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宋朝重文轻武的结果是什么？
他说，留给我们众多的文化遗产、科技遗产。唐宋八大家，宋占六席；四大发明，宋占三席。美学方面更不用说了，宋瓷是中国古代瓷器审美天花板。今天若是你手里有件品相完好的宋代汝窑瓷器，无论是盘子是碗，估值都要以亿为单位。
我问，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
他说，还不错，一天能吃三顿饭了，而且取消了宵禁政策，夜生活丰富起来。
我问，一日三餐有什么稀奇的？
他说，宋朝之前，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饭，诸侯是三顿，皇室是四顿。西汉时，叛变的淮南王被流放，圣旨上专门点出：减一日三餐为两餐。还有一点，宋朝有失业保障制度。过去遇到大饥荒、大瘟疫，老百姓只能接受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宋朝不同，每当有饥荒年头，就针对流民进行征兵，并且实行的是募兵制，发工资的，军人职业化。为什么要招流民呢？一是人道主义，别饿死了；二是预防农民起义。甚至有这么一句话：朝廷每多一卒则山野必少一贼，所以这个募兵模式更像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我问，为什么不实行征兵制？
他说，宋朝是文人治国，看不得老百姓受苦。特别是他们读过杜甫的《石壕吏》以后，更痛恨征兵制：三个儿子上疆场，已经牺牲了两个，你们还要抓体弱的老头去打仗，老头翻墙逃跑，就把老太太带走了，去前线烧火做饭。当然，这是表因，最深层的原因，是征兵制往往对应地方军阀，相当于地方有稳定的武装力量，对宋朝来说，这是隐患，要解除。
我问，募兵制会不会增加国库开支？
他说，肯定会，军事经费要吃掉宋朝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
我说，关键是没有战斗力。
他说，战斗力要对应着强有力的军阀，宋朝就没有军阀产生的土壤。宋朝的制度设计，核心依然是重文轻武，文官掌握军队，宗旨是防内而不是防外，绝不允许地方贵族或官员做大做强称霸一方，从而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我问，那如何预防外敌侵入呢？
他说，文人擅外交，签君子盟约。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讲诚信。例如西夏原本是宋朝的藩属，接受大宋的封号，可李元昊上台后，要自立称帝，建国号“大夏”，还写信给北宋，要求承认他的合法性。大宋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挑衅呢？随即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可是一打仗，宋朝发现自己节节败退。李元昊呢，发现因为两家打仗断了贸易而导致统治区内通货膨胀。几个回合后，双方都有议和的打算，于是在宋政府承诺给与足够白银补偿的前提下，李元昊再次归顺。周边蛮夷一看，哇，打滚有糖吃，于是纷纷效仿。李元昊真正开启的是破窗效应。
我问，宋夏之战，有没有名将？
他说，宋朝没有名将基因，只有名相基因。到了宋仁宗时代，逐步实施“以文驭武”的举措，就是中央军事决策归文官大臣，前线作战也由文臣统御武将。西夏骑军骁勇善战，一开仗就大败宋军，吓的京城文武百官瑟瑟发抖。皇帝问，众爱卿觉得谁适合出征西夏？众人遥指范仲淹。此时范仲淹不在京城，刚被贬到鄱阳任职。情况紧急，火速把他调任西北前线。
我问，为什么被贬到鄱阳去了？
他说，因为太刚正，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于是被贬了，这是他第三次被贬。不过范仲淹的多次被贬也成就了他，其刚正不阿的形象在官民心目中越来越伟岸，所以每次朝廷遇到大事，他总是“众望所归”的那个人。
我问，范仲淹一介文人会打仗吗？
他说，会！范仲淹提出了“积极防御、屯田久守”的战略方针，边防御边筑城，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
我说，这是变旷野战为城堡战。
他说，是的，城墙自带防御加成。范仲淹是很擅长筑墙的。公元一零二一年，在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他发现旧海堤因年久失修，海潮倒灌，淹没良田，于是主持修建了捍海堰。现在去泰州依然能看到范公堤遗址。
我说，范仲淹是泰州的一张名片。
他说，范仲淹是N多地方的名片。
我问，范仲淹的母亲改过嫁？
他说，是的。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五代十国时，曾祖、祖父、父亲均在吴越当官。范仲淹出生不久，时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的父亲病逝，生活陷入贫困，母亲谢氏抱着他改嫁给淄州长山人朱文翰。改嫁需要有姿态，于是范仲淹改名朱说。
我问，什么时候改回范姓的？
他说，当官后。他考上进士的时候，还叫朱说。
我说，基因的强大，龙生龙，凤生凤。
他说，还需要有读书的机会。虽然母亲改嫁了，但是依然嫁到了大户人家。
我问，范仲淹前两次被贬是因为什么？
