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人物》微信公号上看到一篇作者是罗芊的文章《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老师》，感觉颇有深意，如果能遇到这样的语文老师，岂不是一个人的幸运和幸福，特摘录部分与大家共享：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老师？
语文跟每个人相关。它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学，还是一个人「精神的底子」。
好的语文教育究竟能带给一个人什么？毕业多年后，他的学生们给出了回答：那是独立的人格、丰沛的精神生活、无功利的阅读习惯，和遵从内心的勇气。
巴赫曼先生
故事或许可以从巴赫曼先生讲起。
今年春天，柏林国际电影节展映了一部纪录片，名叫《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片子很长，217分钟，节奏也很慢，很朴素地记录了一位老师和学生们的相处。纪录片现身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本就不多见，这部片子最后还拿了银熊评审团奖。
电影中的老师巴赫曼先生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德国大叔，他年轻时是个艺术家，迫于生计才做了老师。一开始，导演玛利亚·施佩特本来是去拍小孩子初恋的故事，结果发现，这位巴赫曼先生一聊起学校就没完没了，镜头于是转向师与生。
巴赫曼先生所在的施塔特阿伦多夫是一座小镇，人口两万出头，其中七成有移民背景，1/4的人没有德国国籍，他班上20人不到，却来自12个国家，有些孩子还没完全掌握德语——要教这样一群正值青春期，家庭背景和学习进度都大不相同的孩子，难度可见一斑。
但巴赫曼先生不焦灼。他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笃定又平和。导演跟拍了他两年，学校里麻烦事不少，几乎没见他发过脾气。一个最常见的画面是，他坐在讲台上，或坐在树下，一群孩子围着他，他抱把吉他，或是拿本书，和孩子们一起，唱歌、阅读、聊天。
巴赫曼先生带的班级每周都会集体阅读，阅读姿势不限，怎么舒服怎么来，靠在沙发上，坐在桌子上，甚至钻到座位底下，都没有问题。读什么书也按兴趣来，想读什么读什么，每当集体阅读时，教室总是很安静，巴赫曼先生会找个角落，和大家一起读书。
他很愿意引导孩子们讨论更深层次的议题，包括「什么是祖国」、「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中的男性和女性」。讨论同性恋议题时，一位女同学说，她觉得同性恋「恶心」，巴赫曼先生不会评判她的想法，而是与之讨论为什么，很真诚地问她，人类和人类相爱为什么会觉得恶心呢？
影片中，巴赫曼先生像个胖胖的影子，孩子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是孩子们的朋友，他们相差几十岁，语言还有点不通，却总是聊天。他们聊性，聊原生家庭，聊嫉妒。巴赫曼不仅倾听，也交付自己，朋友不就该这样——孩子们知道他谈过几个女朋友，也知道他的童年伤心事，知道他父亲周末可以喝掉一整箱啤酒，喝醉后变得粗鲁，以至于他小时候放假总不愿回家，总去踢球。
他们还一起办篝火晚会，巴赫曼先生弹吉他，他们一起唱《knockin’on heaven’s door》，也唱以色列民谣《shalom chaverim》，有个女孩唱歌不错，他便鼓励，「即使周围这么吵，你的歌声仍然合上了E小调。你相当有天赋，真的。」
有一个急躁的男孩，玩一个简单的堆石子游戏，把三块石头摞在一起就算成功，男孩尝试几次都失败，就放弃了，巴赫曼先生会默默演示，把三块石头摞好，推倒，鼓励男孩再试试。终于，男孩成功了，他兴奋地要拍照发在社交平台，巴赫曼先生在一边笑，「你可以写上，巴赫曼先生很开心。」
作为老师，巴赫曼先生并不看重分数。发试卷时，他会鼓励成绩垫底的同学，「你表现很好，上课会经常举手」，他还告诉班上的每一位同学：「成绩只是暂时的，分数根本无法代表你们，它只是某一瞬间的影像，更重要的是，你们都是很棒的孩子和年轻人，你们要坚守这份纯真。」
