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不用忍着不喝水了。"
从四大离职，跳槽到一家国企做内审后，28岁的徐蓉终于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每天早上到公司，她都去公司的茶水间榨果汁喝。公司有免费水果，经常吃不完，她就榨成新鲜果汁，有时一天喝好几杯。
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么频繁地喝水，是不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
“原来我在四大，喝水后去厕所，时间稍微久点，经理就找我谈话：去洗手间占用OT，你报加班时间要把这些去掉。”
所以，在四大的三年，徐蓉上班时间基本不喝水，吃饭一律外卖，每天坐在密不透风的写字楼里，加班到11点、12点、1、2、3点，从来没见到过太阳。
她甚至不敢化妆，不敢穿好看的衣服，因为经理们都不打扮，谁稍微亮眼一点就要接受所有人的目光审判。
从四大离职，对徐蓉来说，并不是一个难做的决定，因为这几年，她身边的女同事，基本都走光了。
众所周知，在四大，男女员工的比例达到1:5以上。可与员工比例呈极大反差的是，合伙人阶段女性占比非常之低，仅为男合伙人的五分之一。
徐蓉仍然认可四大，“这里是奠定基础的好地方”，在四大所受的训练早已内化为她的行事风格和思维方式。
可正像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看法一样，她也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女员工，性别本身就是在四大往上爬的最大障碍。
“不走，难道一辈子在这里不喝水么？”徐蓉离开了四大，也彻底离开了金融圈。
当她决定离开金融圈
在女性追求事业的道路上，徐蓉的遭遇从来不是孤例。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70%，居世界第一。其中，25到55岁的中国女性参与率甚至高达90%。
看起来，大环境是在慢慢变好，但实际上属于职业女性的职场空间却在越变越窄。
有时候，这种空间的狭窄是工作性质决定的。
32岁的沈青怡，985大学金融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好不容易进了北京一家券商做后台清算岗。如今已经七年了。
7年时间，她每天的工作都从交易完成的晚上17点开始，直到深夜。零容错率的估值清算，让她经手的数据只要出现一点点差错，就会被投保基金监控，送到监管部门，个人则面临被公司劝退的风险。
这样的工作让她如履薄冰，精神紧绷，常年被压力压得睡不着后，她被确诊了抑郁症。
拿到确诊报告那一刻，生性要强的她才肯第一次面对现实：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压力，摘不掉的后台标签，和与男性拿到确诊报告那一刻，生性要强的她才肯第一次面对现实：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压力，摘不掉的后台标签，和与男性相比更为脆弱的神经，都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她：
这个圈子，不是你想就能hold住的。
同样，经历着心理战的还有在银行做机构销售的孟瑞敏。
性格像男孩一样的孟瑞敏，一度以为自己能和男同事一样把机构客户牢牢攥在手里。
直到真正工作几个月后，她才意识到，为什么这个岗位，女生的简历都是被直接pass的。
一周3次的酒局，机构客户一票人马的多对一，人前人后的招待跪舔，还有要豁得出去的“酒桌礼仪”。
没人去尊重她这个全桌唯一的女性，别说尊重，连调侃都毫无顾忌。
这就是金融圈的现实。
金融业的核心，不管过了多少年，仍然还是“高精尖+拉皮条”。除技术岗位以外，更多的业务都是对资源的整合。
怎样整合资源？自然要去社交去拓展人脉，喝酒应酬也是常事。
可一个女性，天天在外应酬喝酒，大家会怎么看她？她又会怎么看自己？
这涉及社会的道德绑架，也涉及个人的人身安全。
在连续喝酒喝了几个月后，孟瑞敏终于撑不住了。她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岗位上，她从一开始就输给了男同事。
毕竟，这从来不是一份努力就能得到回报的职业，有时甚至是一个零和甚至负和的游戏，越努力越受打击。
当她决定留下来
女性很有事业心，在社会大环境下并不是一个多好的意义。尤其在弱肉强食男性当惯了霸主的金融圈。
这需要比男性付出多得多的牺牲和努力。
35岁的凌潇潇可不像她的名字一样温柔和洒脱，相反她是一个在投行工作了10年的女领导。
早晨7点微信邮件处理工作，9点半进公司，10点和项目组开会2小时，12点半午餐会，2点到客户公司开会，7点和客户晚餐会，9点审阅项目材料，11点到12点开电话会。
这10年间，她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高强度且枯燥。
可她的下属们却并不买账。他们常常在一起议论纷纷：“太惨了，只有事业没有家庭。她到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孩子也没可能生了。”
如果她升职加薪了，他们更是毒舌：“怪不得她不结婚，肯定是背后有靠山，一路陪过来的。”
凌潇潇曾经很气愤，她甚至去向公司控诉。说的再多，她也只会被告知“我们已经在作出努力了”，再多争取一点，这一切就会被认为是她在无理取闹。
后来她读到 Facebook 女COO 雪莉·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看到了一个名词，“冒充者综合症” ：职场女性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不如男性果敢，会过于谦虚。因为如果你太强势，你的男下属会厌恶你。而如果你过于谦虚，又争取不到机会。而且会时时担心被人看穿自己并不优秀，只是运气好而已。
