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何以成就贞观之治
唐太宗在位总计23年，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称得上是太平盛世的时代之一。从《贞观政要》来看，能取得这个成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唐太宗能够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
唐太宗少年时代即投身于推翻隋朝的革命活动，亲眼看到隋朝灭亡的过程，对于隋亡的历史教训有着深刻的印象。像其他的开国君主一样，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如何保持社稷永固成了他思考的重点。
从《贞观政要》记载来看，唐太宗是非常喜欢读史、议史的，他经常与群臣议古今治乱兴亡，分析、研究历史上的一些王朝政权得失的原因作为自己的鉴戒。如贞观六年，他对侍臣说:“联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柞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卷三·君臣鉴戒》)贞观八年，他又对侍臣说:“秦始皇平六国，隋扬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俱”(《卷十·灾祥》)
唐太宗还与侍臣谈论“草创”与“守成”的问题，也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问题。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草创与守成哪个更困难？房玄龄认为“草创为难”，魏徵认为“守成则难”。太宗说:“玄龄者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卷一·君道》)认识到守成之难不亚于草创，唐太宗“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卷十·慎终》)，“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以否”(《卷三·择官》)。
唐太宗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江山决非永固，能够分析、研究历代王朝治乱兴亡原因，从中吸取经验训，检讨自己，励精图治，这是贞观之治的关键所在。
其次，唐太宗善于纳谏。
唐太宗善于纳谏，在历代帝王无人能出其右。纳谏一事被他提高到关涉兴亡的高度。他从史书中看到，夏桀杀了敢于进谏的贤大夫关龙逢，汉景帝错杀了大臣晁错，“未尝不废书息”，并引以为戒。他对群臣说:“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卷一·政体》)
他认为“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所以他对大臣说:“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卷二·求谏》)
他看到，王朝的衰败在于“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因而他对群臣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卷一·政体》)做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看到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的。
在唐太宗看夹，历代封建帝王中有所作为的“惟秦皇、汉武。”然而“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他虽然也很有作为，“自谓不减二主”，但鉴于秦皇、汉武的教训，“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卷八·贡赋》)
认识到一己之智的不足，为了江山永固，唐太宗始终身体力行求谏、纳谏的策略。一方面他鼓励臣下进谏。为了让臣下能够放心进谏，他甚至一变自己的威严面容，“每见人奏事，必假借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卷二·求谏》)另一方面，他对于臣下的进谏，无论采纳与否，正确与否，均进行及时奖励。
唐太宗的虚心纳谏，与臣下形成了良好的互动，造成生动活泼、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这使得他能够集思广益，在内政外交重大决策上，采取适当的政策，形成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
第三，唐太宗比较能够以儒家政治伦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唐太宗总结古代的治国安邦经验，特别是他从秦、隋二朝因不行“德治”、“仁政”而短命夭亡中吸取教训，因此主张“以仁义为治”的治国方针(《卷五·仁义》)。贞观元年，他对侍臣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卷五·仁义》)贞观初，他与侍臣讨论周、秦二朝祚运何以长短悬殊的问题，侍臣萧瑀认为是由于周朝得天下是以有道伐无道，秦氏则专任诈力。唐太宗认为“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卷八·辩兴亡》)，关键在于是否以仁义来守天下。贞观四年，他又讲:“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卷六·慎所好》)。
唐太宗力行“仁义之治”，为臣下作出榜样。贞观初，唐太宗对侍臣讲:“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卷一·君道》)贞观初，有人上书，要唐太宗“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对于这种“以诈道训俗”的建议，唐太宗没有采纳，并对侍臣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卷五·诚信》)
唐太宗君臣以史为鉴，对于崇俭约、反奢纵特别着意。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并提出“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绵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卷六·俭约》)。贞观二年，公卿奏请大宗避宫中卑湿，另营一阁以居之。太宗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卷六·俭约》)。在唐太宗的影响下，贞观年间的大臣都厉行俭约，生活简朴。如“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陋，无帷帐之饰”，“户部尚书戴胄卒，……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魏徵宅内，先无正堂”(《卷六·论贪鄙》)。
此外，唐太宗一朝，提倡儒学，表彰忠节、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好、慎言、远佞、戒奢、戒贪等德行。从《贞观政要》书中我们看到，唐太宗不仅是提倡，更能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使得整个社会保持良好的风气，这对于贞观之治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
贞观之治的形成，自然也离不开一批有识见、有能力的大臣的辅佐。但在人治的框架下，一个社会的治理，关键还是在于帝王本人。帝王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否虚心接受批评（谏议），能否为社稷利益克制一己的私欲，能否具有容人之雅量，这是最为根本的。
唐太宗的忧惧，是帝制的死穴
在《贞观政要》一书的最后一篇末尾，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答。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徵：“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能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卷十•论慎终》)
唐太宗看到了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的规律，希望能找到可保江山永固的办法。《贞观政要》一书所记，无非是他和臣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及实践。而魏徵，这个封建时代最优秀的政治家，所能找出的办法只能是“陛下常能自制”。
这段话体现了“人治”的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
唐太宗的忧惧，也是历代帝王的忧惧。但在人治的社会，恐怕没有哪个统治者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不否认良好的“人治”是可以期待的一种社会治理结构，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如果能实现，我们也乐观其成。但良好的人治其实是高难度的政治制度。在赋予统治者无限权力，而对人性的制约唯有依赖“自制”的政治体制下，堪任良好人治大任的人就如空谷幽兰一样稀缺，整部中国历史，算得上政治清明的时代不过那么寥寥几个。
唐太宗一朝君臣的努力，代表了“人治”的政治制度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要达到贞观之治的境界，需要有那么多偶然因素的集合才能做得到，而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保障了民众的温饱而已。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留给我们的包袱之一是期待最好的“人治”的心理意识。即使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实现了民主治理的国家的繁荣的时候，还有许多人陶醉在“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传说中，固执地在等待“哲人王”的来临。这是我们在读《贞观政要》以及其他许多传统政治文化典籍时应该注意的事。
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回顾一下另一段关于治乱兴废的对话，即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著名的“窑洞对”。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针对黄的疑问，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