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宋朝重文轻武的结果是什么?
他说,留给我们众多的文化遗产、科技遗产。唐宋八大家,宋占六席;四大发明,宋占三席。美学方面更不用说了,宋瓷是中国古代瓷器审美天花板。今天若是你手里有件品相完好的宋代汝窑瓷器,无论是盘子是碗,估值都要以亿为单位。
我问,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
他说,还不错,一天能吃三顿饭了,而且取消了宵禁政策,夜生活丰富起来。
我问,一日三餐有什么稀奇的?
他说,宋朝之前,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饭,诸侯是三顿,皇室是四顿。西汉时,叛变的淮南王被流放,圣旨上专门点出:减一日三餐为两餐。还有一点,宋朝有失业保障制度。过去遇到大饥荒、大瘟疫,老百姓只能接受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宋朝不同,每当有饥荒年头,就针对流民进行征兵,并且实行的是募兵制,发工资的,军人职业化。为什么要招流民呢?一是人道主义,别饿死了;二是预防农民起义。甚至有这么一句话:朝廷每多一卒则山野必少一贼,所以这个募兵模式更像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我问,为什么不实行征兵制?
他说,宋朝是文人治国,看不得老百姓受苦。特别是他们读过杜甫的《石壕吏》以后,更痛恨征兵制:三个儿子上疆场,已经牺牲了两个,你们还要抓体弱的老头去打仗,老头翻墙逃跑,就把老太太带走了,去前线烧火做饭。当然,这是表因,最深层的原因,是征兵制往往对应地方军阀,相当于地方有稳定的武装力量,对宋朝来说,这是隐患,要解除。
我问,募兵制会不会增加国库开支?
他说,肯定会,军事经费要吃掉宋朝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
我说,关键是没有战斗力。
他说,战斗力要对应着强有力的军阀,宋朝就没有军阀产生的土壤。宋朝的制度设计,核心依然是重文轻武,文官掌握军队,宗旨是防内而不是防外,绝不允许地方贵族或官员做大做强称霸一方,从而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我问,那如何预防外敌侵入呢?
他说,文人擅外交,签君子盟约。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讲诚信。例如西夏原本是宋朝的藩属,接受大宋的封号,可李元昊上台后,要自立称帝,建国号“大夏”,还写信给北宋,要求承认他的合法性。大宋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挑衅呢?随即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可是一打仗,宋朝发现自己节节败退。李元昊呢,发现因为两家打仗断了贸易而导致统治区内通货膨胀。几个回合后,双方都有议和的打算,于是在宋政府承诺给与足够白银补偿的前提下,李元昊再次归顺。周边蛮夷一看,哇,打滚有糖吃,于是纷纷效仿。李元昊真正开启的是破窗效应。
我问,宋夏之战,有没有名将?
他说,宋朝没有名将基因,只有名相基因。到了宋仁宗时代,逐步实施“以文驭武”的举措,就是中央军事决策归文官大臣,前线作战也由文臣统御武将。西夏骑军骁勇善战,一开仗就大败宋军,吓的京城文武百官瑟瑟发抖。皇帝问,众爱卿觉得谁适合出征西夏?众人遥指范仲淹。此时范仲淹不在京城,刚被贬到鄱阳任职。情况紧急,火速把他调任西北前线。
我问,为什么被贬到鄱阳去了?
他说,因为太刚正,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于是被贬了,这是他第三次被贬。不过范仲淹的多次被贬也成就了他,其刚正不阿的形象在官民心目中越来越伟岸,所以每次朝廷遇到大事,他总是“众望所归”的那个人。
我问,范仲淹一介文人会打仗吗?
他说,会!范仲淹提出了“积极防御、屯田久守”的战略方针,边防御边筑城,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
我说,这是变旷野战为城堡战。
他说,是的,城墙自带防御加成。范仲淹是很擅长筑墙的。公元一零二一年,在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他发现旧海堤因年久失修,海潮倒灌,淹没良田,于是主持修建了捍海堰。现在去泰州依然能看到范公堤遗址。
我说,范仲淹是泰州的一张名片。
他说,范仲淹是N多地方的名片。
我问,范仲淹的母亲改过嫁?
