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我国二十世纪末的教育发展总目标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1956年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了要普及义务教育，直到198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把免费的义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21世纪初我国基本普及了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是国务院于1978年11月06日发布，自1978年11月06日起施行的法律法规。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纷纷提出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生活教育等主张，普通老百姓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扫盲运动逐渐展开。扫盲运动本质上就是让人人接受教育，努力实现教育全民化。其实，从中国教育发展史来看，“扫盲”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中不将平民教育称之为“扫盲”而已。从西周时期的“唯官有学，而民无学”到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再到唐朝兴起的书院，洋务学堂，维新派改办的新式学堂，以及1912年癸丑学制专设女子学校，允许男女同校，1922年壬戌学制的七大标准之一“发扬平民教育精神”，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群众教育……受教育的权利逐渐地被更多群体所享有。（虽然义务教育已基本得到普及，但仍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
扫除青壮年年文盲和普及义务教育二者有交叉关系。因为义务教育的受教育群体是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为了在20世纪完成这两大艰巨的任务、迎接21新世纪，“村村有学校，人人有学上”成为实现两大教育目标有效手段。学校落实到每一个村庄或许有些夸张，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能基本在本村或附近村庄得到解决。
以我所见为例，我的成长见证了一所小学的存在与消亡。舅舅家所在的村子有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两个学校同在一个屋檐下，要走同一个校门口。放假的时候，我会到舅舅家待几天。我对那扇门里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我觉得那是整个村子里唯一适合我玩耍的地方。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机会进去过。因为我放假，他们也放假了。虽然每次路过的时候，学校里都没有人，但我知道这里平日里充满了小孩子的欢声笑语，解决了附近村庄孩子们的上学问题。那时候的孩子还过着安稳的生活。
2001 年国务院颁布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并提出， “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2001年到2012年，我国广大乡村进入了政府主导的以 “撤点并校”为 “抓手”的大规模中小学结构布局调整时代。“学校（小学）离村”成为农村教育的普遍现象。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体现了社会、国家对提高教育质量的追求，也体现了我国农村教育的新转向。“学校离村”主要表现在农村小学合并，集中在乡镇办一所中心校。从前分散在各村庄的教师、学生以及各种与教育有关的资源都集中在了所属乡镇，村学逐渐退出教育舞台。 【在此需要注明一个地方，“撤点并校”的时间截点为什么是2012年？2012年以后就没有“撤点并校”了吗？ 因为201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要“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学校撤点并校工作步入新的阶段，也即学者所说的“后撤点并校”时代。 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又出现了大量小规模学校。】
对于学者提出的“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出现小规模学校的观点以及“撤点并校”的观点，我持保留意见。我所见到的事实告诉我，农村的小学没有撤点，但会在镇上办一所中心小学，当然也就不存在新的小规模学校。应该说，这是因地而异的吧。虽然村小学依旧存在，但是家长、学生已不满足于当前的受教育水平，为了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学生跟随在城务工的家长进城读书。当然还会有一部分学生在这里读书，因为他们只需要满足自己的基本的受教育需要即可。可以说，村小学的教育功能不再像从前那般强大。因为曾经在村小学受过教育的孩子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知道农村教育使他们看不到未来，所以，他们要让他们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竭尽全力地让孩子跳出“农门”。
