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节目我们讨论了城市建设的一些治疗性的因素，特别是地理学的那些因素。讲了质料，那就必须得讲形式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谈一谈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种种形式因素了。这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组织管理构架，来管理城市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很显然这方面的问题的讨论结果，也适用于对于企业管理的讨论。
有人可能会问了，我既不是城市管理者，也不是企业管理者，为什么要关心这些问题呢？因为这显然也是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即使你手头的资源还不足以到达管理别人这个级别，至少你也会被别人所管理。如何看待自己被别人所管理这件事呢？被怎样的人管理才是幸福的，并且是合理的呢？有一句话叫“良禽择木而栖”，你将如何选择适合你的社会组织，以便发挥你的光与热、实现你的人生价值呢？
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是形式背后德性的成色
谈到种种的管理的组织制度，好像大家最喜欢听到的一个字眼就是民主。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把作风民主作为对于管理者的一个正面评价词汇。反过来说，他的负面评价词汇就是作风霸道、飞扬跋扈。
换言而之，很多人都喜欢作风民主的管理者，而不是特别喜欢霸道总裁。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在民主与霸道之间的二选一思维本身，则显得过于独断与简单了。亚里士多德是把城邦的组织原则分为六种，这六种怎么分？有这么一个表格，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文案里面也会体现出来。
按照管理人的人数来说，有三种管理方式，一人管理、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管理。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组织原则
如果是一人管理的话，它有一种正确的形式，也就是一种良好的形式，就是所谓的王治。王治就是在一个合乎法统的国王的带领下，一个城邦走向繁荣。但是它也有一种退化形式，叫僭主制度，僭就是僭越的僭。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没有得到正确的法统继承的人，他偷窃了国家权力，然后把整个城邦往歪路上带，这就叫僭主制度。
少数人管理也有一种正确的形式，就是所谓的贵族制——一群有德的闲人在管理这个国家或者是城邦。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也会走向它的德性衰败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寡头制。寡头制就是一群无德无才的人占据城邦的重要位置，在上面分肥，鱼肉百姓。
如果是多数人管理，也有一种正确的形式，就是混合城邦制。混合城邦制是什么呢？我们等会再说。那么（还）有一种退化的形式，就是所谓的民主制。它竟然是出现在德性退化这一列当中的，而且是与僭主制度与寡头制相提并论的。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就一定坏，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就一定好，他关注的是每种统治形式背后的那种德性的成色。一个人说了算好不好？这得看这个人有没有德。他有德，他就是正统的王。他如果失德，就是僭主。少数人统治好不好呢？就要看这些少数人有没有德。有德就是贵族制，失德就是寡头分肥。多数人管理好不好呢？要看多数人有没有德。有德就是混合城邦制，若失德就是民主制了。
混合城邦制：精英管理，民众监督，法制约束
不过考虑到今天我们已经把民主这个词当成是一个正面的字眼来使用了，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个民主在这里我们要变通一下，这样听上去才比较顺耳。亚里士多德所攻击的民主制度，大约等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暴民政治。暴民政治中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现在的网络暴民，出了点事情，就做出了一副正义满满的样子，根本没有搞清楚真相就乱喷，这多多少少是暴民政治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体现。
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当然还没有互联网，他脑子里想到的暴民政治，显然就是苏格拉底时代所遭遇到的那一种败坏的雅典民主制。梭伦时代的那种德性光芒已经丧失了，民众出于纯粹的嫉妒心或者自尊心去决定军国大事。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那些大事，还有比如是否要处死苏格拉底这样的大事。
这种政治的特点就是没有定性，没有规则，形式出于偶然，出于情绪，这样的民众也非常容易被野心枷锁操控。亚里士多德讨厌这种暴民民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柏拉图对于他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师爷苏格拉底的死留给他的心理阴影到底有多大。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最认可的政治制度，可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制度。哲学王制度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王治，就是一人统治，但此人有德有才。亚里士多德最喜欢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多人统治的混合城邦制。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如果这个城邦的统治制度是由多数人管理，它的正确形式叫混合城邦制，它的堕落形式叫民主制。