导演玛利亚·施佩特接受采访时曾说，相处两年多，她特别喜欢这个班级的气氛，学生们语言都不太通，却会突然大喊，「我爱我们班！」或者「我好喜欢老师！」这样直接的表达方式让她深深着迷。她也时常能见到一些学生下课了也坐在教室里，就因为「喜欢待在班里」。
在这部纪录片里，玛利亚·施佩特使用了大量的空镜。工厂、森林、山坡、火车，这个城市天黑得很早，她能闻到空气中似乎飘着巧克力的味道，还有工厂的气息。难以置信，在这样一个偏僻又荒凉的小镇上，存在一个如此温柔又开放的课堂。
今年夏天，北京一家咖啡馆里，青年导演仇晟同我提起这部纪录片。他希望我去看看，在一个知识水平参差、原生家庭混乱的环境下，巴赫曼先生如何带领学生去做一些美的教育，「维持一个理想国」——在柏林影展的放映现场，他深深地被这位老师触动。
他说，这部纪录片让他想起了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
一扇干干净净的窗
《郭初阳的语文课》——这是一套书的名称，也是认识郭初阳最好的方式。
那套书记录了郭初阳的十堂语文课，其中一堂，讲的是莫泊桑的《项链》。故事讲一位叫玛蒂尔德的姑娘为了参加晚会，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不料意外丢失，于是借钱买了新项链还给朋友。为了还债，她从此节衣缩食，劳苦十年，最终发现，原来她借到的，是一串假项链。
按照传统教学方向，许多老师会将《项链》视为一个女性追求虚荣的故事，但郭初阳有自己的理解。他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去读莫泊桑的《论女性》，读莫泊桑的随笔，了解作者的创作观，最后对文本作出「属于自己的、新鲜的阐释」——他认为，莫泊桑虽极力克制，却依然在文字中流露出了对玛蒂尔德的惋惜。《项链》并不是一个关于虚荣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女性对抗命运的故事。
更让人惊叹的是，郭初阳通过反复精读文本，发现了《项链》的故事模型——《灰姑娘》，两个故事有太多相似的要素：舞会、马车、丢失的东西、午夜时的逃跑，但内核却是截然不同的——灰姑娘因爱情跨越了阶级，获得了幸福的结局，玛蒂尔德却失去了十年的青春，人生滑落。灰姑娘的故事写的是青春，莫泊桑写的是衰老。「莫泊桑很有意识地写了一个『反灰姑娘』的故事。」
郭初阳的这堂《项链》，带着学生从人物，到故事模型，最后回到作者莫泊桑——莫泊桑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痛苦多、欢乐少，笼罩着一片悲观主义凉雾的世界。
下课时，他还留下两个问题：1、中国古典小说中「才子佳人模式」与欧洲大陆的「灰姑娘模式」有何异同？2、有关盲作家，从古希腊的荷马，到英国的弥尔顿，到莫泊桑，创作《项链》时，莫泊桑几近失明，盲作家的生命体验与他们的创作之间有何关系？
郭初阳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杭外上课，讲的是鲁迅的《最先与最后》，因为学生底子太好，上得实在太顺了，他准备了55分钟的材料，半小时就讲完了。一个问题下去，大家讨论一下，聊一聊，马上举手，站起来就是正确答案。他从来没有教过这么好的学生，惊呆了。
郭初阳在这所学校任教了6年。这里的老师大多都很特别，仇晟记得，隔壁班有个语文老师叫倪江，时常从他们班走廊经过，见他们在看电影，瞥一眼屏幕，就能报出片名，像个扫地僧。教物理的蔡锦曦老师，上课不仅会讲物理定理，还会专门辟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大家讲物理史，讲物理学家是如何发现这个定理的——但郭初阳是尤为特别的那一个。
开学第一课，他让同学们投票，这本语文书中，哪些课文是不想学的，然后全班讨论，为什么不想学，最终筛掉了四分之一的课文。「这是他做的一个民主化的尝试」。一星期5节语文课，他顶多花3节讲课本，剩下的时间讲随笔，讲拓展阅读，有时是诗歌，有时是小说，有时看电影。
在课本之外，郭初阳给低年级学生讲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贾尼·罗大里的《水晶人》。故事讲的是在某个国家，有一个叫乔高木的水晶人，他的身体是透明的，每个人都可以看透他。当他说谎了，前额就会有个火球，当他有了秘密，胸腔里就有一个黑色的球在旋转。有一天，一位凶狠的独裁者当上了国王，人们开始变得沉默，学着隐藏自己，但乔高木依然是透明的，他的愤怒、谴责明晃晃地展露在众人眼前。后来，乔高木被抓了起来，投进了监狱......
