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岁月

      我的家乡在彬州市韩家镇权家桥村，我出生那年我的镇叫永平公社。 永平公社是清末民国初年的一个乡公所，解放后撤乡公所设置乡政府，一九五八年改为永平公社，一九八四年又称为车家庄乡，二O一三年撤乡并镇叫韩家镇。韩家镇地处彬州市县城以南20公里处，辖9个行政村31个自然村，常住人口3万人。全镇辖区地貌为一条“Y”字形狭长的山岇小原，北窄南宽，像一把翠绿色的扇子，从水帘洞花果山脚下向南朝麟游方向斜面张开，扇柄在水帘洞山脚下 ，扇柱收缩在两华里长短的孺牛洼坡面上，上了原面扇子逐渐放开，一路向南朝麟游方向铺面而去，到了韩家镇政府便是整个原的龙脉腹地所在。从镇政府再向南行至五华里，便到了我的故乡权家桥村。我村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山村，全村有五个村民小组，村委会设在新农村的南边，与新建的全市规模宏大的权家桥阻击战烈士陵园遥遥相对。村上有一条主杆等级公路，那便是从旬邑县底庙镇通向麟游县城的一条二级省道。6米宽的旬麟柏油公路南北横贯而过，像一条墨绿色的葡萄藤，牢牢拴着全村五个组的枝枝杈杈形的通村路。我们村以徐李两姓人口最多，有时间也以程白杨三姓颇为活跃。村子不大，但能紧跟时代的步伐，无论什么年代都不会落伍，六十年代，以贫农为代表的程三礼、白真的、李宗兴、杨机敏、李司仪等人先后担任了村支书村革委会主任村长，执掌着村里上千号人的生死大权，他们搞起批斗来一套一套的，听年老人说城里来了几批“三师”“三五九”的红卫兵造反派都没斗过他们。文革期间，这些土生土长的当权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批斗会”专门对付我们徐姓500多口人的地主成份的人家。我家在我老爷辈上承包村里几十亩原面地，解放土改时被定了地主成份，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专政的对象。即便那时我还在娘的胎腹中，还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但一顶虚无缥缈的地主崽的小帽子，早已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着，高高举在空中，就像姜子牙的收神袋，单等我出生就劈头盖脸的扣下来，时刻准备将我牢牢的罩住。所以，只要我一来到这个世上，就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从我呱呱坠地到我十一岁小学就读经常挨打受气的那些日子里，我犹如圈在笼子里的小鸟，整天惊慌失措胆怯怕人，生怕谁给我一顿拳脚。那时候的我，鼻青面肿是经常的事。加之长期营养不良，面黄饥瘦，个头又不高，老师同学谁想撒气，我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每一个比我大一点人，都在我身上练过拳脚。期间，我也曾疯狂的反搏过，虽然偶尔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也曾将经常欺负我的几个混蛋整得喊爹叫娘，但第二天返校后我必将面对是阵雨般的围殴。就这样，我从七岁入学那天起到十一岁以优异成绩考入乡中学为至，我像小萝卜头一样饱受了童年非人的礼遇。以至如今年龄过了，回想起来仍有些寒颤。到如今，我终于悟透了人生轮回，“人算不如天算，多行不义必自毙”，当年那些整我治我祸害我的人，今天依然在那块山旯旮里背朝黄土面朝天，延续着祖祖辈辈生存的方式。他们的肆虐，倒把我逼成了一个不断自我革命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有益于社会的人，要不是那断艰苦岁月的磨练，我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自由自在。所以，痛定思痛后我悟明白了一个做人道理，我无论怎样与命运抗争，只要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里来到人世间，等待我的必将是一个饥饿难熬的童年和饱经风霜的少年。这犹如唐僧西天取经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一样，是命里注定的，在劫难逃。这也是后来我一步一个脚印，苦苦挣扎脱胎换骨修成正果的必由之路。

