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变：更也，从丝从言从攴。丝本义是乐器，攴是手。丝、言、攵结合，指弹琴时手指在不同琴弦间移动。变的原义就是更换，如《小尔雅》：“变，易也。”
变也指改变，如《易·系辞》：“一阖一辟谓之变。”朱慧鹏《听琴经》：“博学以知其理，广听以明其变。”
变也指变通，如汉·桓宽《盐铁论》：“善言而不知变，未可谓能说也。”又如《礼·王制》：“一成而不可变。”
变也指权变，如《前汉·魏豹传赞》：“张耳、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文中子·述史篇》：“非君子不可以语变。”
变也指发动事变、政变，如《汉书·高后纪》：“待吕氏变而共诛之。”
变也指不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汉书·五行志》：“灾异愈甚，天变成形。”又如《宋史·王安石传》：“天变不足畏。”
俨：形声。从人，严声。本义：恭敬、庄重。如《尔雅·释诂》：“俨，敬也。”《礼记·曲礼》：“俨若思。”《离骚》：“汤禹俨而求合兮。”唐·王勃《滕王阁序》：“俨骖騑于上路。”
俨也指美艳，《诗·陈风》：“有美一人,硕大且俨。”
俨也指宛如、十分像 ，如汤显祖《牡丹亭》：“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
俨也可作为动词，指仰头，如唐· 来鹄《圣政纪颂》：“若俨见旒，若俯见冕。”俨然：“庄严的样子。”
即：就也，会意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左边是一只盛食物的高脚器皿，右边是一个站立或跽坐的人，此人正面对着食器，准备吃东西，即的本义是就食。
引申为就（动词）、接近、靠近。如 《前汉·高帝纪》：“使陆贾卽授玺绶。”
即又引申为至、到达、迎合、符合、寻求。由接近或到达义引申为就（时间副词）、即刻，由此虚化为表示承接的连词，与“则” “乃”用法接近，而且还可以表示假设、让步或转折。如：“即使”。
厉：旱石也，始见于西周金文，其本义是质地粗硬的磨刀石，这个意义后写作“砺”。如《战国策·秦策》：“缀甲厉兵”、《左传》：“束载厉兵秣马”。
“厉兵”指磨砺兵器，使之锋利。通常说的“厉身”，指磨砺自身。《荀子·性恶篇》：“钝金必将待砻（lóng），厉然后利。”
后引申为严厉之义，如厉音（声音严厉）、厉气（严厉的神色）。如《礼·表记》：“不厉而威。”
厉也指劝勉、勉励，如《前汉·儒林传》：“以厉贤才焉。”
厉也指厉鬼。如《左传·昭七年》：“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
厉也指虐待，如《孟子》：“厉民以自养也。”
厉也指猛烈、程度深，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诗》：“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厉也读lai，如《史记·范雎传》：“漆身为厉。”言以漆涂身，而生疮为病癞。
厉也指姓，如《广韵》：“汉有魏郡太守厉温。”
全文理解为：
子夏说：“君子会使人感到有三种变化：远远望去庄严可畏，接近他时却温和可亲，听他说话则严谨认真。”
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孔门四科”中文学科的代表，孔门解散后，他回到魏国办学，开创了“河西学派”。
子夏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有所偏离，有法家色彩，曾被荀子称为“子夏儒”、“贱儒”。朱熹称之为“异端”。
子夏主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孔子曾提醒他“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本文就可以隐约体现出子夏的法家思想。法家的三个法宝就是：法、术、势，法就是驭众之法令，术就是驭下之权谋，势则是驭“法”、“术”之权威。
望之俨然，就是一种“势”，让人感觉敬畏，就像现在的民警，必须穿上制服，才感觉有威严。
孔子也主张“温”，他自己就有“温而厉”的气质，孔子的“温”是仁的自然流露，“泛爱众”的体现，而子夏的“即之也温”是一种权变，是“术”的运用，目的是要“驭人”。
“听其言也厉”是“势”的运用，用“势”来征服对方。
法家不同于儒家，但并不是水火不容，在某些领域，法家的功能不可替代，比如在管理以及商业营销方面，很需要法家“术”和“势”的运用。所以，现代社会应该儒法合流。
法家的“法”、“术”、“势”
法家，诸子百家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治理刑狱的官），成熟在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齐国政治家、改革家）、士匄（gaì，即范宣子，曾制刑书闻名于世）、子产（郑国政治家、改革家）、李悝（魏国改革家，《法经》作者，子夏弟子曾申学生）、吴起（军事家，改革家，子夏弟子）、商鞅（秦国改革家，李悝弟子）、慎到（赵国人，齐国政治家）、申不害（郑国人，韩国政治家）、乐毅（燕国政治家）、剧辛（燕国将领，政治家）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法术势”是法家学派的术语。法家各种学派中对于三者各有侧重：商鞅尚法；申不害重术；慎到乘势。
韩非则认为以上三家各有不足，商鞅“徒法而无术”，申不害“徒术而无法”，慎到则偏“自然之势”，都很片面，因此主张抱法处势而用术，将三者结合起来。
三者中，韩非将“势”看作核心，而关于“法”的理论最为杰出，曾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
比如，韩非认为，“法”乃治国之本，君主规定明确的法律，公之于众，臣民依法而行，立功者受赏，犯令者受罚。君主不需要花太多精力，也不用以身作则，只要依法办事，即可以“垂拱而治”。
对于“术”和“法”的关系，韩非则举过这样的例子：人如果不吃东西，十天就会死去；严寒之时，不穿衣服也会死去。衣和食，对于人来说，都是养生之具，缺一不可。同理，君主有权无术就会困于上，臣民无法就会乱于下，同样缺一不可。
对于韩非的理论，某些统治者也会持有非议，但对“法”、“术”、“势”的基本精神却都非常信任。因为有了“法”、“术”、“势”，君主就可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权势，加强对民众的统治和对群臣的控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韩非子不但批判法家前辈，还对儒墨两家进行猛烈攻击，他说：当今的显学是儒墨两家，他们都称颂尧、舜，但他们对尧、舜的取舍不同，可都认为自己得了尧、舜的真传，到底谁来鉴定儒、墨两家哪一家得的是尧、舜的真传呢？
而且，孔子死后，儒分八家，墨子死后，墨分三派，各派都自称得了孔子或墨子的真传，又到底由谁来鉴定谁得了孔子、墨子的真传呢？
韩非子认为，尧、舜的年代离今天也太远了，谁是真尧舜还是假尧舜谁都搞不清楚，那么，用他们的道来治理国家，不是糊涂、愚蠢吗？
尧舜之道不能鉴定真伪，孔墨之道也不能判定谁是真传，所以，不能以他们的学说来治国。而且，以德治国从实践上来看也是荒唐的。
韩非子说：“夫圣人之治国也，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治理国家，不能依靠百姓主动做善事，而是要避免百姓做坏事。因为“恃人之为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天下的善人用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依靠善来治国不是荒唐吗？如果以法令来避免百姓不做坏事，全国都可以做到。因此，“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治国要适应众人可以做到的，而不能适应少数人能做到的，严刑峻法，人人不敢为非。
希望人人做善事，根本不切实际。这里韩非子提出了一个底线思维的治国原则，要确保每一个人最低水平的行为底线，这个底线由法律规定，人人守法，则稳定的社会秩序可以实现。