郭初阳特意隐去了故事的结局，让学生们自己续写，孩子们写出了「越狱版」「起义版」「悲剧牺牲版」等多个结局，他一一点评，并提出鼓励，「大家的创意非常多」。最后，他才讲到罗大里书写的结局——一件特别奇异的事发生了，关着乔高木的小狱室墙壁变成透明的了，过了一会儿，整个监狱的墙壁全变成了透明的，他在想些什么，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乔高木虽然被锁链铐着，但却无比强大。「因为真理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强大，比白天更加明亮，比暴风雨更加可怕」。
郭初阳的课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审美和价值观。出去上公开课，他会给小学生讲里尔克的诗，那首《沉重的时刻》，他在许多学校都讲过，「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哭我。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
课堂上，许多学生因为年纪太小，一开始并不理解诗的意思，还有人读着读着就笑了起来，但郭初阳带着他们反复朗读，读了10多遍，孩子们真的体悟到了「沉重」的感觉——这是郭初阳的教育理念，他很认同阿尔贝•雅卡尔《睡莲的方程式：科学的乐趣》里讲的那段话：「即使是最微妙的概念也可以很早就介绍给青少年，不一定非要让他们完全理解这些概念的所有细节，但目的是要激发他们的兴趣，朝这些概念指示的方向进一步探索。不是要详细地探索一个新领域，而是在这个领域里转一转激发他们的渴望，一种到了知识武装完备的那天更向前冒险的渴望。」
他会给学生看反乌托邦叙事的电影，比如《蝇王》。片子讲的是一群被困在荒岛上的儿童在完全没有成人的引导下，建立起一个脆弱的文明体系。最终，由于人类内心的黑暗面，这个文明体系无可避免地被野蛮与暴力所代替。
每节语文课开始之前，他还设置了「微型讲座」，按照学号进行，学生作5-10分钟的讲演，话题由讲演者自定，以下是他们班讨论的部分话题：我看《流行性物欲症》、爱情中灵与肉的区分、达利与超现实主义、你相信特异功能吗、记忆：唐山大地震、时间是什么、名妓与名士、李银河的同性恋研究、我对马加爵的评价。
毛明超是郭初阳在杭外的学生，在他记忆中，语文课总是飞快的，时间总不够用，郭初阳老师上着上着课，就说「我突然想到一本书……」或「某某某曾经说过……」，讲这些的时候，他总是要走下讲台，一屁股坐到某个同学的书桌上，右手只伸出食指，向他手指下面的空气敲打，时不时地呷口茶，然后走上讲台，用「郭体字」写下作者、书名、出版社，再继续上课。很经常的，他的课四十五分钟，连计划的一半都完成不了，于是他常常抱怨说「不讲了，不讲了，再讲下去课就上不完了……」。
关于高中语文课，仇晟记得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同学们时常因为某个问题吵成一锅粥，「但是郭老师在那边笑着，看着我们讨论」。他总是鼓励孩子们想得深一些，会用问题引导大家思考。一次，一位外地老师来学习他的课，做了统计，《项链》一堂课，他抛出问题共计157次。
那是2003年前后，论坛风行的年代，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学校的语文老师们会在教育论坛上传自己的课件，相互点评。郭初阳的《项链》一课上传后，「震惊」教育界。同行们在论坛里热烈地跟帖点评，大家用三个字来评价他的语文课堂——「革命性」。他也因《项链》一课，获得了首届全国中小学「个性杯」语文课堂教学大赛冠军。
大学同学、好友蔡朝阳说，「很大程度上，郭初阳找回了语文的尊严，找回了语文课堂的尊严。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学术的深度、理性的光照、自由的启蒙，以及民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
如果一定要以一个比喻来形容郭初阳，毛明超初三写的一篇随笔很恰切：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是窗，一扇干干净净、透明的窗。
立体的语文
教育家蔡元培认为，教育分成两个层面：一是「现象世界」的教育，目的在于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服务于现实利益。另一个则是「世界观世界」，即人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活着，还应有一种超越于现象世界的追求，也就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培养人的信仰和信念。
北大教授钱理群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师？》。他认为，中学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应该给孩子以梦，给孩子一个『精神的底子』，这也是一个语文教师的责任。」
郭初阳一直在践行这种责任。他的语文课并不是扁平的，他致力于教给学生「立体的语文」。
阅读是他最看重的事。他鼓励学生大量阅读，很多学校请他分享教育理念，他总会提到一本书，叫《阅读的力量》，这本书是南加州大学教育领域的荣誉退休教授Stephen D.Krashen写的，书很小，只有163页，附录的参考文献和索引就占了13页。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叫FVR（Free Voluntary Reading），翻译成中文就是「自由自主阅读」。所谓自由自主阅读，就是没有压力的阅读，没有任务的阅读，没有课后练习的阅读，不需要考试的阅读；想读就读，不读就不读；想读漫画也可以，想读奇幻类的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坐在马桶上读也可以。这样的阅读，恰恰是最有效的学习语文的方式。
