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庄子笔下的鲲鹏神话，可以称得上是鱼鸟神话高度类型化的产物，在天与水之间纵横互变的鱼鸟神话，或可从史前时期彩陶文化中的鱼鸟争锋与交融中找到源头。
（一）史前鱼鸟——图腾战争之下的缩影？
远古先民在创造彩陶艺术时，一定是向着大自然拜师学艺的，天上的云气、水中的漩涡，都可以化作笔端、彩陶上的绝美纹饰。而作为自然界人类最熟悉的生灵，天上的鸟与水中的鱼，在古人眼中无疑是具备超自然力的。于是鱼鸟图腾不仅承载了人们飞天涉水的希冀，同时也是区分不同氏族之间的重要标志。
谁也想不到，1921年4月18日这一天，沉睡了近七千年的仰韶文化，突然就撞进了一个外国人的命运之中——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彩色陶片跳入了他的视线，他叫做安特生，也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鱼纹和鸟纹，是仰韶文化彩陶中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而两者的交锋与融合，也在以器物为依托的载体上生动呈现。一般来说，两者之间的态势，前期基本上是对峙战斗、后期则变成了相互交融。
一个最为熟知的典型案例，是来自1978年于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
显然这是一幅叙事性的画面：左侧一只白鹳侧身而立，细颈长喙，短尾高足，口中衔着一条鱼；此鱼全身涂白，不着鳞片，被认定为是白鲢一类的鱼。在两个动物右侧，则是一柄竖立的石斧。
叙事性的图画是做图像学阐释的极佳素材，而图像学阐释的依据，则是阐释者的知识结构。第一位阐释者是严文明先生，他为这里的“鱼和鸟”，奠定了来自图腾战争下的基调：
依我们看，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 …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武善战的，他曾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多找些仰韶时期关于“鱼和鸟”的彩陶纹样来看一看。
1.鱼吞鸟——陕西武功凤游出土细颈瓶
这幅画面中，大鱼张开了大嘴，正在吞食一只小鸟，而鸟的头部已落入鱼口之中。
2.鸟啄鱼——宝鸡北首岭出土细颈瓶
画面中一只水鸟啄住了大鱼的尾巴，而鱼则在奋力挣扎，两者似乎旗鼓相当。
3.鱼鸟共存——临潼姜寨二期葫芦瓶
左侧葫芦瓶正中央的图案，是一幅圆形二等分的鱼鸟共存图，其中左半部分是一对合体鱼纹，右半部分则是一个鸟的头部；
右侧葫芦瓶在两耳所在侧面，为一组上下对称的写实鱼纹和抽象鱼纹，在两耳之间的正反两面，下部装饰鸟纹，上部为人面鸟纹。
很明显，前两种纹样是鱼鸟相战，而后两种纹样则是鱼鸟共存。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构成时空演变序列？
从考古学文化角度看，半坡鱼纹，多分布于关中地区；庙底沟鸟纹，多分布于豫西地区。前者属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而后者属于仰韶文化的晚期，但两者之间绝非泾渭分明，其中过渡的便是史家类型。
就器物而言，武功凤游与宝鸡北首岭的细颈瓶，是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和早期偏晚史家类型的典型器物；而后者临潼姜寨出土的葫芦瓶，其年代则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史家类型晚段时期。
于是回到这几幅彩陶纹饰上，在豫西流行鸟纹的区域，如河南临汝阎村“鹳鱼石斧图”，鸟占据优势地位；在关中流行鱼纹的地方，如陕西武功凤游“鱼啄鸟”细颈瓶，鱼反而占据主导，两者之间争锋相对。但是到了鱼鸟过渡的史家类型，姜寨二期的葫芦瓶上，鸟和鱼不再是相互攻伐的宿敌，而是共存并融合，似乎成为了一家人。
有意思的是，也有学者把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同古史传说相联系，认为半坡文化是炎帝部族创造的文化，庙底沟文化是黄帝部族创造的文化。如是，那么武功游凤细颈瓶上的大鱼吞鸟图和北首岭水鸟衔鱼图则真实地再现了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长期争斗导致融合的史实。
