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第九章权篇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侫言者,馅而于忠,谀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决而于勇;戚言者,权而于信;静言者,反而于胜。先意承欲者,馅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策选进谋者,权也;纵舍不凝者,决也;先分不足而室非者,反也。

        故口者,几关也,所以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问见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做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观要得理。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亦知用其用也。

        故曰:“辞言有五:曰病、曰怨、曰优、曰怒、曰喜。”故曰:“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怨者,肠绝而无主也;优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宜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

        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以此明也;与不智者言,将以此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而事不乱。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

        译文:所谓“游说”就是对人进行劝说诱导。对人进行游说的目的,就是说服人啊。游说者会粉言饰词,用花言巧语来说服他人。借用花言巧语说服别人,要会随机应变,有所斟酌,通于机变。回答他人的问话,要会运用外交辞令。所谓机变的外交辞令是一种轻悄的言辞。具有正义与真理价值的言论,必须要阐明真伪的目的;而阐明真伪,就要验证是否正确。责难对方的言辞,是反对对方的论调,持这种论调时,往往是要诱出对方心中的机密。

        说着一些奸佞之辞的人,会因谄媚而显得比别人忠诚。说着奉承话的人,会因吹捧对方而显得富有智慧。说着一些平实之话的人,由于果决而显得勇敢。说忧愁话的人,由于握着权力,而显得有信用,而说稳重话的人,却由于能反抗而取得胜利。用华美的辞藻来鼓吹欲望者,就是谄媚。用夸大与吹嘘来进献谋略,从而博取上司欢心的人,就是揽权者。前后进退而不犹疑者,就是果决的人。自己本来不对反而指责他人过错的就是反抗者。

        一般说来,“口”就是人的“政府机关”。用它来封锁消息,也用它来宣传信息。耳目,就是心的辅助器官,用它来侦察奸邪。所以说,只要(口、耳、目)三者相互呼应,就会走向成功。

        一般说来,虽有烦琐的语言却并不纷乱,虽有翱翔之物却并不迷惑人,虽有局势的变化却并不危险,就是要在观察事物时,掌握住要害所在。由此可知,没有眼睛的人,没有必要拿五色给他们看;同理,没有耳朵的人,没有必要让他们去听五音;所以不可以去的地方,不必让他们去,不可以来的人,也没有必要迎接他们。有些行不通的事,就不要办。古人有言:“嘴可以吃饭,不可以说话。”说的是讲话是有忌讳的。要时刻警惕人言可畏,那是可以把事实歪曲的。

        人之常情,只要自己说出了话,就希望有人听,只要办事情就希望能做成功。所以一个聪明人不用自己的短处而用愚蠢者的长处,不用自己的笨处而用愚蠢者的擅长,这样就使自己永远不会陷于窘迫的困境。说到有利的一面,就要发挥其长处,说到有害的一面,就要避免其短处,因而,甲虫防卫进攻,是用其坚硬的甲壳;而毒虫采取行动,一定用那有毒的螫子。连禽兽都知道发挥自己的长处,何况进谏的人,更应该会用游说之术了。

        所以说,在外交辞令中有五种情况:一是病态之言;二是幽怨之言;三是忧郁之言;四是愤怒之言;五是喜悦之言。一般来说,病态之言说明神气衰弱,说话没有精神;幽怨之言说明伤心痛苦,没有主见;忧郁之言说明心情郁结,不能畅所欲言;愤怒之言说明轻举妄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所谓喜悦之言说明说话自由散漫,没有重点。以上这五种外交辞令,精要者可以使用,有利者可以付之实行。所以与智者谈话,就要以渊博为原则,与拙者说话,要以强辩为原则;与善辩的人谈话,要以简言为原则;与高贵的人谈话,要以鼓吹气势为原则;与富人谈话,要以高雅潇洒为原则;与穷人谈话,要以利害攸关为原则;与卑贱者谈话,要以谦恭和蔼为原则;与勇敢的人谈话,要以果敢决断为原则;与上进者谈话,要以锐意进取为原则,这些都是与人谈话必须讲究的原则。然而不少人却常常背道而驰。与聪明人谈话时,就要让他明了这些方法;与笨人谈话时,就要把这些方法教给他。然而事实上很难做到。所以说谈话有各种方法,所论的事情会不断变化。(掌握这些)虽然终日谈论,也不会把事情搞乱。即使事情不断变化,也不会失其原则。故就智者而言,重要的是能不乱不虚,听话则必善辩真伪,聪颖则能善断是非,出言则要变化莫测。