        一九六八年正月初五上午九时许，年味正浓，辛勤劳做了一年的乡下人，靠着每天8分钱工分换来的几升小麦大豆高梁等谷物，吃着搅团，喝着五谷杂粮粥，正在家里过“穷五”节，盼来年有个好收成。此时，权家桥西边沟的权家坡一个土窑洞里，传出一声声男婴清脆的哭声，一个六斤大小的男婴在这个饥荒的年代来到了人间，这便是后来饱经人生百味的我-----徐双虎。我的出生很平常，没有给徐家带来丝毫的喜庆，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地主成份，父母在村上是被专政的对象，是村里出工最早干活最累工分挣得最少的人家，尽管我勤劳的父母累死累活的早出晚归，也挣不了几粒粮食，只能以野菜汤面糊糊拉扯我度过饥荒。家贫如洗是我刚出生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谁都不能改变，以至于我和我的父母在以后的十多年间都未能做出根本性的命运变革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摘掉地主帽子”的那一刻起，我的命运才赢来了新转机，我才能像村里其他孩子一样在永平公社里的初级中学受到平等的读书待遇，才能过上正常百姓家孩子的生活了。

  弹指一挥间，七五年春天来了，我七岁了，靠着刮菜带喝糊涂面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那时的娃娃笨，好多农村娃上一年级都在八九岁左右。农村人供娃念书目的是识几个字，以后居家过日子能看住门就行，普遍对娃念书不是很重视。然而我父母却不同，他们因家境贫寒没念下书，吃了不识字的亏，所以对我寄予厚望，盼我好好读书，将来有个出息，好给他们和我祖父辈争个脸面，因为在我爷辈上我远房四爷在县城做过官，每年大年三十全家人“坐夜”（全家团圆）时，我爷就召集伯父与父亲他们兄弟五人开家庭会议，进行家训：“你们每个分立门户的小家庭，必须花些本钱，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以后顶立你们那一份门户。”碍于我爷的家法硬，父亲心胸豁达的我的父亲，就极力推送我去读书。那年月，农村娃读书最大的困难是没课本，好多学生上学都借往届生读过的书。我没钱买课本，就借了邻居王彬生的书本读，他大我几岁高我两个年级，在村里按辈份我叫他叔。他读过的书放在家里他妈的衣柜里，翻寻了几遍给我拿来让我去读。那时候我没上过学，认不得字，拿着一年级语文书看图画，听我彬生叔读就跟着读，吚吚哑哑的，看口型听声，顺口溜句子。就这，我天天跟屁虫似的，跟着他上学、割草、掏麻雀、玩泥巴，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形影不离。一晃当一年过去了，不知怎么就认识几百个字，我也能用铅笔写几句歪不拉叽的字，老师看了说“是个念书的苗，能念书了，明年直接上二年级吧。”我听了甭提有多高兴，跑回家给母亲讨要书包，准备来年上学装书。那时没有现在市场上卖的花样各异的学生专用书包，说是书包，其实就是用个一尺见方的旧布头针线缝个小口袋，能装进32k大小的两本书就行了。母亲给我东找西找寻了个我过周岁时戴锁锁剩下的半截红棉布，做了个挺别致的小书包，单等我上学使用。

      盼星星盼月亮，一九七六年正月十五刚过，正月十六我背着母亲给我拾掇的红棉布新书包，跟着同村高年级五六个娃娃正式上二年级读书了。上了三四个月，快到期末考试了，校长兼语文老师张安民说我个尖子生，二年级的课程不够学，将我直接连跳两级，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了四年级。当时我才八岁，正式进入学校才半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弄懂四年级的语数课本内容。调班后放学回家，我觉得无比荣耀，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一路飞奔而回。刚一进家门，就看见全村人都跑到我家给我父母祝贺，说“你这娃咋这么乖能念下书，你们怎么教育娃来给我把方法说个，我们也学一学”。父亲阴沉着脸，“能念个啥，还不是张校长瞎弄的，快不丢人现眼了，你们快回家去吧。”好说歹说打发走了乡邻，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番，让我以后少张狂，踏踏实实地读书做人做事。我尖子生的优越感一下子被秒杀了，我感觉委屈极了，我实在不理解我一向最敬仰的父亲为何这样不近人情，帮着别人来打击自己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呢？人家都说自己的娃乖，而我的亲生父亲竟说了他娃一大堆的不是。我心里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我不敢嘴嘟嘟，按照父亲的要求，夹紧尾巴好好读书。

