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山国之路(3)

墨山国之路(3)

楼兰与西域其它绿洲国家一样，当北方游牧地区存在着强大的草原民族时，就很难保持独立地位，依附或役属外来势力，几乎成为一种历史传统[30]。前92年匈奴日逐王设僮仆都尉于焉耆盆地时，楼兰只有同时遣子质汉与匈奴。匈奴日逐王设僮仆都尉，表明匈奴加紧了对西域绿洲国家的争夺，以获取必要的绿洲物产，来缓解由于在东方遭受汉朝打击和压制（包括物资封锁）所造成的物资危机[31]。同时也表明，这时候匈奴可能已经进入甚或控制了裕尔都斯草原。僮仆都尉既设在危须、尉犁与焉耆三国间，则焉耆盆地就成了日逐王在西域的政治代理中心。要把匈奴势力逐出焉耆盆地，战略上需要控制车师。由于匈奴控制了伊吾（哈密盆地），阻断了由敦煌出玉门经伊吾直接进军车师的道路，所以汉朝只能经营楼兰，从楼兰北进，以求控制车师。西汉与匈奴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对车师控制权的争夺，而这场争夺的关键就在经营楼兰与渠犁。

汉武帝之后，对西域的经营有以下两个重要步骤：一是改易楼兰君主，建立亲汉政权，彻底控制楼兰地区；二是屯田渠犁[32]，准备军粮，积极筹划对车师的军事攻击。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刺楼兰王，楼兰改名鄯善，完成了第一个步骤，其事为学者所熟知，具见《汉书·西域传》，今不备叙。鄯善归汉，遂成为汉与匈奴争夺车师的前哨。《汉书·西域传》鄯善条载鄯善国职官制度，有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各一人，反映了鄯善在争夺车师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的特殊地位。宣帝时期完成了第二个步骤。《汉书·西域传》：“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在渠犁的屯田至少有田士一千五百人，其规模是两汉屯田史上最大的。为什么要在渠犁开展如此规模的屯田呢？

首先，是渠犁有进行大规模屯田的条件。《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载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以东，有“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等语，可见渠犁和轮台一样，已经成了“故国”。轮台于贰师西征时遭屠，而渠犁何时何故沦为“故国”，还不清楚[33]。要之，正由于渠犁国家残破，人口锐减（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屯田乃有可能。其次，我们知道，汉军从敦煌西征，路途远，时间长，军队自备的粮食不能满足漫长的行军需求，所以经常遇到的困难就是军粮供应问题。征和三年（前90）开陵侯发六国兵共击车师之役，汉军得到了六国的物资援助，破车师后还取得车师的军粮畜产，结果回军途中，还是因为军粮不继饿死数千人。在武帝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中，对此有沉痛的回忆[34]。1930年，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地区考察时，发掘到一批汉宣帝时期的汉简，其中有一简云：“敦煌去渠犁二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35]”其背景就是宣帝时以渠犁为基地与匈奴争车师的艰苦状况。屯田积谷，是为了保障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是汉朝维持其在西域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的前提。而楼兰（鄯善）地区，据《汉书·西域传》鄯善条，“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显然不宜开展大规模屯田，所以只好到鄯善以西人少田多的渠犁进行这项计划。

据《汉书·西域传》，地节二年（前68）秋收之后，郑吉与司马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虽然军事上获得胜利，但仍然因军粮问题，放弃了车师。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郑吉进军车师的行军路线。前面已经指出，焉耆盆地为匈奴僮仆都尉所控制，郑吉的行军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墨山国之路。郑吉所动员的“城郭诸国”，除鄯善、渠犁、墨山国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呢？根据这时西域的政治格局，我认为主要是南道诸国。这些国家的军队在鄯善集结，与郑吉会师以后，向北翻越库鲁克塔格，经行墨山国之路，发起对车师的攻击。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地区找到的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期的汉简中，有“交河壁”、“车师戊校”、“交河曲仓”之类的字样，反映的就是汉军自楼兰与交河间的联系情况[36]。