      典型事例:晏婴的勇气

        春秋时期,晏婴在齐国为官。齐庄公三年,晋国大夫栾盈逃到齐国,庄公盛情款待他,并对群臣说:“栾盈在晋国颇有地位,他弃国来投,可见齐之威力已震慑天下。我善待他,就是让天下士人知道我礼贤之名,以助我成就霸业。”

        晏婴和栾盈先已见面交谈,他此时便对庄公说:“栾盈此人工于谄媚,他和臣交谈时臣已感受到这一点了。我见他对主公极言奉承,无一句真心之话,这样的人主公怎肯轻信呢?他如此行事,乃用心不轨,其意非善,主公还是应该有所戒备啊。”

        主公不听,对栾盈宠信不减。栾盈在齐国交结大夫,遍送贿赂,极力巴结,以至许多人都为其拉拢,为言其好。晏婴反复上谏庄公,请他提防栾盈,最后庄公烦不胜烦,竟出语大骂说:“你不知好歹,难道栾盈和你有仇?你天天在我的面前说他坏话,我看所谓的奸人就是你这样的人了!”

        晏婴毫不畏惧,他说:“主公喜爱甜言蜜语,栾盈便投其所好,不遗余力。如果说这样的人为忠,那么这样的话谁还会说呢?我问心无愧,却以之为耻,只有奸恶之人才会这样不以为然。”

        一年过后,栾盈为晋国做内奸的事情败露,庄公不自加反省,却仍指责晏婴对他说话无理,有犯上之罪。

        齐庄公六年,庄公被权臣崔杼杀死,无人敢去吊唁,晏婴不避嫌疑,趴在庄公尸体上大哭。崔杼对晏婴说:“主公荒诞无道,他对你并不器重,为何你如此悲伤呢?”

        晏婴正色说:“忠不谄媚,奸不言真,我身为人臣,自当尽忠,又岂能指责主公的错失,而没有大义呢?”

        有人劝崔杼把晏婴杀掉,崔杼反倒放了他,且说:“他不畏死,杀他何益?他众望所归,放了他可收取民心。”

        齐景公继位后,晏婴见他宠信粱丘据,对粱丘据的谄媚之言全然接受,不觉忧心。一次,晏婴陪齐景公打猎,他见粱丘据又胡言奉承齐景公,立时心厌不止。齐景公对众臣说粱丘据和他最为和谐,晏婴就此上前道:“臣看不是这样,粱丘据分明是无端夸奖主公,全无根据和由头,这只是谄媚之言罢了。他和你保持一致,你们之间只是“同”,而不是“和”,这岂是和的真意呢?”

        齐景公脸上无光,只道:“这有什么分别吗?”

        晏婴直言道:“当然不同了,相差远矣!和谐就像做羹汤一般,用水、火、醋、肉酱、盐、梅来烹调鱼肉,先用火烧煮,再由厨师搅拌糅合,使味道适中,淡则加料,浓则加水,如此方能食之味佳。君臣之道也该如此,君主正确的臣子应极力拥护。君主不对的地方,臣子也该指出来,以正过失。这样,国家才能安定,政事才没有失误。”

        齐景公听之茫然,晏婴随即又说:“粱丘据之人,为取主公欢心,不问好坏,只是顺从主公行事出言,对主公没有益处。相反,无端的吹捧却会助长主公的骄傲之心。听他之言,如同在水里加水,又有什么味道呢?这也好比琴瑟,只弹一个声音,没有人会去听它啊。”

        齐景公听罢方悟,久思过后,不禁称好。他对众臣说:“早闻晏婴勇气过人,忠义可嘉,今日我终于亲眼见到了。他不怕惹我生怒,敢言人之不敢言,这才是真正的忠臣啊。”

        点评:名誉的真伪,许多人是懒得分辨的;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名誉,人们大多喜欢接受。人性的这一弱点,最容易为人所利用而不自知,从而掉入他人的陷阱。特别对有权有势的人来说,由于他们位高权重,人们出于各种目的都会极力恭维他,谄媚者更会花言巧语,大唱赞歌,以此讨其欢心,这就更该引起有权有势者的警惕了。无端吹捧自己的人,不仅人品有疑,而且必有图谋,陶醉其中者只能为他们所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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