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朝西北防线逐步收缩，河西走廊因闭关锁国逐渐沉寂。本集纪录片就是以古老的嘉峪关城为主视角，讲述明清时期穿越河西走廊的东西方人士及其在河西走廊的经历与见闻。
虽然这个时期的河西走廊已与整个国家一同进入沉寂时期，但在风雨飘摇的帝国晚期，新疆危机的爆发及振聋发聩的塞防论再次唤醒了中原统治者对河西走廊及广阔西部的重视。
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信件: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决定派精明干练的鄂本笃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家行。
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酶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途中，路途艰险，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鄂本等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鄂本笃在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一一北京。
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
永乐年问，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早在朱元璋时期，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一一石关峡。在秦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爆墩堡全部修建完成。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缓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岭关画上了句号。
《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一-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
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
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厘于中国明王朝。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一一“契丹”就是中国。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一一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不幸的是，那个信使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北京的传教士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蜜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公元1842年的9月，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湘江夜话后不到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骚，合君莫属。一年，林则徐流然长逝。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末遇到过的。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
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官员提出:新疆地区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客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练德的支持。
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
备注:左宗崇和部房所栽种的柳树叫作一“左公柳”。
公元1880年5月26日，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5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凯旋的左宗棠，站在嘉峪关城楼上，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绸之路”。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