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最推崇的政治管理制度，只不过是他所批评的暴民民主制的某种亲戚，也就是说只要把暴民民主制改成了一种良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就妙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亚里士多德并不是有些人所描述的反民主人士，毋宁说他要做的就是将民主制度加以改良，而不是否定它，那么混合城邦制当然就是这样的改良方案了。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讲什么叫混合城邦制。混合城邦制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精英管理，加上民众的广泛监督，再加上法制约束。因此他给出的是个混合套餐，至于这个混合套餐具体该怎么实行，我下面有机会会和大家详说。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混合城邦制，是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空间。这样的一种制度，如果按照今天的观点去衡量的话，其实也能够算广义上的民主制的一种吧。
德性加总论：德性专长的配合与舆论的制约
说到这里大家就要问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像他老师那样主张哲学王的理论？他为什么不喜欢一人统治或者少数几个人的统治呢？因为一个人的统治与少数几个人的统治，也可能出贤王也可能出贤相，他为什么不喜欢这样呢？
亚里士多德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喜欢多人而不是一人和少数人统治，是基于他的德性加总论。也就是说个体的德性加在一起，他的总体德性就会上升了，它就类似于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的道理，所以还是让更多的人参与管理好。
但乍一听这个论证好像是有点问题，因为这好像意味着德性似乎是像人的力气一样，是可以彼此累加的。比如拔河比赛我这里有20个人，你那里有5个人，20个人肯定赢，但对方5个人后面又加了15个人的援军一起拉，这力量就增加了。
但德性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呢？有些人或许能想出这样一种反例：如果有一个人德性非常坏，他加入了这个团体，会不会造成德性败坏的症状在群体中的传染呢？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不用太担心害群之马，害群之马肯定是有的，但是大量德性评价者的出现，能够使得某些不合格的德性评价者被过滤掉，或者说被边缘化。
换言之，大多数人按照公心去评价，会构成某种非常重要的舆论场，然后就构成了某种势。而且具有各种德性专长的人相互组合，也能够克服盲人摸象的问题，帮助公众看清楚问题的真相。我本人对于这个论证也有两个补充性的论证来说明亚里士多德是有道理的。
一个补充性的论证是这样，就是从概率的角度上来讲，一个人德行败坏的概率要高于全社会比如说5万个人德行同时败坏的概率。所以你把国家的希望就放在那少数几个人身上，他出事的概率会比较高。5万人同时道德败坏，这应该说是比较难的。
那么第二个论证是什么呢？公众的舆论场本身它有一种道德的压力，迫使大家在舆论场中装也要装成正人君子。虽然有时候有些人是装成正人君子，但这多少也算是一种约束。这也就是说大量的道德评价人所构成的舆论场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相互监督的场所，这是维持个体道德积分的某种重要的社会条件。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权利都放到少数人手里，那么其他人手头没有任何的权利，甚至没有舆论的监督权，这就会使得德性的腐败成为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会出现反面的情况。我前面已经说了，5万个人同时堕落的确概率要比一个人的德性堕落的概率要低得多，但是保不齐也会出现某种黑天鹅事件。就是在某个社会里面，八九成的人良心都被狗吃了，相互监督成为相互比烂，全社会的道德积分就所剩无几了。
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如果出现了这种黑天鹅事件，那么这个社会就必须转入贵族制与王制了，让少数或者一个德性还不算败坏的人来进行统治。换言之，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中，5万人的道德总量已经低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还比不上某一个闲人的道德总量。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还真有可能发生，我们历史上也有实例。
二次大战以后，我们知道纳粹德国它是暂时是被盟军军管的，然后盟军就在他们所统治的地区进行强制的去纳粹化教育。这是为什么？因为纳粹化教育已经把德国人的道德积分弄成了负分，每个人脑子里装的软件都是乌七八糟的，都是觉得犹太人就活该被我们欺负，我们就活该侵略别人。
所以这时候不能让德国仓促使用民主制，弄不好纳粹余孽就会冲上来了，有一个小希特勒又冒出来了，而必须要让少数的盟军的军官，进行强制性的去纳粹化教育，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贵族制和王制了。
维持社会德性：让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整个社会的德性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亚里士多德给出的一个药方，（是）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成为中产阶级，也就是那些不那么富也不那么穷的人。社会中当然也必然会有富人与穷人，但他们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少的，社会大多数成员乃是中产阶级，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称之为橄榄型的结构，当中大两头小。
中产阶级为什么能够成为社会的定海神针呢？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处在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卡在当中的位置，他既能够同情穷人的处境，也能够理解富人的想法。纯粹的穷人就比较容易产生片面的仇富心理，富人则可能沉湎享乐，不知民间疾苦。中产阶级就能够体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道的原则了。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其实是颇有道理的。大家想想看，希特勒这样的人是怎么能够通过民主选举，而在30年代初的德国取得大权呢？就是因为当时德国的经济败坏了，没有一个稳定和强大的中产阶级了，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所以这些人就需要一个救世主，很不幸他们找到了希特勒这样的人。
