟家的自立摇身一变成了后蜀的官。
等到北宋大军杀到成都时，李昊已经当上了宰相。所以他这个百官之首既要为君分忧，又有丰富的写降表经验，所以这个活儿李昊想跑都跑不了。
李昊一生仕唐、前蜀、后唐、后蜀四朝，还替两朝写过降表，于是成了蜀中的一个大笑话：
“初，昊事王衍为翰林学士，衍之亡也，昊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新五代史·卷六十四·后蜀世家第四》）
其实乱世中人命贱如野草，李昊一介书生也只能随波逐流而已。但是他的经历，却也是蜀人在乱世中难以主宰自身命运的一个写照。
5、孟昶的“余庆长春”联，其实很有吓人的效果。
春联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和文化习俗，直到今天仍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受到人们的喜爱。说到春联的历史，最早的一副春联大概是唐人刘丘子创作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题为“三阳始布，四序初开”，载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
不过说到对春联的发展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那就不得不提到孟昶了——他亲笔创作的“余庆长春”联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有名的一副春联。而且正是在孟昶的影响下，从宋朝起挂春联成为了在民间普遍的一种习俗，王安石《元日》诗中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就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
关于孟昶创作这副春联，还有一段故事：
“蜀未亡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贺长春。’”（《蜀梼杌·卷下》宋·张唐英）
“余庆长春”联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大概是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看上去只是普通的迎春祈福之辞。可有趣的是，宋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句“谶言”，预示了宋将灭蜀。
这是咋回事？
孟昶作这副春联的时间是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次年北宋就把后蜀给灭了，还派了一个叫吕“余庆”的家伙知成都府。这还没完，早在此5年前自恋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把自己的生辰定为“长春节”——而孟昶捧着专业人士李昊写的降表出城降宋时，还正好赶上了这个节日。
这一系列的巧合，实在巧合得太有吓人效果了。至于这码事是不是一肚子坏水的赵家皇帝杜撰出来、以显示他“天命所归”，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