        这一年的我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岁月。这年九月中旬的一个收玉米的阴沉的下午，想往常一样，放学回家 ，我收拾好屋里，手拉风箱，用柴禾烧开了两壶热水，在锅里搭上了3块玉米窝窝头蒸溜，切了些葱拌辣子，等候田间去给生产队掰玉米的父母傍晚回来煮些嫩玉米，一块吃饭。这时，年龄小我四岁的弟弟肚子饿的咕咕叫，不停的哭着闹着要吃玉米面窝窝头，我知道这些窝窝头是给父亲留下的，他晚上回来饭一吃，还要连夜加个通宵去工地上劳，不吃饱饭怎么干活？但弟妹不懂事，你哭我喊的哼哼个不消停。我眼巴巴的向村口坡坡路上看，天马上黑了，还不见工地上的人回来，想必生产队长不放工，没人敢走。我没有办法安慰饿慌了的弟妹，为了哄他们开心不哭闹，我就回屋拿了父亲用铁锥子打制的一个搓玉米棒的铁戳子，在院子里新搭建的杨槐树柱子上戳槐树皮，一下，两下……弟妹不哭了，破渧为笑。不知过了多久，我就这样麻木的戳着，弟妹如我一般傻傻的瞅着，一不留神，我胳膊困了，手腕酸了，铁戳子向上一扬，一下子朝我的左眼飞来。躲之不及，我中标了，扎进去半公分深。弟妹吓傻了，乖乖的站着不敢动，也不哼哼唧唧了………我忍着疼痛拔掉铁戳子，看了看没血滋，就大声呵斥着弟妹，不许给大和妈说，说了我打断你们的腿。天黑后母亲回来了，看我埋着头在炕上躺着，骂骂咧咧把我拉起来，给我肩上放了个笼担，让我挑着两个大柳框笼，去离家两华里的坳心里（“小平原”）让父亲回家时担玉米棒子。我不敢吱声，闭着眼睛，挑着比我还大的两个柳框笼，在嗖嗖的秋风里东摇西摆，啷啷呛呛的摇摆着向父亲的所在地晃荡。在田间呆了一个多小时后，随着父亲他们大人回来了。我饭也没吃倒头就睡，父亲骂了几句，吃过饭又被生产队长叫到工地上去了。安顿好家务后，母亲问我咋了，我编谎说头疼瞌睡了。母亲身体不好，又劳累了一天，就早早的休息了。那时候的家家户户娃娃多，胡乱拉扯着往大里长，大人每天被批斗会和繁重的劳动整得精疲力尽，谁还有闲情把娃疼里爱里。三天后，生产队里的玉米棒终于收完了，父母也终于从弟妹口中得知了我眼睛受伤的事，东倒西借凑了50块钱，徒步50华里把我从我村背到县医院。又后转到西安交大二附院眼科，进行了为期一月的专门治疗，才得以保全了我的性命。病好出院时，我听给我做手术的藏大夫说，当时眼睛伤及到了脑神经，若治疗不及时的话，会有性命之忧。这次生死磨难，是我自找的，也是那个饥饿年代的魔鬼寻的事，我不怨天尤人。虽次时代与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给我脆弱而幼小的心灵过早地蒙上了一层阴影，使我在后来的20多年的生活中饱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不公，但又助推了逆袭快速成长的步伐，使我一步步从弱小走向强大。我坚信，“上帝关闭一扇门时，必定会同时打开另一扇门”，面对生活中的意想不到，我们必须要有超强的自渡力，才能达到常人不能到达的顶峰。因为生活永远属于强者，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