他说，第一次是干预皇帝母子关系。宋仁宗要带着文武百官给刘太后磕头祝寿，当时范仲淹就提了反对意见，意思是祝寿是你家的私事，她又不是我们的娘，我们磕哪门子头？何况你已经二十岁了，成年了，是一国之君，不能什么事都仍然听你娘的了，于是被刘太后给贬了。第二次是插手皇帝夫妻关系。刘太后死后，宋仁宗想换个皇后，众大臣多赞成，说婚姻自由，范仲淹却极力反对，又被贬了。临行前，京城同僚纷纷送出城门，感叹一句：范君此行，愈为光耀。所以说，范仲淹的三次被贬，也成就了他。
我问，宋仁宗很怕刘太后吗？
他说，宋仁宗与刘太后就是狸猫换太子的俩主人公。当然，在民间，狸猫换太子的主角是包拯。大体情节是当年的刘皇后与太监郭槐狼狈为奸，在李妃生下宋仁宗时用剥了皮的狸猫换走，婴儿带回宫里假装是自己所生。李妃被陷害，流落民间，遇到了开封府秉公断案的包拯，最终帮助仁宗母子团聚。
我说，包拯管的有点宽。
他说，历史上的确有“仁宗认母”这个事，也有包拯这个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不过两者并无关联，是后代文人强行给捏到了一起。宋仁宗确实不是刘皇后所生，生母是李妃，只是由刘皇后抚养长大。历史上的刘皇后是个实力派，又受到宋真宗的独宠，不需要与什么后妃争宠。
我问，范仲淹官至什么？
他说，参知政事，副宰相。宋朝吃了西夏三闷棍，宋仁宗也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应该做一些改革了，否则大宋迟早要毁在我手里。他急忙召范仲淹进京，把他提拔成副宰相，同时重用富弼、韩琦，然后派了一个任务，给大宋开个药方，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明天更美好？于是，他们几人搞出了“庆历新政”，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核心是解决宋朝的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
我问，主要有哪些举措？
他说，一是对官场进行瘦身。一方面对现存官员实行优胜劣汰，另一方面严格把控入职关，关闭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就可以直接任用的“门荫”制度，同时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二是减税赋，激活农业、商业。三是重新启用征兵制，点谁的名谁去当兵，因为过去的募兵制几乎吃空了中央财政。
我说，前两条好前卫。
他说，宋仁宗对新政是拍手叫绝，力挺范仲淹，但还是没采纳征兵制这个方案。
我问，新政为什么会失败？
他说，要求改革的是宋仁宗，叫停改革的也是宋仁宗。宋仁宗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他刚开始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不仅叫停了改革，还把范仲淹发配到邓州任职。
我说，对官场进行瘦身，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他说，是的，成语“一笔勾销”就是讲这场改革的。范仲淹挨个考察每位官员的任职政绩，若是发现有人“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将此人的名字从花名册上一笔勾销，逐出官场。富弼弱弱的提醒了一句：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这样一来，被勾去名字的人就要全家痛哭了。范仲淹回了一句：他一家人哭，总比祸害千家万户，让千家万户哭要好得多吧？！
我说，范仲淹几次被贬，心态还很好。
他说，是的，百折不挠，即便被贬也依然豁达潇洒。《岳阳楼记》就是范仲淹改革失败被贬邓州后创作的。有意思的是，范仲淹压根没去过岳阳楼，这篇千古名作是他看着草图，凭借想象力写出来的。
我说，经典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说，当年八十多岁高龄的钱伟长主持组建新上海大学并担任校长，他在上海大学原有的“自强不息”校训后面就加了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是对政治大节和私德品行有追求的人，并不是到了邓州后才有这个心境。他在泰州当小官的时候，就提出过“君子不独乐”的观点。我最喜欢他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我说，感觉宋朝全是文人在当官？
他说，科举考试内容是指挥棒。宋朝考什么？作诗、背诵经文。单看宋仁宗期间的文人名臣吧，晏殊、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北宋五子、包拯……随便拎出来一个依然熠熠生辉。
我说，作诗好不一定当官当得好吧。
他说，所以范仲淹在新政改革里有这么一项，科举考试不再考作诗以及背诵经文了，而是考策论，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实际情况出考题，让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我说，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考试。
