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上篇）

对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来说，整个2020年仅有区区一篇游记可写，真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就像学生写作文常用的一句话，身和心，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所以遗憾之余，只好看看视频，看纪录片，收集旅行攻略，读别人的旅行笔记，给自己画饼充饥，同时望梅止渴。

很久以前在网上看过一条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我不觉得去哪哪旅个游就牛逼了，就长见识了，去日本吃个饭团，有啥了不起？

当时的我并不能理解，那段一个旅居异国的女孩，用他乡的食物拍成的视频，究竟是何以冒犯了别人。其实说到底，理解或是不解，支持或是反对，接受或是拒绝，很在意或者无所谓，都是这个浩瀚世界里再正常不过的人之常情。我们曾经历过怎样的一切，我们就怎样认识自己，怎样认识其他人。

在这浩瀚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被日常生活琐事逼迫出了一点自己的不同的生活智慧。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是把自己和别人看做同类，还是给区分开来，所唯一能够倚仗的度量衡。

当一件事情超出了自己现有的认知，甚至和认知相悖的时候。若不急于立刻否定，而是选择去审视，去观望，就不至于让自己看到听到的，只剩下自己想听想看的东西，就可以让自己免于困入“信息茧房”。

正如我们常说，君子和而不同。在旅途中，抱着一番体验的态度，去遍览不同的风景，去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在属于自己的人生之外，去体验别样的悲欢离合。惯看了秋月春风，从而深刻自己的认知，这就是旅行的了不起。

当然写游记也一样，不过更有一番别样的乐趣。毕竟只有在旅途中先要体验得深刻，才能有事可叙。有话可说，还要思绪连贯行文顺畅才可以。写这种文章是极好的练手，强迫你去观察世间百态，去学会怎么观察事物。这就是写游记的“费曼学习法”，一种获得自我精进的快乐。

奈吉尔·巴利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旅行家，曾长期旅居非洲研究一个喀麦隆的部落。他以茅屋为家，在喀麦隆住了很长时间，只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当地部落的习俗与信仰。他认为，自己能做的只是观察。在观察他们的同时，奈吉尔也成为当地人的观察对象。

在非洲，奈吉尔从不把自己放在“救人于水火”的道德高地，也不以英国来的高端文化传教士而自居。他并不固守自己的原有认知，不贬低原住民的文化。奈吉尔甚至希望自己只被当成“无害的笨蛋”。同时，他也经常抽出时间在丛林里夜行，借此来让自己时不时保持独处，让自己不彻底融入当地，不彻头彻尾地变成一个来自英国的新移民。

从非洲归来，他完成了许多著作。喀麦隆之旅的深刻，一方面赋予了奈吉尔的研究以相当有份量的成果，其中《天真的人类学家》，成为了全世界人类学研究者的必读经典。同时这趟深刻的旅行，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他一种别样的人生体验。奈吉尔是一个英国人，当他深入到喀麦隆，自觉得在那里已经度过了数年之久，但当他回到原来的世界，竟发现不过才过去了几个月而已。这导致他一度在两地都有点格格不入：在喀麦隆，他显得过于文明，而回到伦敦，他又显得有些粗野。

这种体验的乐趣，是我作为一个旅行爱好者而心向往之的。在《春夜宴桃李园序》里，李白写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我们来自无穷远的过去，我们要走向无穷远的未来，天地只不过是万物暂存的旅馆罢了。如同泡沫和闪电，偶然产生，偶然消亡，我们的意识偶然在天地间现身百年，襜帷暂驻，又离开这里继续自己的旅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浮生若梦，真是一种别样的凄美。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和朋友分别在即，苏轼挥毫一首《临江仙》，送别钱穆父。他说你看啊，这人生就如同一个旅馆，万千世界，聚散离合，你我都是过客。分别时端起酒杯，就不要皱着眉头啦。

元稹和白居易就不一样。白居易写诗来问元稹，你没事瞎想念我干嘛呀，让我三更半夜梦见你。元稹便也写诗回应他：“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

你看，这五个有趣的灵魂，他们对事物的体验是非常细腻的。这诚然需要某种天赋，但是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有了天赋，更要比正常人善加利用，努力生长才行。如果李白足不出户留在长安；如果白居易和元稹不搞“新乐府”运动；如果苏东坡坚决认为“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有个啥了不起。好像他们也就泯然于众人，也就不那么有趣了。所以这种细腻入微，我认为除了天赋以外，更是一种走遍世间，博览风物，观察体验，而后才锤炼出来的人生态度和高度。

董其昌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读书尚如此有趣，更不用说在旅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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