        少年时期的我，生活虽然很清苦，吃了上顿没下顿，眼睛之事影响了我一生的前程，也给我的性格铸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铠甲，使我在困难面前临危不惧，血拼到底。记得十岁那年的冬天我正上小学五年级，天奇特的冷，鹅毛大雪和淋雨交替下个不停，把学生娃冻得牙叉骨直打哆嗦。那个罪，现在的娃没经见过。若要见，在电视剧《林海雪原》中可以看到。那是七八年农历十月十三，大雪纷飞，淋霜冰封，压折了公路两边碗口粗的白杨树，横七竖八地铺满了公路，积雪有四五十公分厚，吞没了我的双膝，我精脚穿着露着脚丫破布鞋，在距家一华里的雪路上一跪一爬地走着，身后留下一溜坑洼不平的血脚印，一刻不敢停歇，怕冻的起不来了。那天上学时，我穿着母亲改做的没有棉花的黑夹绒裤，怀里抱着白土削制的火盆，顶着风雪跌跌撞撞地向学校里赶。回到纸糊窗框的破败教室里，坐在泥土搭建的凳子上，摸着冰冷的桌面，看到同学们冻得满地乱蹦，我欲哭无泪，真不知道我们这些土豹子能念下书不，念下书将来能干什么？真想回到家里坐在炕上取取暖，一辈子不念书了。但一想到我们村上因念成了书而在县城里有了鲜亮工作的那几个能叫上名的人物，还有头上这顶让人生厌的“地主崽”的帽子，我逃学的念头立马就打消了。我暗暗发势，我要发奋读书，为我自己为我父母争气，我要千方百计把那顶地主成份的破帽子给甩掉，我不想一辈子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五年级上完就可到离家五华里的公社中学去读初中了。上了初中，就有麦草铺垫的学生床睡，就有现在建筑工地上熬柏油那样的大铁锅吃开水泡馍，村里人也就会把我们叫秀才读书人，寒暑假就可以当村上的临时记工员，在田间地头拿上算盘记账本给上工的人记工分算账………往长远里想，日后书念成了还能当国家干部，吃穿不愁还能养家糊口。有了这样的念想，立马就有了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拼劲冲劲，暗下决心背水一战，非拿个全校第一不上中学。牙关一咬，坚持了一个特别严寒的冬天，背完了语文和算术课本，在期末全县算术统考中，我以全公社第二名的成绩领回了我少年求学时的第一个“优秀学生”奖状。我三大闻讯把犒劳了我一顿，把家里过腊八节村上杀羊分的肉，包了羊肉饱子饿，全拿了过来让我吃，这一恩情我终生不敢忘怀。第二年开春，我如愿以偿的上了永平中学的重点班。

        在永平中学读书的三年里，由于班主任席伟儒是我表叔，父亲将我交付于他代管，他将我和我表哥席建民一同严加看管，每天天不明就开始让我们背英语背语文，晚上他还要亲自检查背诵默写情况，如若有一个段落过不了，火钳子就从脖子上擂下来了。他像父亲一般，对我疼爱有加，除了给我住校生端饭打水外，还不时地给我整理床铺拆洗被子。在课余时间，他坚持每晚刻蜡纸，白天印制英语辅导资料，每天早读分发下去，晚自习来跟班监督我们做作业。如若发现谁偷懒抄作业，甚或溜出教室到街上看大戏逛录相厅，保准第二天谁的家长，就要来陪孩子跟班上一整天的课，晚上父子还要同面给他写检讨，保证下不为例。他的严格，在当时永平中学是出了名的。正是他这样的严管厚爱，才使我一心扑在学习上，整天埋头勤奋苦读，不与人有多的交往，也没有时间去街上逛“物资交流大会”，白白丢失了好多次玩逛的机会。几年下来，我成了典型的书呆子，无论走到何处，手里都拿着书籍，即使寒暑假回家帮父亲放牛时，都在看书。到初三毕业时，我读书的修为和定力养成了，达到了“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境界。这种百折不挠的苦读，使我的大脑得到了锻炼，我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初中学习的那段难忘的岁月里，我还结识了后来改变我命运的一大批良师益友，像后来在彬县中学教英语的全国特级教师席伟儒，当时在永平中学就是我的班主任和英语启蒙老师，还有已故的语文老师郭子诚、数学老师席明哲，以及健在的程文杰、徐治安、李忠智、杨军安等一批恩师；在同学中结交的佼佼者也很不少，有后来咸阳二院护士长闫爱琴、北京石燕化公司总经理张永林、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席尚君，县城内工作的同僚闫世录、李继虎、张仓民、徐伯宇，以及小有名气的个体民营企业家焦引娣、徐科文、程晓刚、李忠孝等等，都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启廸，将我带上了一个新的征程，为我后来学习工作注入了精神上的强大动力，使我在面对无法预料的困难和挫折时，都能够沉着应对冷静处理，从小就锻炼我了处置应对“急难险”突发问题的能力和本领。1981年7月，我学业完成，初中毕业。席伟儒老师带的我班，在全县升学考试中学率优秀率均居全县第一，全班41个名同学考入了彬县中学。我也是其中一名，被分入彬中重点班就读。

        那段苦难的岁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个年头，在我人生刚蹒跚起步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命运就这样早已做好安排，给我了炼狱般的生活，让我在困苦和磨难中艰难曲折的寻求生存。这些常人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虽然在肉体上精神上对我进行了无情摧残和折磨，它不但没有击跨我，反而给我锻炼增长了一种面对困难而战胜自我的信心和勇气，使我百炼成钢，愈发弥加坚定弥加自信。我坚信：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关键是看你去如何征服自己，战胜困难，掌握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