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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哲学史》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荀子以惠施、邓析并举；然据《吕氏春秋》所说，邓析只以教人讼为事，盖古代一有名之讼师也。大约其人以诡辩得名，故后来言及辩者多及之。其实辩者虽尚辩而不必即尚诡也。
大约战国之时，战事既多而烈，非兵之说甚盛。故孟子反对战争，公孙龙亦主张偃兵，此自是当时之一种普通潮流。
天下之物，若谓其同，则皆有相同之处，谓万物毕同可也；若谓其异，则皆有相异之处，谓万物毕异可也。至于世俗所谓同异，乃此物与彼物之同异，乃小同异，非大同异也。
惠施处处从“至大无外”之观点，指出普通事物之为有限的，相对的。
以实际达到忘人我，齐死生，万物一体，绝对逍遥之境界
庄学实始于言而终于无言，始于辩而终于无辩。超乎“是非之竟”而“反于大通”。与辩者之始终于“察”“辩”者不同
往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故曰同事之人之不可不审察也。
抽象之名，专指共相；具体公共之名，指个体而包涵共相。指所指之个体，即其外延（ denotation ）；其所涵之共相，即其内涵（ connotation ）也。但中国文字，形式上无此分别；中国古哲学家亦未为此文字上之分别。故指个体之马之“马”，与指马之共相之“马”，谓此白物之“白”，与指白之共相之“白”，未有区别。即“马”、“白”兼指抽象的共相与具体的个体，即兼有二种功用也。
视石者见白而不见坚，不见坚则坚离于白矣。拊石者得坚而不得白，不得白则白离于坚矣。此可见“坚”与“白”“不相盈”；所谓“不相盈”者，即此不在彼中也。此就知识论上证明坚白之为两个分离的共相也
现代新实在论者谓个体之物存在（ exist ）；共相潜存（ subsist ）。所谓潜存者，即不在时空中占位置，而亦非无有。如坚虽不与物为坚，然仍不可谓无坚。此即谓坚“藏”，即谓坚潜存也。知“坚藏”之义，
天下之物，若将其分析，则惟见其为若干之共相而已。然共相则不可复分析为共相，故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为物”也。
惠施之观点注意于个体的物，故曰：“万物毕同毕异”，而归结于“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公孙龙之观点，则注重于共相，故“离坚白”而归结于“天下皆独而正”。二派之观点异，故其学说亦完全不同。
辩者之中，当分二派：一派为“合同异”；一派为“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庄子之学，一部分与惠施有契合处。故庄子赞成“合同异”，而不赞成“离坚白。”
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因其所长而长之，则“龟可长于蛇”。轮之共相则不辗地；而地之共相，亦不为轮所辗也。
惠施之观点，注重于个体。个体常变；故惠施之哲学，亦可谓为变之哲学。公孙龙之观点，注重于共相。共相不变；故公孙龙之哲学亦可谓为不变之哲学。
此诸家批评辩者之言，皆就吾人常识之观点以立论者也。惟辩者之所以“治怪说，玩琦辞”，是否果只为“以反人为实而以胜人为名”，或为发现真理，此则吾人所不知。然一学说之价值，与其人之所以立此学说之动机，固无关系也。
蒙为宋地，庄子为宋人。然庄子之思想，实与楚人为近。
然物之形体，非一成不变者。依庄学所见，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中。
人为之目的，多系截长补短，改造天然。故自有人为，而人随顺天然之幸福失。既无幸福，亦无生趣。譬犹中央之帝，名曰混沌，本无七窍；若强鉴之，则七窍开而混沌已死矣。
庄学以为人与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无不对。此庄学与佛学根本不同之处。盖佛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不对也。
哀乐不能入，即以理化情也。斯宾诺莎（ Spinoza ）以情感为“人之束缚”（ Human bondage ）。若有知识之人，知宇宙之真相，知事物之发生为必然，则遇事不动情感，不为所束缚，而得“人之自由”（ Human freedom ）矣。
由上述可知在纯粹经验中，个体即可与宇宙合一。所谓纯粹经验（ Pure experience ）即无知识之经验。在有纯粹经验之际，经验者，对于所经验，只觉其是“如此”（詹姆士所谓“that”）而不知其是“什么”（詹姆士所谓“what”）。詹姆士谓纯粹经验，即是经验之“票面价值”（ Face value ），即是纯粹所觉，不杂以名言分别，（见詹姆士《急进的经验主义》“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 三十九页）佛家所谓现量，似即是此。庄学所谓真人所有之经验，即是此种。
经过有知识的经验，再得纯粹经验。此再得者，已比原始的纯粹经验高一级矣。“玄德”、“若愚”、“若昏”，非“愚”、“昏”也，“若”愚“若”昏而已。不过庄学于此点，似未十分清楚。
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即与宇宙合一者也。其所以能达此境界者，则因其无己，无功，无名，而尤因其无己。
庄学尤可异者，即其神秘主义不需要惟心论的宇宙。此点庄学亦与斯宾诺莎之哲学合。
观乎此可知“隐者”及杨朱等之拘拘于以隐居避世为“全生葆真”之法之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