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文人入仕易踩的“雷”

        自古文人入仕，多“得也文学，失也文学”。

        苏轼是文学取士制度的产物，起初因文学作品被重视重用，后又为文学取土进行辩护，开始了反对“新法”的政治立场，也因此卷入“乌台诗案”，遭驱逐离京，案件发生后又遭牢狱之灾。

        读完此讲后，我想从以下几点重新“认识”“乌台诗案”。

一。“乌台诗案”非“忠奸之战”，实为政治斗争失败的附属品。

        诚如作者所说：“卷在里面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把国家搞好，而那些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的人绝大多数是不计个人祸福的高尚的人。”“新法”代表人物王安石在财政、军事、教育、科举出方施改革，有其道理，也为了国家的发展“旧法”代表人物苏轼，在某些方面持异议，也属正常。另外，即便是“乌台诗案发生之后，以“新党”为主的大理与官员，在审讯时依靠严密的司法制度，持“专业精神”，保证苏轼获得合法的处置。

二、“诗案”成就了“诗话”

        权力压制语言而引发的“乌台诗案”，竟也成就了千古流传的“诗话”，且是来自苏轼本人的解读，为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岂不是“诗案”背景下的“因祸得福”？－是苏轼政途生涯的祸事，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福因。苏轼是文学取士的产物，文学成就了苏轼千古文豪的地位，也给苏轼带来了人生的起伏：官场的得意与失意，精神的激昂与黯然。反过来，这些得意与失意、激昂与黯然，又使得苏轼的文学作品留韵千古。

三、离朝入杭的意外收获

       苏轼离朝入杭，成就了杭州之美。这种美与其说是山水美，不如说是苏轼赋予了这山水诗意美。直到今天，我们在感叹杭州西湖、吴山之美时，仍愿借用苏轼的诗词来表达。苏轼的离朝入杭，也成就了词作文体的兴起，直至今日，还有很多音乐人愿与苏轼“隔空对话”，将其诗词与流行音乐结合，意境传 承，美哉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