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1993小时，第1930日
阅读《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当义和团在 1899 年武装起义时 , 他们最常用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这些斗士的反叛对象不是清朝政府 , 而是在华的外国人。所以 , 义和团在西方 ( 和日本 ) 帝国主义侵华及中国反帝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 , 这段历史非常复杂 , 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具有多重性。义和团提出要灭绝的“洋”可能包括“洋人”“洋务”(用于特指发展铁路、电报、轮船和武器的一个名词 ) 、“洋货”或“洋教”——基督教。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根源必须首先研究外国经济渗透对中国的影响。
当捻军于 1868 年最终被镇压下去时 , 山东唯一的通商口岸烟台发现 , 天津和镇江正在侵吞它的市场。烟台孤悬于山东半岛北部海岸 , 与内地的陆路和水路交通又很不发达 , 所以它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不是机纱和机织布进口到了植棉区 , 而是这些地区正在失去它们的外部市场 ( 大部分在北方和西部地区 ) 。现在从天津进口的货物直接占领了这些市场。
据《南宫县志》记载 , 当地种植棉花的土地面积很广 , 富人和穷人都纺纱织布 , 产品大量外销 , 特别是销往山西和内蒙古一带。但“自洋布盛行 , 其业渐衰 , 外人市我之棉 , 易为纱布 , 以罔我之利。而我之纱布 , 遂不出门 , 惟集市间尚有零星售卖者
与其说这些地区是因洋纱和洋布的进口而失去了重要市场 , 不如说这些地区是太偏远太缺乏应变能力 , 因而通商口岸在某种情况下带给邻近地区的经济变化 , 在鲁西地区就很难产生。例如在烟台周围地区 , 有些农民能够放弃棉花纺织 , 转而编织草帽以供出口。
中日战争的影响虽不是直接的 , 却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下一章中讨论 1896 年的大刀会事件时 , 就会发现中日战争对山东内陆地区的影响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清兵被派往前线 , 驻防在这些地区的军队急速减少而产生的。这种军事力量的真空使得土匪和大刀会一类自卫武装迅速活跃起来。
据庞庄的传教士说 :“当平壤的恶斗结束后 , 逃兵们详细叙述了外国武器可怕的摧毁力及远距离的杀伤力。这给曾经很勇敢的人们在心灵上带来了极度的恐惧。”
17 世纪中叶 , 由于路易十四支持传教运动——该运动于 1663 年形成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前身 , 新崛起的法兰西民族开始掌管了天主教的传教事务。到 19 世纪 , 作为首屈一指的天主教国家 , 法国认为它对在华的所有天主教传教士负有保护之责。当无法对英国在贸易方面的霸权进行挑战时 , 法国就经常显示其在宗教事务方面的权威。
当事实证明传教士和商人一样 , 没有进一步成功地把中国租界变成出售其精神产品的市场时 , 他们转而支持西方利用枪炮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 1871 年 ,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讨论了他所谓的开放中国的“良策”,即使用武力。他说 :“这里的大多数外国居民都认为这是唯一可靠而又能迅速‘开放’中国的良策。商人们视之为开辟工业新资源和新途径的必要手段。大多数传教士也表示赞成 , 因为通过这种手段 , 他们传教就容易多了。这远比苦口婆心的道德说教简单省事。
每当战争爆发 , 传教士即认为是天意使然。假如这类战争显得不够正义 , 因为其目的是使中国对非法的和不道德的鸦片贸易打开大门 , 他们便声称那是上帝的意志 ,“我们有限的理性是无法理解其深意的”。美国一名名叫伯驾 (Peter Parker) 出身于医生、传教士的外交官 , 因主张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而臭名昭著。他曾以这样的语言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辩护 :“我不得不认为目前的形势与其说是由鸦片或英国人造成的 , 不如说是上帝的一个伟大计划——利用西方人的邪恶打破中国的排外之墙。这是上帝对中国仁爱之心的表现。
大多数教徒都集中在与山东交界的直隶东南部耶稣会传教的地区。 1854 年 , 当耶稣会在这个地区重新出现时 , 天主教早期传教时遗留下来的教徒只剩约 350 人。然而到 1870 年 , 其人数已上升至 20000 人 , 到 1896 年又增加了一倍多 , 达到 43736 人。当时 , 献县有一位主教、一所大修院和一所小修院 , 是法国传教士在华北平原活动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
由于新教教徒较少 , 且处在相对偏远的山东半岛地区 , 在地方政府面前保护教徒利益又不得力 , 所以山东的新教在整体上讲比天主教要安分守己得多。天主教中 , 最爱闹事的是 19 世纪 80 年代进入山东的德国圣言会传教士。
这种对中国人的蔑视和认定“异教”社会为腐朽的想法 , 自然导致外国传教士相信抽象的“正义”和基督徒的责任要求他们在所有的争端中为其教徒辩护。
许多天主教传教士非但不回避对世俗权力的运用 , 而且喜欢在各种俗务中显示其宗教的力量。教会的结构很适于其政治作用的发挥。因而 , 一旦发生争端 , 犯罪的教民总是先求助于所在教区的头头或当地的神甫 , 他们总是尽力在本村或本城中解决讼案。如果无法了结 , 当地神甫便求助于外国传教士 , 他们见县官是很容易的。如果仍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 , 传教士就请主教出面 , 向府台或巡抚申诉。如果仍是徒劳 , 主教就要求本国驻京公使告到总理衙门甚至皇帝本人那里。