他说,是的。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五代十国时,曾祖、祖父、父亲均在吴越当官。范仲淹出生不久,时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的父亲病逝,生活陷入贫困,母亲谢氏抱着他改嫁给淄州长山人朱文翰。改嫁需要有姿态,于是范仲淹改名朱说。
我问,什么时候改回范姓的?
他说,当官后。他考上进士的时候,还叫朱说。
我说,基因的强大,龙生龙,凤生凤。
他说,还需要有读书的机会。虽然母亲改嫁了,但是依然嫁到了大户人家。
我问,范仲淹前两次被贬是因为什么?
他说,第一次是干预皇帝母子关系。宋仁宗要带着文武百官给刘太后磕头祝寿,当时范仲淹就提了反对意见,意思是祝寿是你家的私事,她又不是我们的娘,我们磕哪门子头?何况你已经二十岁了,成年了,是一国之君,不能什么事都仍然听你娘的了,于是被刘太后给贬了。第二次是插手皇帝夫妻关系。刘太后死后,宋仁宗想换个皇后,众大臣多赞成,说婚姻自由,范仲淹却极力反对,又被贬了。临行前,京城同僚纷纷送出城门,感叹一句:范君此行,愈为光耀。所以说,范仲淹的三次被贬,也成就了他。
我问,宋仁宗很怕刘太后吗?
他说,宋仁宗与刘太后就是狸猫换太子的俩主人公。当然,在民间,狸猫换太子的主角是包拯。大体情节是当年的刘皇后与太监郭槐狼狈为奸,在李妃生下宋仁宗时用剥了皮的狸猫换走,婴儿带回宫里假装是自己所生。李妃被陷害,流落民间,遇到了开封府秉公断案的包拯,最终帮助仁宗母子团聚。
我说,包拯管的有点宽。
他说,历史上的确有“仁宗认母”这个事,也有包拯这个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不过两者并无关联,是后代文人强行给捏到了一起。宋仁宗确实不是刘皇后所生,生母是李妃,只是由刘皇后抚养长大。历史上的刘皇后是个实力派,又受到宋真宗的独宠,不需要与什么后妃争宠。
我问,范仲淹官至什么?
他说,参知政事,副宰相。宋朝吃了西夏三闷棍,宋仁宗也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应该做一些改革了,否则大宋迟早要毁在我手里。他急忙召范仲淹进京,把他提拔成副宰相,同时重用富弼、韩琦,然后派了一个任务,给大宋开个药方,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明天更美好?于是,他们几人搞出了“庆历新政”,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核心是解决宋朝的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
我问,主要有哪些举措?
他说,一是对官场进行瘦身。一方面对现存官员实行优胜劣汰,另一方面严格把控入职关,关闭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就可以直接任用的“门荫”制度,同时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二是减税赋,激活农业、商业。三是重新启用征兵制,点谁的名谁去当兵,因为过去的募兵制几乎吃空了中央财政。
我说,前两条好前卫。
他说,宋仁宗对新政是拍手叫绝,力挺范仲淹,但还是没采纳征兵制这个方案。
我问,新政为什么会失败?
他说,要求改革的是宋仁宗,叫停改革的也是宋仁宗。宋仁宗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他刚开始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不仅叫停了改革,还把范仲淹发配到邓州任职。
我说,对官场进行瘦身,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他说,是的,成语“一笔勾销”就是讲这场改革的。范仲淹挨个考察每位官员的任职政绩,若是发现有人“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将此人的名字从花名册上一笔勾销,逐出官场。富弼弱弱的提醒了一句: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这样一来,被勾去名字的人就要全家痛哭了。范仲淹回了一句:他一家人哭,总比祸害千家万户,让千家万户哭要好得多吧?!
我说,范仲淹几次被贬,心态还很好。
他说,是的,百折不挠,即便被贬也依然豁达潇洒。《岳阳楼记》就是范仲淹改革失败被贬邓州后创作的。有意思的是,范仲淹压根没去过岳阳楼,这篇千古名作是他看着草图,凭借想象力写出来的。
我说,经典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说,当年八十多岁高龄的钱伟长主持组建新上海大学并担任校长,他在上海大学原有的“自强不息”校训后面就加了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是对政治大节和私德品行有追求的人,并不是到了邓州后才有这个心境。他在泰州当小官的时候,就提出过“君子不独乐”的观点。我最喜欢他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我说,感觉宋朝全是文人在当官?