（二）先秦鱼鸟——精神境界之外的想象？
在史前彩陶纹饰中，鱼和鸟的关系存在两种：一种鱼为鸟所擒杀，鱼死而鸟存，两者不共存不共生。（反之亦然），另一种则是二者均单独存在，却又呈现一种融合状态，二者共存共生。
这种观念，在先秦时期的神话中依旧有着精彩的表达方式：前者为鱼鸟承续关系，后者则为鱼鸟并存关系。而其中最为经典者，便非庄子《逍遥游》下的“鲲鹏”神话莫属。
1.承续关系——鱼亡化鸟——三星堆金杖
三星堆金杖上有两组阴刻图案，内容一致，表达的都是一支箭射中了一只鱼，中间有鸟腾飞，箭羽尾部则是一个神人像。在这里，鱼在图案的前部，被射中头而死亡，于是变成了图案中间的鸟，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鱼亡化鸟”的象征意义。
2.并存关系——鱼鸟合体——神人禺强
关于禺强的形象，在考古图像中一般会出现杂糅的特征，作为北海之海神，禺强的形象是人面鸟身；但作为北风风神，他的特征又是人面鱼身（袁珂注）。所以它便呈现出这种“鱼鸟合体”的形象，显得尤为特殊。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强。
《淮南子·坠形训》的：“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
3.集大成者——鱼鸟互变——庄子鲲鹏
实际上，《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神话，可能正是先秦时代关于“鱼鸟”神话的集大成者。在这段被人熟知的记载中，一般认为鲲鹏二者本为一物，只存在着“鲲化为鹏”这种承续性神话意蕴。即：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但其实，二者之间应该也存在着并存的关系，即二者之间既有相互承续也有彼此独立的一面。
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
而鲲鹏互变的内因，其实已经蕴含在先前两件文物所表达的鱼鸟关系之中。三星堆的鱼化鸟可以看做是鲲化鹏的雏形，但在这里却是以鱼亡而代价，从而成就了鸟的神圣；但鲲和鹏之间可能并不如此，鲲的化鹏，并不意味着鲲的终结，而是以一种更加高级的形式存在，即“鲲鹏互变”。
互变的基础，则是融合，即需要同时兼备二者的神性，而曾侯乙墓内棺漆画上的禺强图案，可能正是这种鱼鸟互变的基础。同时，从文献中也能窥见一斑，其中提到了这样一句尤为关键：“海运则将徙于南冥”，为何鲲鹏要去向南方？
这是因为神人禺强，本就立于北极，而身在北极则意味着只有一个方向，故四面八方皆南也！
郭璞注解《山海经》禺强：“（禺强）字玄冥，水神也。《庄子·大宗师》曰：‘禺强立于北极’。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强，黑身手足，乘两龙。”
其实这么看来，禺强神话极有可能正是鲲鹏神话的内核所在。禺强本形之一为鱼，禺即鱼，“神的名字就是其本质和力量的现实部分”，禺强又字玄冥，而玄冥则是北方颛顼帝的副神。“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巧的是，颛顼就有“死而复苏，化为鱼妇”的记载。
禺强的本形之二是鸟，是风，古籍之中的风与凤关系密切，人们认为大鸟鼓动翅膀，从而产生风，而鲲变为鹏，所凭借的正是风，所谓“羊角”即旋风是也，“抟扶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结语：在原始思维中，鱼和鸟可以飞天涉水，均具备人类所不能拥有的着某种神力，于是将两者比附为图腾崇拜，鱼和鸟之间既相杀又相爱；到了先秦时期，认知能力的提升，也为鱼鸟神话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鱼鸟之间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可以进行互变的高级形态，这一集中表现便是庄子笔下的“鲲鹏”，而鲲鹏意象的最初源头可能正来源于《山海经》中的神人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