亚里士多德只是说如果中产阶级强大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德性总量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怎么让中产阶级强大呢？这个问题就很深了，这就牵涉到一些更深的对于经济结构的问题的一些思考。比如今天美国的分裂，其背后的经济原因当然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没落。但是中产阶级的没落背后的根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就是全球化的这种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导致美国国内的一部分中产阶级，成为了这种新分配游戏的牺牲者。
这方面的深刻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理论所没有能力触及的。我认为这方面的讨论，可能会要涉及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我们就此打住。
好吧，我们现在就假设中产阶级力量已经很强大了，不管它是怎么强大的。但亚里士多德非常清楚，即使中产阶级的力量很强大，专家的意见也必须要得到尊重。因为很多专业的管理问题一般人是不懂的。怎么平衡专家意见与民众意见之间的关系呢？这就首先要对民众参与公共管理这件事本身进行区分。
有一些职位，比如古希腊城邦的执政官是重要的官职，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要害部门。而一般的公民大会的投票事务，则是不那么重要的政治事务。亚里士多德认为，重要的官职应该交给德才兼备的政治专家，而一般的不那么要紧的事物，则可以交给民众，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法律来协调。
合格政治专家的遴选标准：财产和德性积分
好了，现在有一个新的麻烦了，到底谁才能算是德才兼备的专家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四面讨巧的特点，在这个问题上也流露出来了。他认为遴选合格的政治专家的标准，其一就是看财产，其二是看此人历史上的德性积分。
第一条比较好说，因为财产可以度量；后者则是看他做了多少公认的好事，比如自己花钱更新公共设备，救助乡里乡亲什么的。但谁都看得出，要做此类的好事，并且被大家记住，有钱也是一个必要条件。今天的读者可能会对这个标准感到不太舒服，这也就是说富人成为城邦老大的机会难道就更多一点么，这样的体制又怎么维护穷人的利益？
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越富就越有资格成为执政官。他的意思说财产标准是一个入门的资格，至少得保证他是中产阶级或者是中产以上阶级。
在这里钱之多寡，只是某种媒介性的条件，也就是说是触发德性积分提高的物质性前提。另外也因为被遴选的后备官员至少算是一个小富人，所以他对物质的需求是不大的，做官以后贪污的概率也比较小。而且也正是因为他多少算是个小富人，所以他从小到大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也比较大，所以他治国理政的本领，要比读书少的底层民众要强。
但是不是即使是这样的人也有可能做坏事呢？当然有可能了。所以公民有选举和审查官员的权利，防止出现建主制度与寡头制度。这里要指出的是，虽然选举这些候选人并不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但选他们的（时候）公民还是可以参与的，同时审查他们的（时候）公民也是可以参与的。请注意，这里我们所说的审查权和监督权并不等于是决策权，这两者是不同的。
就拿中国的古代政治制度来打一个比方：在汉代，地方上最重要的行政单位叫郡，郡的长官叫太守或者是郡守。太守的权力还是很大的，他有地方上的各种各样的决策权、人事权，用人的权力，甚至有调动郡内军队的权力，所以有点就像一个小诸侯的味道。但是他不是为所欲为，说他是小诸侯只是个比方，他如果做出鱼肉百姓的事，或者对朝廷不忠的事，那怎么办？
在几个郡级单位上面，还有一个刺史部，刺史部的主要的官员叫刺史，负责监督各个太守的执政，看看大家有没有做出一些不良的行为。但是如果每一个郡守所做的事，都在汉朝的法度之内，一般来说刺史是不干涉地方的具体措施的。
而亚里士多德如果知道中国汉朝的制度，他只不过就是把中国汉朝的刺史从一个人换成了一群人，也就是广大的公民，广大的公民都是刺史大人，都有权审查官员是否违法。但注意，你不能够具体地干涉官员的具体行政，只要他是合法的，你还得听他的。而亚里士多德所攻击的那种暴名民主制度则是全体公民集体审议一切事物，不论大小。而真正的行政官员却不能决定任何事物，仅仅做一些准备性工作，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会使得整个城邦的秩序陷于崩坏。
如何判断公司的好坏？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衡量一个微观的社会组织，比如说公司这样一个德性程度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比如我们要考察一个公司到底是个好公司还是坏公司，我们就可以仿造亚里士多德的格式来问下面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公司的管理阶层的德性程度如何？德性程度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管理者对于公司的公共利益有没有公心，或者只是把公司当作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对于下属，上层的管理者是不是经常会将下属的功劳拿走，同时却将责任往下面推卸，上级的管理者愿意不愿意倾听下属基于公心而提出的针对工作中的问题的种种批评意见呢？
第一个问题，是针对这个公司的或者是其他社会组织的管理阶层的德性的。但是亚里士多德也提到，被管理者也要有德性，如果广大公民的德性崩坏了，整个社会也没救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公司的广大员工的德性水平如何了，也就是说如果公司里面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你是不是在公司的微信群或者是公司的其他的舆论平台上，听到那些批评性的言论呢？或者说广大的员工只是逆来顺受呢？员工之间是否有互相坑害的现象。这是第二个问题，是针对公司的被管理者的。
