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话题说不完，褒也贬也，是也非也，众说纷纭。对于知青的记忆终是十分的清晰。我的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念大学的时光，都是有知青的身影在身旁，和他们也有很多的接触，总的感觉就是有文化有知识，也很吃苦耐劳，身上洋溢着一股奋进向上的力量。那时的我对于知青这个群体心目中充满着敬佩。
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是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的一段演讲，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彻底否定了“文革”，那么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应该一并否定。教授的演讲中就是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确实不敢苟同！可以否定“文革”，但是不能否定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这是一代人的付出和努力，也是一段红色的记忆，全国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不敢说惊天地泣鬼神，最起码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史载：195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文件，第一次提到了“下乡上山”，并把它作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重要途径；1962年，王震将军在对塔里木的开发过程中，经过多次的考察和调研，深感兵团的发展缺乏有生力量，尤其是缺乏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素质劳动者。也恰在此时，国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各大城市均处在精简人口、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关口；毛泽东主席也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要从时间节点上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严格地说并非“文革”的产物，而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只不过是在“文革”期间大规模地进行了具体实施而已。
记得看过一部电视剧《国家孩子》，也是反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的3000个孤儿和被家庭遗弃无人收养的十岁以下的小孩子，经周恩来总理和内蒙古主席乌兰夫协商，运送到内蒙古自治区，被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收养的故事，国家有困难，内蒙古的牧民们也为国家分忧解难。国家有困难，人民甘愿付出，一代知识青年们也为此付出的是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教算数的老师就是一位上海女知青，记得她的名字叫葛小宝。葛老师身材廋小，戴一副近视眼镜，很清秀的样子，很漂亮。上课时很严肃，也很认真，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年轻的老师，文文弱弱，但是一丝不苟，十分严谨；上初中的时候，在143团10连，知道了几个武汉知青。一个是连队卫生室的卫生员小康，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只是大家都这么叫，我也就只记住了叫小康。她是一位女知青，我到卫生室去看过几次病，态度很好很热情。说着一口武汉口音的普通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贤惠的样子。我知道她后来结婚嫁给了10连的副指导员刘光明。刘光明副指导员我很有印象，记得那年我高中毕业就在10连参加了工作，成为了一名兵团职工。上班没几天，有天下班后，刘副指导员托人带话叫我晚上去他家有事给我说，当我去他家的时候，就看见了他的爱人小康，小康大夫很热情的招呼着。原来刘副指导员要我到连队去做文教工作就是当宣传员，说是高中毕业，应该可以干好。我听后反复想了一下，因为我一心想参加高考，要复习功课，没有时间的保证考大学从何谈起？所以我当时就婉拒了副指导员的好意。当我离开时，副指导员和小康一直把我送到了门外。生命中有人想着，有人赏识，着实让我深深地感动了。
10连还有一位武汉知青，在连队机务班工作，和我姐夫在一起从事农机驾驶和修理工作。他是那批武汉知青中年龄较小的一个。他叫王五六，不知道有没有大名，或许他是五六年出生的，就叫了这个名字也说不定。过了几年后，我姐夫告诉我，说是王五六疯了，好像是因为和十连的一个连队女青年谈恋爱，恋爱不成，被女孩拒绝后，思想受到了刺激，最后神经质了。据说他的武汉家里也没有什么亲人，他精神不正常后，不能继续工作，连队就给他申请了五保户，由连队把他养起来了。据我姐夫和姐姐回忆，王五六一直没有回武汉，只身留在了十连，一直到二00几年，因病去世了。一生孤独，命葬边疆，回不去的老家，看不到的爹娘，从未享受到爱情，因为爱情遭到离弃，感觉有点儿独孤求败的味道，一条生命就此打住。