郭初阳把这种自由阅读视为马拉松，「应试阅读像跨栏跑，一个马拉松跑得很好的人，在没有接受任何跨栏训练的情况下去参赛，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但马拉松和体能训练肯定能给他打下很好的底子」。
他上课大多都会准备「阅读材料」，比如讲川端康成《父母的心》一文，讲到亲子关系，他就准备了6篇阅读材料，分别是周作人的《小孩的委屈》， 纪伯伦的《先知·论孩子》，川端康成的《母亲的心》节选 ，列王纪里的《真假母亲》 ，刘以鬯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以及川端康成简要年谱。
其中刘以鬯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详细地描写了母子送别的场景，摘录如下——
天色阴暗，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母亲先将一卷钞票塞入我的衣袋；然后紧握我手，跟着黄包车在人行道上奔跑。「阿妈，」我说，「回去吧！」车夫逐渐加快脚步，母亲不得不松手。车夫将车子沿着胶州路朝爱义路拉去。拉了一段路，我回过头去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将车子拉到爱义路口，转弯。我乘此侧过脸去眺望，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讲到这里，郭初阳对学生们说，「这是我在现代文学当中看到的，最有力量的重复」。
在中学阶段，他就会给学生上写作课，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叫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先是模仿，模仿张爱玲的短篇《爱》，模仿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或者就摘取《追忆似水年华》里玛德琳蛋糕那一段，让学生写一个能够唤起记忆的小东西。
模仿过后，难度升级，他有的是玩法。他布置过「顶针故事」，顶针是一种修辞，前一句的结尾就是后一句的开头，他让学生自己找拍档，只有一个要求，前面那个人的结尾是你的开头，内容不限，文体自定。最后交上来的作业他都吃惊，班上有同学结为四个小组，做了一个连环顶针故事，A的结尾是B的开头，B的结尾是C的开头，C的结尾是D的开头，但是D的结尾又回到了A的开头。
他还布置过一篇随笔，题目就四个字，随便写写。学生一片叫苦，「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难的东西」。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把学生们的随笔集结成册，经过民主投票，同学们将这本「班刊」命名为《芦苇》。
在郭初阳的教育构想中，语文教育不仅局限于语言和文学，它还包括德育和美育。他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他曾说，「现在的中学开始高谈爱的教育，暗行酷的教育，匮乏性的教育，遑论死的教育」。
为此，他鼓励学生自己去办「性教育主题班会」。大家先检索资料，他会帮忙买一些书籍。同学们上网检索，无法避免地会进入到一些黄色网站中，这些高中生会开始思考：为什么倡导正常的性教育的网站寥寥无几，而色情图片与广告却充斥着各个网站？这些再正常不过的困惑，却只能做贼似的悄悄地提出，再悄悄地得到答案。为什么会这样?
关于性，班上每一位同学都提出了自己想讨论的主题，最后投票得出班会上讨论的四大块内容，分别是：自慰、性交与避孕、同性恋、社会环境与社会责任。他们自己制作PPT，两位同学还现场演示了避孕套的结构原理和用法，「就像学会如何使用灭火器一样」。
一位名叫李若云的同学记录了这次班会，她是这么写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尝试。相比西方国家那些早已完成性教育的同龄人，这也许来得有些晚，这个同龄人的讲座，相比那些性心理教育专家，也显得粗糙，但是至少我们迈出了稳健的第一步，我们有勇气坦率地、公开地讨论性，并且对此发表意见，这也应该是「活在真实中」的必要内容吧！
这堂特殊的班会课，吸引了许多人，同年级的同学听说了，也想来参加，年轻的数学老师，也悄悄地走了进来，静静地听到结束。
郭初阳还会鼓励学生给《南方周末》投稿，他告诉孩子们，「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从2011年到现在，郭初阳的学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几十篇稿子。主题很多样，比如「路旁的梧桐树为什么要把它砍掉」；「公交车可不可以停得离站台更近一点」等。
他还和学生们一起排过《雷雨》的话剧，那半个月，同学们每天用碎片时间排练，熄灯了还在继续对台词，连平时开玩笑也用台词，说话一不小心就带出了话剧腔。演出闭幕、奖项宣布结束后，已近十点了。郭初阳走出小剧场，身后山影模糊，抬头星光满天，他长长吁出一口气，心中流动的，确如曹禺所说，「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