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在《江城》一书中，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记录了他遇到的陕西人和四川人相互评价的事。陕西人评价四川人说，“四川人好狡猾啊，那儿的女人名声不好哦。”还有，他们认为，“四川人不像我们陕西人这么有文化”，而陕西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呢”，“陕西方言曾经是全国的标准话，跟北京的普通话差不多”，“四川人说话的腔调才难听哦。”
而四川人对陕西人的评价照样不怎么样——“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可不一样，他们块头很大，因为他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米”，“女子也没有我们四川的女子长得漂亮，因为那里的光照很厉害，风沙太大，北方女人的皮肤很不好。”
说完了故事，何伟评论说，中国人总是对其他地方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偏见，比如他接触最多的涪陵人，“他们的一大优点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
其实何伟说的不完全对，像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现实中，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人类群体期间还存在差异，这样的“自豪”和“偏见”就会存在，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比如，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中谈到蛮族时说，在希腊人的定义里，不会说希腊语的外国人就是“蛮族”，所以希腊语的“蛮族”一词就是barbaros，拉丁语是 barbarus，演化到英文则是barbarian，它的意思是，那些话说不像你、发出“巴拉巴拉”声音的人，就是蛮族。
关于“相互瞧不上”这一点，其实是有理论支持的。尹继武在《读书》杂志发的文章“剖析极端暴力的政治心理之维”中引用学者谢里夫所进行的著名实验结果——只要群体成员意识到他们的成员归类范畴，就会产生内群体偏爱，从而歧视外群体，进一步竞争可能恶化为冲突。你看，内部的偏爱、外部的歧视，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西。尹继武进一步分析说，“群体间的歧视和冲突”，其实并不是因为利益驱动，而多半由“受到群体对于自身成员资格的认知和情感意义所决定”。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群体中成员，通过与大家相处的过程，认识到了自身的成员资格并获得了大家对他的认同，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两种情绪：对自身群体产生偏爱、对外部群体偏见。这大概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刻板印象”了。
对此，彼得·里克森和罗伯特·博伊德在《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中的解释是，“文化是生物学的一部分”，人类的这种心理机制是演化而来的，它决定了我们学习什么、如何思考，并进而影响到了哪种信念和态度会得到传播和延续。而决定文化演化的原因，就是“种群思维”。
具体解释一下就是，你出生在哪一个种群中，就会受到来自这个种群在传统思维方式与内容的影响，在这种慢慢的“濡化”过程中，你就成为了偏爱自己人、瞧不上外人的那个人！这大概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原因了。
那么，这种基于种群的、濡化出来的、想象的文化“自负”，会不会发生改变？霍夫斯泰德在《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中说到这个问题。霍夫斯泰德说，两种文化的接触中，通常会有一个“心理反应周期”，最开始是好奇，之后的第二阶段是“民族中心主义”——“当地人会以自身文化的标准来评价客人，而且这种评价常常是负面的”。经过了这个阶段后，如果“经常有外国客人来访，当地人可能会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多中心主义阶段，即承认不同类型的人应该采用不同的标准加以判断，一些人会根据外国人的标准来理解外国人”。
但是，“多中心主义阶段”似乎又会掉进“文化相对主义”的窠臼中。比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记载，古波斯国王大流土在旅途中见识和研究不同文化时发现，一个古印度部落卡雷逊人的习俗是，在他们的父亲死后吃掉死者的尸体，而希腊人则举行火葬。于是，大流士做了一个实验，一是问希腊人，怎么才能让他们吃父亲的尸体；二是问卡雷逊人，怎么才能让他们烧掉自己父亲的尸体。结果是，希腊人和卡雷逊人都“感到非常恐怖”。
不知道卡雷逊人现在还在不在，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即便他们还在，也多半不会吃掉自己的父亲了。
所以你看，在解开文化“自负”与偏见的绳结时，另一件事情发挥了作用，这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文明”。每一个族群都有各自的“文化”，但在“文明”的尺度上，你的文化刻度在哪里？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中说，“文化”的概念，强调民族差异、群体特性和民族自我意识，而 “文明”，则会减少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因为它强调人类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应该是共同的那些东西——至少对于那些已经“文明”了的人来说是这样。
什么是“已经‘文明’了的人”？我们拿盐野七生在《罗马人的故事》来说说。
说到蛮族，盐野七生说，罗马人衡量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标准与希腊人不同，不是他们会不会说拉丁语，而是他们能否接受多民族共存共荣所必需的规则，即接受法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换句话说，如果与邻人发生冲突，是依据法律还是凭借武力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文明人靠辛勤劳作为生，而野蛮人则是强取掠夺”。比如日耳曼人的一支哥特人，尽管他们穿上了布衣、住进了石头房子，但仍然是蛮族，因为“如果同时有务农和从军两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接下来，盐野七生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比较更有趣。她说，希腊的知名学者们都认为，罗马人创造了三项伟大的杰作——街道、上水道、下水道。而这些，“连鼎盛时期的雅典都没有关注过”。尽管希腊人“在建筑和艺术上都相信自己无与伦比”，但他们也真心敬佩罗马人。“希腊诞生了医圣希波克拉底，却不关心上水道、下水道的建设，而罗马人在医学和医疗上都依靠希腊人，却热衷于上水道和下水道的建设，而且建造公共的大浴场，坚持保持身体的清洁”。盐野七生调侃：
“这两个民族的差异令人回味。我不禁想，也许苏格拉底以及苏格拉底欣赏的俊美青年满街跑的雅典，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