舅舅村里的小学只能上到三年级，哥哥姐姐们的孩子都想尽各种办法去城里上学。他们在城里买房落户，为的就是能让下一代不再像他们一样。表哥家的孩子2015年开始转到市里小学上一年级。他母亲说村里的小学都没人上了，都去了市里上学。给孩子转学，很大程度上是她的无奈之举，是很多农村家长的无奈之举。因为大家都在这样做，留在村里上学的孩子就意味着“放弃”。我们都不希望一个家庭的“希望”破灭。于是，他们一家人离开了农村，在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的城乡结合部找了一处房子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六七年，期间又生了一个宝宝。同样的受教育问题又出现在了他身上。我的祖辈虽已从农村走出来，但我仍有许多亲人在农村。我有许多兄弟姐妹在教育中被分流、被淘汰，他们的后辈也会是这样的命运。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特例。他们认为，我接受着比他们好的学校教育，有着比他们好的家庭教育。在我面前，他们会显示出更多的是自卑。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都如此渺小而卑微。“我们都是极为普通的人，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着普通的事情。”
有学者指出，从“村村有学校”到“学校离村”是农村教育的最大转向。倒不如说，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是农村教育的最大转向。
因为村学依旧存在，这一受教育的场所不会消失，只是里面的人越来越少。只要村民有在“村”接受学校教育的需求，“学校”就会在“村”。村学除了教育功能以外，还有社会文化功能。它是村民精神与希望的寄托之地。村学与村委会、村卫生室一样，是代表国家权力的有型的实体机构，是村庄“适于居住性”的象征。有它们在，村民就安心。而且村学是乡村文化的高地，由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乡村教师传播正统的文化知识，传承乡村文化。村学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符号，是现代文明在村落的代表。
熊春文在《“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一文中，将20世纪90年代末由国家发动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所导致的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视为中国当前最显著的乡村教育现象。其用“文字上移”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一趋势。（文中并没有对这一概念有一个具体阐释，只说其与“文字下乡”相对。综合全文来看，可以将其理解为“村落学校的终结”。）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两篇文章在论「文字下乡」。我初读时并未对它有深入理解。再读整本书时，对这两节的内容印象最为深刻，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确能够在生活中得到印证。看到熊春文先生的“文字上移”与学者周晔的“学校离村”的研究时，让我不禁三读《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乡土社会是“face to face group ”，口头语言和态势语在乡村比文字更常用。在熟悉、稳定的地方生活的人，记忆是多余的，村民不需要用文字来记忆。文字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不是乡下人的东西，不符合乡土社会的“乡土性”。“文字下乡”只是为了扫盲，消除“愚钝”，但文字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没有太大帮助。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写，“ ‘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不识字却并非愚不愚的标准”。 不识字就是“愚”？那不懂得如何捉蚱蜢又算是什么？ 这些标准不过是社会上层群体站在自己的价值立场所做的判断和规定。
我赞同熊春文先生所说的，“探究乡村教育是观察中国社会深层权力结构及其变迁机制的极好载体”。但不赞同其提出“文字上移”的说法。其在文中指出，“历经百余年的现代化化进程，这一事业逐渐深入和扩大，文字终于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显然，这个“文字下乡”的过程是经由农村学校，尤其是小学校来完成的”。“扎根”？文字融入今天的乡土社会了吗？引用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人人识字不代表文字融入乡村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字下乡”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建国君民”之需的行动。
实际上，文字并没有真正实现下乡，更谈不上上移；学校也没有离村，但学生离村了。与其说“学校离村”是“文字上移”，不如说是“学生离村”是“教育上移”。
这里的“教育上移”是指乡村学生越来越追求更好的教育。其实，受教育一开始就是优势阶层的特权，现在虽已不是特权，但仍存在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学生离村”，离开了孕育乡村少年健全人格的土壤。他们不再是真正的乡村少年，他们与乡村社会空间上的“在场性”“稳定性”关系特征消失，与乡土文化的“亲近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离土化和离家感。他们渐渐告别和逃离乡土和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的“离土”“离农”趋势，使村落消亡和乡村社会瓦解也逐渐加速。
本文从扫盲、普及义务教育出发，引出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乡村教育转向，兼论“文字下乡”“文字上移”观点，提出“学生离村”“教育上移”的看法，希望文章能合乎逻辑。其中掺杂着一些个人经历与感受，希望文字能更加有血有肉。
村学，其外不是金玉，败絮也在其中。它该何去何从？“学生离村”潜藏着哪些社会文化隐忧？如何应对城镇化浪潮的涤荡与打击？
（待我有了思路，再来写上一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