还有一位邓家莉老师，她也是武汉知青，曾经在十连生产班当过班长，我的姐姐当时就是她班里的职工。后来她调到了学校当了老师，不过几年后她就调回武汉的学校去工作了。2016年武汉知青重回兵团时，她和泰来老师一起重回143团观光，70岁的人依然神采奕奕，怀旧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今年二月，我接到她家人的信息，说她二月份在武汉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不幸染疫去世了。生命的绝唱，竟是在一个意外之中。
上高中的时候，在143团二中，管耀明老师、许泰来老师都是知青，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老师很有学问，高中学历的老师在为我们这些高中生教授知识，深感老师的素质和学习能力之高强。温文尔雅，谈吐不凡，展现出的是知识分子的谦逊、稳重、豁达和睿智，当然也有书生意气风发和昂扬向上勤勉。知识青年的到来为兵团基层的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天，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在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下，上了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最后走向社会，成为了国家有用之才的。感恩老师！记得还有二中梁森老师的爱人蒋老师，她是一位上海知青，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她是小学老师，后来我们毕业后，她已经是小学的校长了。印象最深的是梁森老师和蒋老师夫妇的一对双胞胎女儿，那时还小，非常的美丽，一家人在一起总是其乐融融的样子。
还有一位知青，就是当时的143团教育中心的主任黄鄂雯，他也许是我在兵团时接触过的最后一位知青了。我知道他是武汉知青，在二中当过老师，后来就调任了团教育中心主任，成为了领导干部。记得我从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后就被团场分配到了三中当了老师，我就在三中教了一年书。暑假时三中的叶校长让我到团教育中心去找黄鄂雯主任，也没说什么事，我就去了教育中心。
见到了黄主任，黄主任让我到一中去试讲一下课，说是要把我安排到一中去教书，而且要求我在团中学教书的妻子一起去一中。那是1986年的事情。我当时已经结婚了，妻子是广播电视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团中学当老师。我在结婚之前去找过黄主任，希望把我和妻子安排到同一个学校工作，或者把我调到团中学，或者把我妻子调到三中。但是答复是学校都没有住房，两个人调到一起解决不了。按照黄主任的安排，我和妻子一起到了一中各自试讲了一堂课，一中的一位女校长只是让我们回去等通知，而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在家中久等不到去一中教书的消息。之后我就走上了赴南疆“少、边、穷”（少数民族、边远、穷困）地区的求职工作。1986年10月，我已经被南疆当地政府人事部门录用为国家干部，成为了地区人民医院院长的秘书，从事文秘工作了。大概是十月十几号吧，我已经在医院工作有半个月了，我的家人给我拍发了一封电报，说是143团教育中心的黄主任通知我到团中学去上班，当老师。我只能表示遗憾了，失之交臂，得之桑榆。也应了那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988年，我在上海科技大学进修。有一天我和班长一起去逛上海城隍庙。在返回学校的公交车上，一位年长一点的大姐听到我和班长的对话，就问我们：听口音是不是新疆来的，我们说是。我问她怎么知道新疆，她说她是上海知青，回沪前在奎屯的农七师医院当医生，现在调回上海在嘉定县医院工作。上海科技大学就在嘉定，而且离县医院很近，真的是好巧。我赶紧问农七师医院医务科的范主任回没回上海，女大夫说范主任还没有回上海。她和范主任是一起从上海到新疆兵团去的，又一起到了农七师医院当了医生。我是在自治区卫生厅举办的“新疆健康教育学习班”上，因为和范主任住在一间宿舍而相识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范主任是上海知青。
否定“文革”可以，但是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不能否定，从大城市来到边疆农村的知识青年们所吃的苦，所受的累，以及远离家乡和父母所感受到的孤寂和亲情不能的无奈，都是常人不能够体会到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给一摊死水仍然沿用着落后生产工具和生产模式的农村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对于当时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知识青年有知识有文化，所以在兵团农场大多是教师、医务工作者、技术人员或者领导干部，知青影响着兵团农场的方方面面，兵团的建设发展知识青年功不可没。可以很自豪地说：一代知青就是国家的功臣，虽然没有奖章，但是祖国的建设，兵团的发展都离不开知识青年的无私奉献和辛勤付出。
历史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兵团更不会忘记！
202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