她终于想明白了，一切的错都不在她，只因为她所身处的环境和她女性的身份。
凌潇潇不甘心把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毕竟在Financial Times 发布的数据中，投行 Senior Level 女性占比只有26%。到了VP、MD 的 Level，男女比例更是变成了17：1。
"我还是要留下来。” 尽管难，可十年的沉没成本，让她没法说出放弃。
当她没有选择
凌潇潇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境遇，相比于更多同龄女性，已经相当幸运。
她单身，无牵无挂，把事业做好，就是人生完美的成绩单。
可更多女性，长期以来，被社会和家庭所赋予的期待一直都是：你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如果无法兼顾，你的工作就要为家庭让步。
2018年，在基金公司做了五年销售的宁佳有了自己的孩子。休完产假回到公司，一心想把落下的业务赶紧补上的宁佳没有料到，自己遇到的挑战远不止在公司。
双方老人年纪大了没法过来帮忙，老公又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尽管花高价请了保姆，下班后，宁佳的全部精力也必须扑在孩子身上。
那一年，她每晚的睡眠时间只有5小时，时不时就得请假，基金销售必须去的出差，她一次都没办法成行。
“明明我付出了那么多，别人却总觉得我做的不够。”
生娃前，她以为可以有帮手一起带娃，生娃后才发现，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是你的，妈妈照顾责无旁贷。
周末的时候，她必须无时无刻不陪在孩子身边，可满脑子都是电脑上的工作。她掏心掏肺、全心全意地工作，到了年底考核，才发觉一年到头都是白忙活。
失望的多了，她最终决定后退。离开了工作五年的基金公司，去民办大学找了一个行政岗位。
工资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最大的好处是每天5点准点下班，有寒暑假的大块时间，可以让她专心带娃，尽职尽责。
而让在互金公司做运营的职场妈妈蔡彤彻底投降的，则是女儿英语课外班倒数第一的作业完成率排名。
女儿今年6岁了，前六年，在姥姥姥爷的照顾下，蔡彤的第一道坎算是挺过去了，她甚至还跳了个槽，升了个职，每晚10点到家，孩子早已被哄好入睡。
可孩子大了，当单纯的养育变成了教育，她意识到，很多事情再也没法假手于人了。
英语，数学，逻辑，钢琴，这些都是老人无法辅导的领域。而等上了小学后，她听说，家长群，作业打卡，课外活动，都只有爸妈参与才算数。
关键时期，谁也没法自私到对孩子放养。而基本上没有任何讨论，家里就默认辞职回家带娃的人是蔡彤。
没有了收入，蔡彤也考虑过各种兼职：做微商、卖保险，开直播……但就是不考虑再回去上班了。“我可不想要送孩子时，还得请示 800 个领导。”
几乎每一次，都是妈妈在职业发展上让步。
这一代妈妈，基本都是“独生子女”政策下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独生女。她们从小被父母优生优育，听着“生男生女都一样”、“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宣传，从来不觉得自己和男生相比哪里有不足。在女性全民工作的今天，她们在职场上的付出，也获得过相应的回报。
可一旦涉及究竟谁来牺牲工作照顾孩子的问题，妻子永远是默认的第一选择。
宁佳的老公是金融圈同行，收入比她高。蔡彤的老公是公司管理层，有更可预期的前途。每个家庭的选择看起来都很理性，在男强女弱的家庭结构里，妻子让步看来更加“合算”。
甚至于，让妻子退出高强度的工作，在丈夫看来也算是一种体贴和照顾。
离开的何止金融圈
全球知名软件咨询公司Thoughtworks的讲师陈庆敏，曾经总结过能够在职场里坚持下去的女性普遍有三个共性：
有强烈的职业追求；
遇到并抓住了机遇，锻炼了能力和信心；
有家庭的后盾，生了孩子之后，家人还很健康并且能帮忙，或者有钱请保姆。
而如果是金融圈的女性，我认为还要再加上一条：在一个女性有生存空间的岗位任职。
没错，我们常说，金融行业只有两种人具备核心竞争力。一种是金: 能赚到钱的人。一种是融: 能搞到钱的人。
其余都是为以上两者服务的人。
那么很自然的，当一个女性在这个圈子里长期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又遇到了家庭内部的问题，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离开这个圈子。
去追求和其他女性一样的幸福—— 只要她们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自己的先生和孩子，像做项目一样去经营自己的生活。
我从不认为离开金融圈，女性的职场道路就会大滑坡。相反，很多女性发现了别样的新天地。
沈青怡考上了市属公务员的核心岗位，孟瑞敏开了家女子健身工作室，蔡彤也成了一名保险代理人。
而真正让我感到惭愧的，是尽管职场环境在越变越好，我们这个号称男女平权的社会对职场女性的宽容度却越来越小。
尽管越来越多男性开始不再“隐身”，他们对职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依然不以为然和理所当然。
好像，从头到尾，除了女性自己，并没有人真正想去改变。
于是，她们离开了金融圈。
可她们离开的，又何止是金融圈？
*本文转载自“毯叔盘钱”公众号，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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