第三个问题是针对整个公司的形式管理方式的。到底谁管事呢？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呢？（遇到）大事会不会开职工代表大会呢？或者董事会的运作是否正常呢？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否透明呢？
在中国有很多企业，它带有一定的家族企业的特征，所以在研究公司的组织管理形式的时候，你也不妨研究一下这些公司的重要领导干部之间的亲属关系。如果亲属关系过于密集，十有八九它的用人原则是唯亲而上的，而不是唯贤而上。
第四个问题就是公司的利益分配原则是怎样的，核心员工的待遇如何。我们都知道在亚里士多德的一种理想化的混合型城邦体制里面，中产阶级的利益应该是要得到保证的。按照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合理的公司里面，核心团队的收益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它的整个收入结构应该是像橄榄形一样，中间大，两头小，大多数人拿的钱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些极优秀的员工可以拿的多一点，少数比较后进的员工拿的比较少一点。如果出现了所谓的哑铃型，也就是说整个收入分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这种趋向，这个公司就很难运作，而且基层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就很难被调动起来。
如果你按照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标准，对一个公司的德性总分做出了一个评价以后，最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一个公司如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德性都不错，而且它的整个组织架构也是合理的，它的分配制度也是合理的，这个公司当然就是个好公司了。
但如果其中有一项或者是两项败坏了，你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公司呢？你就得看具体情况了，也就是说就要看它败坏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已经败坏到了你无法忍受的程度。如果上面所说的这些要素全败坏掉了，公司的管理层也腐败，被管理者也不像话，整个公司的组织运作原则根本就是没有原则，分配利益的原则也完全是好处让少数人独占了，十有八九你就得离开这个公司了。
跳出工作困境：让自己变成德才兼备的人
但是这里面又有个程度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能够跳槽到的别的公司，在这方面的问题要比你原来待的公司更加严重，你可能还是很难立即跳槽。所以这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要的原则上，就是要寻找中道。
中道到底在哪里？不能机械地规定，得根据每个人自己行业的具体情况来看。
在中国国企、外企、私企、高校情况是各自不同，不同的城市的情况也都不同。以我自己作为大学老师的体会来看，不同的学校，不同的院系情况也千差万别。但是其中有一条原则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要让自己变成德才兼备的人。
这不是说一些泛泛的道德空话，这个才和德都是具体有所指的。这个才是什么呢？在各个技术部门里面你都要考证，你要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技术职称，当然是国家认可的那些金字招牌的职称，否则你说有才别人就不信了。
举个例子说，在我们的学术行当里面，理科的老师说我想跳槽到别的学校去，你有几篇SCI的一区论文，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你才干的标准，否则人家新的单位不要你。 第二个就是德，德就是做什么事情要按照原则来进行，千万不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留下什么职业道德方面的污点。
比如在我们做教授这个行当里面，剽窃论文就是个很严重的失德。但是只有你自己恪守底线，从不嫖窃论文，那么当别人剽窃论文的时候，你才有足够的道德资本冲上去吼一嗓子，对他进行猛烈的道德抨击。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发现某个地方某某教授已经有了公认的严重的学术失德行为，却依然在学术的小环境里面吃香的喝辣的。你就十有八九可以判断，这个地方可能是学术界的某种道德积分的洼地。
所以为了不同流合污，只要你自己的资历硬，你大可一走了之，到一个德行积分高的地方去。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要按照自己的道德操守来做事情的话，走可能要比留更好。因为你可以发现一些道德操守比你低的人在这里已经爬到你上面去了，你按照自己的道德的行为准则来做事的话，反而会遭到他打压。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道德上还算有底线的人，你这样的人被打压了，岂不是让全世界的道德积分又往下调低了这么几个点吗？所以为了让你的道德积分能够提高，你可以跑到别的单位上去，（当）你在行政上得到了新的单位领导的保护，你再来攻击原来你看不爽的人，在微观的政治操作技术上也比较安全，这样做对公对私都是极好的。
好，前面我们已经根据亚里士多德讨论政体的一些思想原则，对我们怎么选择单位、怎么判断一个单位的德性积分做出了大概的描述了。
人生并不是事事都能让人如意的，有时候我们的确能找到一个德性积分很高的单位，发挥自己的才能。
但有时候很不幸，因为各种因缘际会我们进入了这个公司或者单位，它德性积分就是很低，（你的）身边都是小人。
亚里士多德又该如何理解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甚至生活中的种种悲剧呢？这就牵涉到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本性的讨论，这也正是我们下一期的内容。
课后思考
跳出工作困境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变成德才兼备的人，你认同吗？
认同。因为，没有完美的组织和个人。让自己跳出任何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成德才兼备的人——在工作上，要有良好的专业能力和德行；在组织内也是，要有良好的品德和各种良好的能力。只有这样后，才不会被关系和事物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