可以说，宣帝时期，郑吉经营西域，目标是争夺车师，基地设在渠犁，而行军道路一直是墨山国之路。地节三年（前67）秋收后，郑吉再次进军车师，终于逼降车师王，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此后郑吉屯田车师，与匈奴周旋。在此期间，车师与渠犁间的交通，仍然是通过墨山国之路，经过鄯善国东北境。直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焉耆盆地摆脱匈奴控制，经焉耆通车师的所谓“银山道”开通，墨山国之路的地位可能有所下降。　　新莽始建国天凤三年（前16），新室在西域的权威遭到质疑，发动对焉耆的战争又告失败。《汉书·王莽传》载其事曰：

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皆死。钦、封后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西域从此绝。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何封与郭钦“从车师还入塞”所走的路线。根据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何、郭二人从焉耆退入车师后，并没有立即撤退，而是坚守了相当一个时期[37]。马圈湾汉简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在车师期间所遭受的困难[38]。这期间，匈奴活跃于天山东部，焉耆又成死路，何封与郭钦只有从车师直接向东南撤退回到敦煌。但是，他们是经过后代所谓大海道呢[39]，还是走墨山国之路，尚不能肯定。

三、东汉时期楼兰与柳中的交通

一般来说，东汉的西域经营比起西汉来，似乎要相对消极。如果这种印象符合实际，我们应该承认这是由于东汉时期国防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匈奴开始衰弱，已经不再能够象对西汉那样，对东汉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使匈奴作为汉朝主要边患和外部压力的时代宣告结束。东汉朝廷对于经营西域、向西拓展缺乏持久热情和一贯政策，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复存在汉武帝时候那种“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需要了。

但是对于西域绿洲国家来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以后，匈奴的威胁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北匈奴势力被迫西迁，使得西域对北匈奴来说更加重要，争夺也就更加激烈。东汉与北匈奴对伊吾和车师的反复争夺，就是这个背景上的产物。实力已经大不如前的北匈奴，在保卫西域咽喉和游牧民族的膏腴之地伊吾（巴里坤草原）方面，可以称得上艰苦卓绝，使汉朝屡得屡失，无法有效控制这个战略上极为重要的地区。同时，北匈奴的势力伸展到天山中部，从裕尔都斯草原对天山南麓以龟兹为首的各绿洲国家施加影响，获取其游牧经济生活中所必需的绿洲农业物产和商业物资。另外，通过南北向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今和田河等河谷，匈奴的影响还一直伸展到于阗和莎车等主要的南道绿洲[40]。　　另一方面，当两汉之际来自汉朝中央的控御暂时消失，匈奴势力还没有及时进入时，塔里木地区的形势有一些重要的变化，这时各绿洲国家间的关系获得了一个不受外来干预、只凭各国实力进行重新调整的机会。主要绿洲国家如莎车、于阗、鄯善、龟兹、焉耆等，以军事兼并或政治联盟为手段，分别建立包括了邻近绿洲邦国的几个较大的集团。各地区大国间发生了一系列兼并与反兼并的战争。所以当匈奴和汉朝势力再次进入西域展开争夺时，西域的地缘政治状况比起西汉后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后汉书·西域传》曰：

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

与本文论旨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焉耆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它对于焉耆盆地内危须和尉犁的统治权[41]，同时它还把势力向东伸展到库鲁克塔格山间，使得山国（墨山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附属于焉耆。其间只有不长的时间山国附汉。《后汉书·杨终传》载终于章帝建初元年上疏，言及永平以来（明帝时期）西域经营，称屯田之地有伊吾、楼兰、车师戊己。如果这里提到的楼兰不误，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东汉在开通伊吾道的同时（占领车师），从楼兰方向也曾打通墨山国之路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时期山国可能是服属汉朝的，时间是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章帝建初元年，只有三、四年时间。另外，《后汉书·耿恭传》，章帝即位，遣耿恭等发“张掖、酒泉、敦煌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此处提到有鄯善兵参战。鄯善兵极可能就是由墨山国之路越库鲁克塔格前往柳中的。不久汉弃西域，山国即役属焉耆。

和帝永元六年（94）秋，班超以龟兹为基地，发动对焉耆的战役。《后汉书·西域传》焉耆条记其事曰：

至永元六年，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犁、山国，遂斩焉耆、尉犁二王首，传送京师，县蛮夷邸。超乃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王，尉犁、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