他说,科举考试内容是指挥棒。宋朝考什么?作诗、背诵经文。单看宋仁宗期间的文人名臣吧,晏殊、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北宋五子、包拯……随便拎出来一个依然熠熠生辉。
我说,作诗好不一定当官当得好吧。
他说,所以范仲淹在新政改革里有这么一项,科举考试不再考作诗以及背诵经文了,而是考策论,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实际情况出考题,让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我说,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考试。
他说,差不多。
我说,我觉得范仲淹提出的新政是真好,给政府瘦身,给农民减负,让政府更高效,让社会生产力更有积极性。
他说,新政很好,但是施行要有缓冲期,逐渐推进,减缓压力,慢慢挪走蛋糕比一下子移开更能让人接受。另外主要是宋仁宗也不坚定,这一点,他比不上他孙子宋神宗,宋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范仲淹的改革相比王安石的改革,充其量是按摩针灸,王安石则是刮骨疗法,反对者更多。
我问,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什么?
他说,王安石的变革一分为二。一是机构改革。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选拔人才、重用人才的模式。二是国家创收。他认为国家受欺负的根本是军队不行,军队不行的根本是国库空虚,若是不差钱,怎么可能怕西夏、怕辽国呢?大宋怎么可以强盛?怎么充盈国库?王安石给出的答案是把国家当企业去经营,最简单的办法,搞国家银行,给富翁、老百姓放贷。
我说,与民争利。
他说,财富总值是固定的,国富一定对应着民穷。政策在层层下放过程中,执行肯定会有偏差。例如对农民实行强制放青苗贷,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有人还不上怎么办?只能把耕牛都杀了,民生更加艰难。王安石变法失败有个关键点,触动的利益层过多,改革没能使大多数民众受益,反而增加了穷人的负担。但是,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入手是好思路。不过若是他的变法再前卫一点,不是通过放贷的方式经营,而是开办国有企业,例如去搞工业,去搞贸易,搞出口,那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我说,宋朝人,不大可能有这个意识吧?
他说,不能这么说。这个时期的欧洲,已经开始文艺复兴了。1085年,意大利北部出现了第一个选举执政官的城市——比萨。从此以后,意大利全境逐渐由各城市分治。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执政官们的权力得以约束,人民的自由得到维护。王安石变法也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由此开启了闭关锁国的时代。而此时的欧洲开始了全球化进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后,中国被西方国家追赶上,并逐步被甩到了后面。
我说,改革好难。
他说,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改革十多次,真正成功的只有两次半,一次是商鞅变法,一次是改革开放,还有半次是张居正的改革,算是技术性修补。最有名的失败则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帮国家搞钱,他的变法从道理上、逻辑上都没有问题,只是想法超出了时代,超出了当时的吏治和社会管理水平所能提供的支持,必然不会成功。应该这么讲,历朝历代灭亡的根源性问题,都是国库亏空。
我说,商鞅不是被车裂了吗?
他说,但他的变法是成功的,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里实力最强大的一个,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说商鞅被车裂,那是因为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商鞅的靠山没了,利益集团肯定反扑,商鞅只能仓皇逃跑,最终还是被抓到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更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总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我问,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什么?
他说,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我问,若是想了解范仲淹生平,您建议去哪里看看?
他说,洛阳伊川万安山。范仲淹的母亲、他本人、他子孙,都葬于此,现在也叫范园。
我问,范仲淹的子孙有出息吗?
他说,他的四个儿子都考了公务员,官也都不小,而且都严守父亲的遗志,个个道德崇高,二儿子当过宰相。
我问,有没有关于范仲淹的逸闻趣事?
他说,他当杭州市长时,赶上饥荒年,不仅不开仓赈灾,反而大搞龙舟节,邀请全国各地的船队来比赛。结果呢,龙舟节结束后,杭州人民饿的比周边城市轻。
我问,为什么?
他说,类似阿拉善每年十月一搞沙漠节,一个黄金周能接待百万游客,真是一片沙漠带起了一座城。龙舟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富家子弟,吃喝玩乐都需要消费吧?拉动了当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