他说，差不多。
我说，我觉得范仲淹提出的新政是真好，给政府瘦身，给农民减负，让政府更高效，让社会生产力更有积极性。
他说，新政很好，但是施行要有缓冲期，逐渐推进，减缓压力，慢慢挪走蛋糕比一下子移开更能让人接受。另外主要是宋仁宗也不坚定，这一点，他比不上他孙子宋神宗，宋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范仲淹的改革相比王安石的改革，充其量是按摩针灸，王安石则是刮骨疗法，反对者更多。
我问，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什么？
他说，王安石的变革一分为二。一是机构改革。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选拔人才、重用人才的模式。二是国家创收。他认为国家受欺负的根本是军队不行，军队不行的根本是国库空虚，若是不差钱，怎么可能怕西夏、怕辽国呢？大宋怎么可以强盛？怎么充盈国库？王安石给出的答案是把国家当企业去经营，最简单的办法，搞国家银行，给富翁、老百姓放贷。
我说，与民争利。
他说，财富总值是固定的，国富一定对应着民穷。政策在层层下放过程中，执行肯定会有偏差。例如对农民实行强制放青苗贷，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有人还不上怎么办？只能把耕牛都杀了，民生更加艰难。王安石变法失败有个关键点，触动的利益层过多，改革没能使大多数民众受益，反而增加了穷人的负担。但是，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入手是好思路。不过若是他的变法再前卫一点，不是通过放贷的方式经营，而是开办国有企业，例如去搞工业，去搞贸易，搞出口，那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我说，宋朝人，不大可能有这个意识吧？
他说，不能这么说。这个时期的欧洲，已经开始文艺复兴了。1085年，意大利北部出现了第一个选举执政官的城市——比萨。从此以后，意大利全境逐渐由各城市分治。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执政官们的权力得以约束，人民的自由得到维护。王安石变法也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由此开启了闭关锁国的时代。而此时的欧洲开始了全球化进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后，中国被西方国家追赶上，并逐步被甩到了后面。
我说，改革好难。
他说，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改革十多次，真正成功的只有两次半，一次是商鞅变法，一次是改革开放，还有半次是张居正的改革，算是技术性修补。最有名的失败则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帮国家搞钱，他的变法从道理上、逻辑上都没有问题，只是想法超出了时代，超出了当时的吏治和社会管理水平所能提供的支持，必然不会成功。应该这么讲，历朝历代灭亡的根源性问题，都是国库亏空。
我说，商鞅不是被车裂了吗？
他说，但他的变法是成功的，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里实力最强大的一个，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说商鞅被车裂，那是因为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商鞅的靠山没了，利益集团肯定反扑，商鞅只能仓皇逃跑，最终还是被抓到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更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总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我问，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什么？
他说，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我问，若是想了解范仲淹生平，您建议去哪里看看？
他说，洛阳伊川万安山。范仲淹的母亲、他本人、他子孙，都葬于此，现在也叫范园。
我问，范仲淹的子孙有出息吗？
他说，他的四个儿子都考了公务员，官也都不小，而且都严守父亲的遗志，个个道德崇高，二儿子当过宰相。
我问，有没有关于范仲淹的逸闻趣事？
他说，他当杭州市长时，赶上饥荒年，不仅不开仓赈灾，反而大搞龙舟节，邀请全国各地的船队来比赛。结果呢，龙舟节结束后，杭州人民饿的比周边城市轻。
我问，为什么？
他说，类似阿拉善每年十月一搞沙漠节，一个黄金周能接待百万游客，真是一片沙漠带起了一座城。龙舟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富家子弟，吃喝玩乐都需要消费吧？拉动了当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