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讽刺新法，已经是历史定案，从苏学专家孔凡礼先生编定的《苏轼全集》中，可以发现许多实证，但北宋风气开明，且不说设谏官或谏职专门从事“直陈时弊”之事，地方官亦可以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讽喻诗自唐代以来，士大夫关心朝政，怜恤黎民，因时因事而作，也是份内之事，所以被视为理所当然。
但当时的情况，远比写几首诗，发几句牢骚复杂。苏轼写诗讥讽新法，不在于讥，而在于讽。此讽并非嘲笑的意思，而是用含蓄的话指责或劝告。很明显，初衷在于讽谏、劝谏，希望皇帝对弊政有所修正，然而陷入党争之后，事情却有变了…
宋神宗熙宁七（1074）年，熙宁变法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按照当今的说法，谓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前期实施一系列创新制度，改革财税，国库也日渐充盈，神宗觉得变法还是有效果的，但弊端也已经显露无遗。史书对王安石的论述汗牛充栋，褒贬不一，不过大致罗列了三条教训：用人失策、操之过急、法纪不力。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损百姓以肥官家，宋神宗果断向前走，也有意识地屏蔽了一些负面消息，改革才得以继续推行。
然而，人心毕竟是肉长的。听多了负面消息，不信也有三分。更何况，古代君王都非常迷信，一旦有违天意，他们断然不敢不收敛自省。
自1074年春天开始，京城汴梁及多个州县久不下雨，至夏天时旱灾已经蔓延至全国，并且没有丝毫收敛的迹象。饥民、流民开始四处流窜，朝廷已经有所耳闻。王安石的政敌正好抓住“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了对变法派的围攻。
这里有必要率先澄清一个概念。北宋熙宁年间，朝臣对于改革变法的态度大概分为三种。一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提出的“三不足”非常有名；二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主张因循祖宗之法，不可改弦更张；三是以苏轼为首的中立派，虽然史学家经常将苏轼归入旧党，但其实他讲究因时论事，并不是完全地反对变法。至少，他觉得变法是必要的，但要注意节奏和方式，既要避免药不对症，又要避免用力过猛。
所以，以此观之，新党与旧党，不是截然的好与坏。就形势而论，各有其用武之地，也无关道德上的谴责，如果历史能够重来，新旧党都愿意大宋国泰民安的，只是实现这个愿景有许多条路，无法未卜先知的忠臣儒士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可惜这已经是后话了。
说回旧党对新党的围攻，当时条件下，朝廷打算例征免役钱，朝野陷入了巨大的争论漩涡。宋神宗听完双方辩论，忧形于色，寝食难安。在这个摇摆不定的当口，只要再有一些实例证明变法利弊孰轻孰重，这位27岁青年皇帝心中的砝码就会向哪边倾斜。
三月，开封的暮春时节，阳春渐暖，花开蜂喧，天子脚下仍然是一派祥和景象。若是文雅一点的宋人，可以邀亲友，三五成群，一同游览汴河两岸，应当大致可以饱览三十年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美景，但1074年是个灾年，春天少雨，四月份竟然下起了冰雹，接着广大农村干旱，又是盗贼四处流窜，田地间蝗虫肆虐，时任光州司法参军的郑侠（1041-1119）画了一幅《流民图》，把去冬今春的新账旧账一起算，不日就献给了游移不定的宋神宗。
这件基层现实主义作品，触动了神宗敏感的神经。他反复观图，整晚睡不着，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紧接着，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四月，王安石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出知江宁（江苏南京）府，北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黯然退出，变法大业遭受重挫，朝政由韩绛、吕惠卿主持。
千里之外的西湖之滨，时任杭州通判的苏子瞻也没闲着，他离开办公地，到田间地头视察，并临时前往受灾严重地区商量灭蝗对策。行走之余，子瞻依据见闻，写了一封《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