中国的天主教会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传教士们受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的保护 , 其信徒从事宗教活动的权利也被写进了条约。这样一来 , 传教士和教徒都很容易地相信 , 对某一个教徒的压制实际上也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迫害。因此 , 教会总是积极地干预几乎所有的世俗争端 , 并且全力以赴地保护教徒。教会的力量不容忽视 , 因为它将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 : 其一是由于体制上独立于中国官府 , 因而教会具有政治上的自由与灵活性 ; 其二是它又拥有那些曾被士绅官吏垄断的合法权力的象征 ( 如顶珠、轿子等 ), 因而有了地位与权力。但是 , 中国传统政治中一直不存在真正多元化的领导。现在基督教传教士把具有分裂性的多元主义强加给了中国政府 , 并且制造出了另外一种能够监督和反对中国政府的权力体系和政治上的敌对力量。
入教的内因来自村民本身 , 而不是传教士传教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政治方面的 : 他们需要保护。但波普金认为政治上的冲突很可能引起“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歧异”。
无疑 , 教派组织成员改信基督教的最普遍动机是为了逃避政府的迫害。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其中宗教方面的原因。白莲教的组织体系确实比一般的民间宗教要严密得多 , 它的教义倾向于引导人们关心死后的生活并求得灵魂的拯救。有些传教士发现他们对“真上帝”(真主或真天爷 ) 的信仰就是一神教。他们关注的是人的灵魂、罪孽和未来生活。
皈依基督教的人中绝大多数是秘密教派成员、土匪和穷人。就此而言 , 教会作为政府中的政府 , 不可能在群众中赢得好名声。
麻烦开始于 1891 年的春天 , 当时在长江下游地区爆发了一系列的反教骚乱。 1895 年 5 月和 6 月 , 在四川发生了成都教案 , 有 11 名男人、妇女和孩子被杀。这些教案发生后 , 英国驻华公使积极推行炮舰外交 , 威胁说要动用皇家海军攻打中国的通商口岸。此举使原四川总督和其他 6 名官员丢了官 ,31 名肇事凶犯被处死刑 ,38 人遭到了囚禁或流放。
如果中国政府无力抗拒教民及其外国支持者无休无止的要求的话 ,“异教徒”迟早会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进行反击。他们后来建立的这个组织就叫大刀会。
金钟罩和大刀会的职能及所关切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军事性的——他们的“邪教”仪式完全是为了躲避刀枪。如果在清代中叶 , 这种刀枪不入对那些准备迎接弥勒出世 ( 或者迎劫 ) 的人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的话 , 那么 , 到了晚清 , 由于用火器武装起来的匪帮活动日益猖獗 , 对那些仅仅要保自家、护乡里的老百姓来说 ,“排枪排刀”的武艺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鲁西南无法无天的社会中 , 山东以习武著称的美德转而变为暴力文化的流行。
这一地区地主所有制在数量上巨大的程度 , 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地主所有制的“质量”。与长江下游的金钱交易关系颇重的地主所有制相比 , 苏鲁边界的地主所有制中佃户和地主之间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尽管剥削很严重 , 但他们之间却体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主客”或“主仆”关系。日本农业经济学家天野元之助描述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还存在的曹、单两县地主所有制中的“封建”残留细节 , 如 : 洗衣、送礼、拉车、梳棉、警卫。地主常常要求佃户定期贡鸡 , 作为交换 , 佃户在新年可以得到二至三盘馒头。地主的权力非常之大 , 以至人们说“他们有官差 , 没官肚子”。佃户像牲畜一样被役使 , 有些人竟被称作“牛工”。
在山东大学的调查资料中 , 关于以上著名大刀会首领和成员的叙述 , 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大刀会的内部组织是很复杂的 ,”一个农民说 ,“首要的团体是地主和富农。他们参加是为了对付匪徒。
大刀会与匪徒不同 , 参加大刀会的多是有地的人 , 地主也参加。很穷的人没有参加 , 因为他无地 , 无家可保。同时参加大刀会得每天烧香 , 得费十多文钱 , 穷人交不起这些钱 , 所以没有参加”
大地主不屑学金钟罩 , 他们叫佃户学。参加大刀会的多数是佃户。大刀会的组织多半为富农或富裕中农这部分人所掌握。
在考察政治冲突的一般原因之后 , 我们必须回到引起事物发展变化的特殊原因上来。在这里 , 我们能发现大刀会从反盗匪转向反洋教的种种原因。当了解到天主教会在苏鲁边境一带的传教方式以后 , 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 , 那就是盗匪摇身一变成了天主教徒
对 1899—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来说 , 逮捕和处死少数首领无法阻止他们。但这在 1896 年镇压大刀会时却起了决定的作用——因为它是一种由乡村地主士绅强有力控制的组织 , 并且与地方官员和民团势力也有密切关系。对这样的组织 , 逮捕首领和遣散胁从的传统方法非常有效。大刀会仍然属于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一种组织 , 因而对政府所示的警告尚能作出反应 , 而 1899—1900 年的义和拳却与此迥异。他们的热情不会因临时处死少数人而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