……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果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此京东余波及淮浙者耳，而京东独言蝗不为灾，将以谁欺乎？
奏折很长，单看这一段，再通过现代传媒了解一下蝗灾，知道子瞻所言绝非夸张，文本上下，可以归纳子瞻三点看法：一是蝗灾范围非常广，从汴梁波及江苏、浙江一带，成百上千里都无幸免；二是受灾非常严重，以至于群蝗飞起，比钱塘江潮的声音还大，来时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庄稼尽毁；三是基层官吏不作为，竟然说蝗虫能除草——如果真能除草，农民兄弟们为什么要捕杀呢？狗官们说瞎话骗谁呢？
奏折后半段，子瞻还讨论了赋税问题，灾年重税，简直是要置农民于死地。把奏折寄出去，连同旧党们的反对声音，在朝廷引起了巨大的波澜。保王派和倒王派斗争日甚。别春入夏，他一直忙碌在抗旱及灭蝗一线，苏文中有这一阶段的奏折、诗词、散文若干，也是当时时局和个人心态的反映。八、九月间，他带一路人马往西而行，过临安，到了於潜境内。人困马乏，焦渴难耐，便在县城西二十五里的浮云岭稍事歇息，期间写了《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
这首诗写得很直接，自嘲的意味中充满了对农民的同情和身在官场的无奈——
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
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
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
这首诗中运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乌衔肉”，一个是“犬附书”，弄清楚之后，才能明白子瞻既含蓄又直白的矛盾心情。
乌衔肉，源自《汉书·循吏传·黄霸》，黄霸曾仕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三朝，当过纪检监察系统的领导干部。说是黄霸想了解一下工作，就派一个干部下基层搞搞实地调研，并嘱咐他安排周密妥当，不事声张。这位廉吏下基层后，不敢住官驿，就在路边过活，吃块肉时，不小心被天上盘旋的乌鸦给抢去了，有人看在眼里，告诉了黄霸。等这位廉吏下基层回来，黄霸表扬他道：“听说你下基层干工作，在路边吃饭，肉都被乌鸦抢去了”。廉吏大惊，暗自揣度领导怎么什么都知道啊，索性大小事全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犬附书，源出祖冲之《述异记》，说西晋文学家陆机，养了一条名叫黄耳的高智商狗。陆机在洛阳当官时，想念家中（苏州）亲人，一日突发奇想，问黄耳能否为他送书信，黄耳听懂人话，不负所托，从此两地传书，蔚为美谈。子瞻在海南时也养过狗，并写诗相赠，其中最后一句是“黄耳定乃祖”。
子瞻运用这两个典故，非常巧妙，浅中见深。他说蝗群遮天蔽日，比雨还要厉害地侵袭到田地各个角落，如果新法科学得当，怎么会有这样的灾难呢？难道说是我苏子瞻扫把星惹了这些倒霉事？心中有千言万语却没办法上传下达，只是徒劳辛苦，想念在济南任职的亲弟弟，却没办法找到一条像陆机那样的黄耳犬送家书，心中那个郁闷痛苦啊，可笑我自己迂腐无成，这样的人微言轻，却还得奔走在灭蝗的路上。
作为一任地方官，子瞻目睹耳闻新法带来的弊端，也尽力上书朝廷，希望当政者能够及时调整策略，扬长避短，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济于事，他便感到了深深地无奈，继而自嘲卑微无用。
在另一场合，子瞻曾说——
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
朝廷执弊政于地方，地方官上疏而无用，捅出的娄子却找地方官员背锅问责，莫说是千年前通讯和交通不发达的北宋，哪怕是当今之世，谁又敢说“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坏就坏在基层干部身上”呢？
古话说，曲突徙薪无人问，焦头烂额座上宾。在此前数年，子瞻曾经论述了变法措施的危害，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尽陈其弊，并对可能导致的后果作了预计，现实证明子瞻是对的，如今却要为别人的错误埋单，心情可想而知。出身于四川的子瞻，估计没少骂川式“日你先人板板”。又说，上医医未病，中医医小病，下医医大病。子瞻想做上医而未得，一腔才情无处施展，也实在是憋屈呢。
这样的讽谏诗，苏子瞻难道不该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